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就是一场短暂的梦魇。
梦中充满了个人的悲剧,时代的默然无声,和两者混杂在一起时的苦涩滋味。
崔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侯牧人......这群孤独的人一点也不可耻,历了辉煌与落寞,他们如今还是傲慢而清醒的摇滚音乐人。
文 | 北方女王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
崔健身背吉他、头发蓬乱、裤角一高一低,对着全场1万多名观众嘶吼出了一首《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一喊如同平地一声雷,让台下观众瞬间沸腾。听众们长久被压抑的情绪,变成尖锐的呐喊,这是摇滚乐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演出。
在那个年代,《一无所有》让一群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的青年们,找到了一种释放自己的出口。
键盘手梁和平回忆: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年,崔健仅有24岁。
长期处于地下的摇滚乐终于浮出水面,中国摇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音乐、语言、欲望、思想,正在逐渐被松绑。
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中,迎接着欲望的冲击。
80年代,世界风华正茂,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才刚刚睁眼。
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浪潮,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是一把刀子,锋利而热烈,让人久久无法释然。
从台湾来到北京的张培仁在其中看到了青春、理想与困境,他一直试图冲破那扇久闭的大门。
可最终,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
1989年3月,当张培仁初到北京,看见崔健用红布蒙着眼睛,一边吹小号一边唱《一块红布》时,彻底被震住了,这个身高1.95米的硬汉抱着一根柱子痛哭流涕起来。
张培仁一度认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掉在没有生命力、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
但崔健、唐朝、窦唯、张楚、何勇这帮年轻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呐喊出理想与愤怒的场景,着实地冲击到了他的心脏。
每一个乐队,都没有好器材,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没有市场财富。当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匮乏的时候,他们却在用生命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风格各自不同。
他们物质贫乏,但精神饱满。
那是一段活在乌托邦里的岁月。人们的笑容那时都还没什么目的,活得不太容易,却有许多理想。
远在西安部队做文艺兵的许巍,听到崔健的一声呐喊,仿佛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所深深吸引:我要成为崔健那样牛逼的摇滚歌手。
1993年初,摇滚乐在北京大热,先有《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先锋”报纸,报告摇滚动态;紧接着魔岩文化公司推出《中国火》系列打头磁带。
在张培仁的推动下,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加入滚石唱片,《黑豹》和《梦回唐朝》两张专辑横空出世。
1994年,由张培仁、贾敏恕牵头,台湾滚石公司下属的魔岩唱片签约了窦唯、何勇和张楚,魔岩三杰这就齐了。
大家都喜欢窦唯。他擅长多种乐器,尤擅吉他、笛子、鼓等,他唱起歌来,能让台下万千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心肝乱颤。
窦唯总是带着内敛的神秘感,即使大家在一起开心的时刻,他看起来也总是深思状。
这个北京男孩的身上,透露着特有的清高和书生气。
张楚是西安流浪到北京的文艺青年,瘦瘦的小个子,眼神天真而忧郁,然而歌声浑厚苍茫中带着不符合那个年龄的忧郁,听着催人泪下。
他的音乐有着浓厚的现代诗韵味,含蓄而深邃。魔岩文化《中国火》的第一首歌,就是张楚的《姐姐》。
何勇总喜欢双手揣在口袋,低着头,绷着脸,眼露不羁,仿佛憋了一身的气,发愁没架可打。
他表达感受的方式永远直接和犀利,让人在歌声中反省或思考。
“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风格。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贾敏恕说:“如果说它起到一种开天辟地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单纯真实。”
对“领头人”张培仁来讲,艺术家的道德只有一个,就是才华。
在张楚看来,魔岩的运作,“可以说是理想化的资本家碰上艺术家了。”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信仰的东西,人们极度渴望精神上的安慰。
彼时,内地开始慢慢解禁那些靡靡之音,被集体主义浇灌的年轻人一下子如脱缰的野马,开始释放自己的个性。
清一色的蓝工服不再是他们眼中的时尚,扎着马尾的姑娘也解开了皮筋,少年们扛着卡带机,寻找空旷的地方,大声地嘶吼着。
还在央视做主持人的蔚华,直接改行组建了呼吸乐队并担任主唱,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
过去的种种压抑,鼓动了这代年轻人的站立与呐喊,没有虚妄的商业主义在做阻挡,只有真诚与精神。
80年代有个叫侯牧人的音乐人,用高晓松的话来形容是“大嗨腕儿”的。
当年侯老爷子去工人体育馆看足球,国足的胜利使得全场情绪沸腾,一群陌生人跑到天安门广场,相互拥抱。
人们想要唱歌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当耳边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 旋律的时候,他说:
“我要找一种音乐,在广场里,在这种时候能唱。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世界上肯定有。
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开始冒了,后来我知道,这个是摇滚。”
后来,一张叫《红色摇滚》的专辑诞生了,传统的革命歌曲被附上了摇滚元素。
当一头长发,身穿牛仔服在舞台演出的侯牧人,与台下几万观众一起高歌 “我爱你,中国” 的时候,他知道当年自己在天安门摆下的誓言,实现了。
当年那群有性格的年轻人对于摇滚乐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内心有股坚定的信念,中国是时候该拥有一种颠覆性的音乐了,一种能带给民众力量的东西。
80年代到90年代的年轻人在尝试中失败,在失败中继续,在继续中寻找,在寻找中看到出路。
张培仁说:“那是在中国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1994年的红磡往事,一直被追随者们津津乐道,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这场演唱会之前发生的许多大事。
1994年深秋,一个叫许巍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两首作品踏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他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崔健那样的摇滚巨星。
一年后,许巍签约红星生产社,他的《两天》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被收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
这期间,红星生产社力捧郑钧,他在马克西姆餐厅,登台演唱了《赤裸裸》,这是他同名专辑的首发。
那一年,校园民谣也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淡淡的忧愁为所有岁月静好的幻想寻到了归处。而郑钧也是在此刻,用一张《赤裸裸》将那脆弱的纱布狠狠撕开。
他们骨子里,都有着西安人的倔强。
1994年,23岁的汪峰组建鲍家街43号乐队,随后为话剧《浮士德》开场献唱。不久后,他携刚成立的乐队,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作,担当了话剧《浮士德》的全部音乐创作。
这年6月,何勇参加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凭借《钟鼓楼》获奖。
80年代的那群年轻人,骨子里那种文化的自信与自尊跃然脸上,在气宇之间流露出来。 
何勇他爸何玉生有些纳闷儿“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外界的各种不理解,反而让他们表达欲更强。
1994年,黑豹的“穿刺行动”开始巡演,崔健早已远赴柏林,大谈《一块红布》时说:“艺术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魔岩也在这年隆重推出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三张专辑一经面世,便火爆异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致的包装,只是来自灵魂的长啸和倾诉。
他们反主流、反商业、反传统、反权威,拿到话筒后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抗,试图打破一切墨守成规。
张培仁早年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在32岁那年必死无疑。他说:老子非要把摇滚这件事干到一个地方不可。
那是一种坚决而冷冽的态度。
他想要最自然的方式,将这种态度呈现出来。
那一年,靠着37张假证件,张培仁带领这群心存“理想火苗”的年轻人去了香港。
1994年12月17日,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抵达香港。
红磡演唱会前,他们一一出席香港的新闻发布会。
这些面孔对于香港民众很是陌生,考虑到大家对摇滚乐的接受度不高,主办方主动派送了一批门票。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那一夜成为日后几代人心里无法磨灭的摇滚记忆。
1994年 摇滚中国乐势力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
“窦唯!窦唯!笛子!”
窦唯身穿黑色西装,表情淡漠地走了出来,一身正装的他看上去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笛声响起,全场寂静。
可当窦唯一开口唱《高级动物》,底下的观众瞬间沸腾。
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解读人类的种种欲望与罪行,迷幻的曲风里沉吟着那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自持的面孔,傲慢的气质,让窦唯一夜之间摆脱了王菲男朋友的标签。
登上红馆前,何勇接受媒体访时说:“四大天王中除了张学友其他都是小丑,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
这个个头不高、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年轻人,一出场就把当晚的气氛推向高潮,大声喊道:
“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唱到尽兴处,还将一瓶矿泉水倒在面孔乐队的吉他手邓讴歌的头上。
后来有乐迷说,何勇当时的演出“印证了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现场的音乐形式”。
那个天塌下来还浑然不知的张楚,又黑又瘦,眼神清澈而坚定。
没有华丽的装饰,一件毫不起眼的旧衬衫,一条牛仔裤,一张椅子,一个话筒,孤独的坐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唱着歌,就足以引沸全场的气氛。
那年冬天,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乐队,让香港红磡体育馆彻底燥了起来,那是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一夜。
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观众进入了癫狂状态,本来只能坐着看的,观众却都站了起来,口里大声的喊着魔岩三杰和唐朝的名字。
有许多观众兴奋得大喊大叫,甚至有人边撕自己的衣服,边叫喊。
张培仁回忆说: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荧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
张楚后来觉得,还是人性共通的东西打动了观众。
可没有人预料到,这是中国摇滚的巅峰时刻,也在无法挽救地走向衰败。
上世纪末的空气是焦躁的,人们刚刚遭受互联网的冲击,巷子里的小孩个个开始崇拜非主流文化。
张培仁在滚石旗下创立的魔岩厂牌写下了中国摇滚乐史诗,却在风云际会中渐成绝唱。
中国摇滚迎来了短暂的高光时刻,但也在商业资本的撤离、数字音乐的冲击下由盛转衰,被迫走向地下。巨大的现实落差,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红磡演唱会后不到半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遭遇车祸,不治身亡,距其25岁生日尚有6天。
纪念张炬逝世10周年歌曲《礼物》,演唱:丁武、许巍、汪峰、周晓鸥、高旗、张楚、李延亮、栾树、马上又……
张炬的去世,引发的几乎是整个摇滚圈的悲痛,丁武一颓就是几年,老五跟他理念冲突,离开“唐朝”,乐队的创作力几乎陷入停滞。
紧接着,魔岩三杰也开始走向失语。
张楚写不出歌了。1994年以后,他个人生活矛盾的东西越来越多,天生对外部世界有抵触感的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种困惑一直延迟到他做完《造飞机的工厂》专辑。“这张唱片实际上挺封闭的,但是在精神上一直强烈地支撑着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张楚在全国到处跑,隐匿于大众视野,像一个流浪汉。
1996年的首都体育馆,何勇登台演唱了代表作《姑娘漂亮》,期间他大声向台下发问:李素丽,你漂亮吗?
当时李素丽是全国人民的劳动楷模。
一句“李素丽,你漂亮吗”为他闯下大祸,这句话被台下的有关部门领导看作是一种挑衅。
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被封杀的命运。
禁演之后,何勇精神渐渐出现了问题。2002年,他在家里纵火,殃及到邻居家的房子也被点着。
警方闻讯赶到时,何勇还抱着吉他端坐屋内。因为这个举动,他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讽刺的是消息曝光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愕,而是互相询问:何勇?他是谁?很重要吗?
摇滚老炮的新闻在大众心里,好像还不如明星绯闻来得重要。
由于精神类药物含有大量激素,何勇变得越来越胖,昔日的愤怒少年变得一蹶不振,摇滚的表现欲也渐渐消失在暗淡无光的双眼之中。
窦唯扔下一句“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阴谋”之后,久久沉默不语。
再后来,他泼过记者可乐,烧过别人的车,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而他的音乐却被淹没在了与王菲的爱恨情仇中。
沉默只是暂时的抵抗,他们终究是往下掉的,哪怕一把舒适的椅子也不管用。
对张楚这些人来说,生的乐趣,也许就是在那个坠落的过程中,彼此望见的几眼。

张培仁在1989年,想要用自然方式表达的态度,只存留了很短的时间。
当有了敏锐的创作灵魂,杰出的音乐作品,可是收入永远没办法,和这些东西成比例地反应回来。
这对张培仁,对歌者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彼时滚石唱片在海外的扩张也很耗损,必须在台湾找到创新和收益的方法,张培仁无奈回到台北,做所谓的另类整合。
红磡的辉煌背后,其实是商业上的巨大亏损。
魔岩三杰之所以成功,是靠巨大的投入打造出来的,包括录制唱片和组织演出,魔岩都下了血本。
但即便如此,摇滚也没法跟流行,通俗歌曲相抗衡。
1995年,李宗盛为林忆莲倾心打造的那张《Love Sandy》,再次将软绵绵的情歌,推到大众面前。
唱片公司林立,流行歌手纷出。再加上盗版横行,摇滚乐没法盈利,很快就被拖垮了。
难怪窦唯说过一句话:
你告诉我是一个英雄,可是我为什么挣不到钱呢?
窦唯在2007年底,开始在南方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不适合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从头到尾他只提供了此次演出的画面和声音,作为他的发言。
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
这个道理有些摇滚老炮儿早早就看透了,所以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
综艺选秀泛滥的今天,只想再听何勇喊一句: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
后来张培仁在台湾赚到了足够的钱,可是MP3时代来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选秀相继涌来,整个产业道路发生巨变。
中国摇滚遇上MP3和商业主义的大环境,第一代摇滚人成为被背弃的一代。
张培仁得了整整四年的严重焦虑症,没人知道,他有多想回来。
直到2004年5月17日,他才有胆量面对当年的伙伴,解释之前的经历。
何勇本质上是释怀的,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却对眼前这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说:“以前的事,你肯定有你的困难。”
窦唯沉默不语,没人知道小窦是否已经释怀。
张楚正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街头游荡,他走进了一家唱片店,问老板有没有好的摇滚乐唱片,老板说摇滚乐都过时了,听流行音乐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流行音乐不听。”
曾经的那群年轻人,依旧在沿着自己理想的价值行走,而别的人在沿着社会的价值往前走。可在当时的社会,你必须成为一个全新的你。
难怪张楚说:“那个孤独是挺不舒服的。”
上一辈人含蓄的爱与恨,思考和愤怒,他们都借助音乐向所有安于现状的人发出呐喊。
这种号召并非拿无知当个性,而是一种冲破禁锢的进步。可时代回馈给他们的,却是禁忌。
崔健曾在采访中提到:“摇滚在中国已经背上了一个不公平的名声,好像这是包括一些不法青年、无业游民、吸毒者、性乱者、不守规矩者的一种聚会。”
毋庸置疑,在崔健登上工体之后的30多年里,摇滚文化从此再未进入过主流视野。
究其原因,除了早期摇滚乐鲜明的态度,更多是大众在摇滚的想象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导致了在主流层面的被遗忘。
当理想主义消失的时候,艺术也荡然无存。
在摇滚乐被妖魔化的互联网时代,大家再难见到过去那种充满个性与有力量的演唱了。
多年以后,张培仁在接受采访时,无奈说道:
“1994年我们第一次做了一场摇滚乐演出,人人都兴奋的不得了。
结果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这场演出是‘牛鬼蛇神、洪水猛兽、乱七八糟’,一定要禁止。”

红磡十年纪念日那天,张培仁给内地滚圈儿写信,表达歉意。
“对于当年的伙伴,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跟歉疚。本来我们有长期的准备,但因为张炬的事情以及后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尝试去做了,但是后继乏力。”
其实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命苦,有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所谓的时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
他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他们已倦于叫喊。曾经的愤青不再是愤青,人们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曾掀起摇滚高潮的张培仁,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创办了简单生活节,通过一个新的路径去呈现当代青年的生活,以及创作的样貌。
2008年,在圈内人的极力促成下,魔岩三杰时隔十四年,重新聚首在一个舞台上。
台下,群情激昂,欢呼声却在窦唯出场后,戛然而止。
他没有回应台下一再高呼的“唱无地自容,唱黑梦”,全程窦唯都是在那安静地喃喃自语,犹如念佛经。
但带着所谓“情怀”来的观众,并不买账,开始有人高喊:“傻X”
窦唯神态自若:“我不是傻X,也不牛X,我和你们一样,是普通人。”
世人攘攘,窦唯早已跳脱于世俗之见,体面地活着:清浊自甚,神灵明鉴。
何勇曾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前几年的一场演出,他看上去比当年胖了一大圈,一脸和善。
在舞台上奋力跳跃,认真取悦底下比他年轻二十岁的观众,当年那个满身杀气的青年早已不复存在。
记得那年香港的红磡演唱会,在唱《钟鼓楼》前,音乐刚响起,人们便开始欢呼。当时何勇向自己的父亲拱了个手,“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
可如今,这个老人却只能面容苦涩地告诉人们:“搞摇滚的人压力太大了,如今我已经不支持儿子碰摇滚了。”
2013年,张楚出现在了《天天向上》节目中。
主持人报出来他名字的那刻,镜头给到他的,还跟以前一样,害羞的神情,躲闪的眼神依然纯净。
他看上去显得有些局促,双手紧紧握着话筒,目光不知该落在何处。
当主持人问到:“楚哥,为什么想到来天天向上了呢?”
张楚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挣钱。”
几天后的西湖音乐节上,他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完,台下的观众呐喊着:“张楚我爱你,中国摇滚不死。”
张楚淡淡地回了一句:“摇滚死不死,和我没关系。”
跟张楚同样出生于1968年的许巍也变了,他丢掉了早年时期的锐气与叛逆,变得柔和而温暖,但骨子里的少年感从未改变。
52岁的郑钧在各种身份中转换,除却摇滚歌手、好丈夫、电影制作人,还是一个好父亲。如今的他,早已回归到家庭,却再也回不到拉萨。
汪峰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流行乐坛”与流量综艺中,与章子怡成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年近60岁的崔健变得愈发孤独,也愈发狂热。在最近的一场草莓音乐节上,大喊:
“摇滚不死,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2009年,侯牧人得了脑梗,丧失了很多基本的生活能力,最简单的数数对他而言都已不再简单。
脑梗的恢复是漫长且无望的,但侯老爷子却坚持了下来。
好友黄纪苏说:“你在病床上背bpmf(拼音)的时候,太他妈摇滚了!”
如今当被问及摇滚是什么时,他说:
“摇滚,就是活着。”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就是一场短暂的梦魇。
梦中充满了个人的悲剧,时代的默然无声,和两者混杂在一起时的苦涩滋味。
崔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侯牧人......这群孤独的人一点也不可耻,经历了辉煌与落寞。
他们如今还是傲慢而清醒的摇滚音乐人,走在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之前。

1994年,黑豹、唐朝和魔岩三杰唱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时刻。他们就像几把利刀,把窗户纸划破,让人看到光透进来。
大家觉得中国摇滚终于起步了。可不曾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20年后,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心平气和地说道:
“直指人心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音,不管对与错,你认不认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挡的。”
张培仁亲历了中国摇滚20多年的风云变幻,再度回首,语气中皆是平静。
如今每一位想与他聊聊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问到当初,那些曾经在他心里被划为“不能提”的一类故事。
当一些现实变成故事,另一些就变成不可言说的历史。
中国摇滚的历史见证人欧洋,如今站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经过岁月的沉淀,剃了一个寸头,鬓角添了白发。
与25年前红磡演唱会上的长发少年相比,脸上全是藏不住的皱纹与老态。
他回首往事时表示自己很骄傲,眼里泛着热泪。
这其中的无奈与隐忍,大概只有这些亲历过中国摇滚辉煌时刻,也感受过几十年无望等待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
左图为48岁的欧洋,右图为23岁的欧洋
张亚东看着台上48岁的欧洋,平时冷静的他近乎要绷不住眼泪,对着昔日的好友说: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岁月没给我们带来伤害。”
是啊,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没变。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部分资料参考来源:
   盛志民  纪录片:《再见,乌托邦》
   侯祖辛  纪录片:《老摇滚》
   高原 生活影像 :《把青春唱完》
   廖一梅:《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张培仁:操盘手不能有迷惘的青春》
   宅总有理:《溃败1994:中国摇滚伤心往事》
   汪继芳:《20世纪最后的浪漫》
   图片来源:网络、纪录片截图、书籍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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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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