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写了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两天阅读量五十多万然后就被删了，如果正常发酵几百万不成问题，也说明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之高。在这篇被删的文章中我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人口增长陷入了一个低速瓶颈。那么在本文中，我会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来分析为什么作为一个个体的年轻人，丧失了生育抚养下一代的动力了呢？
这篇文章中我粗略地画过一个图，讲不同财富水平群体的生育倾向的高低：经济水平最低的群体中，往往更倾向于生育，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在最贫穷的群体中并没有优生优育的观念甚至于避孕的条件，他们根本就没有少生孩子的这种意识。而当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养孩子也并不成为负担，许多豪门家族都将“人丁兴旺”作为很高的期待值之一。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港台明星嫁入豪门之后迫于生育的压力，不得不打催卵素，这也是许多嫁入豪门的女星生育双胞胎甚至多胞胎的原因。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在脱离了赤贫但还远远称不上富的区间内，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普遍降低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这一群体没有很强的生育动力呢？还是要从经济学找原因，这个根源就在于，在当今社会，众多普通劳动者们养活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多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就是泰山压顶般的负担。
经济学讲究对于人行为的分析要从机会成本入手：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决策过程中面临多项选择，当中被放弃而价值最高的选择（highest-valued option foregone），又称为“替代性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养活孩子要多少钱不是问题，节衣缩食吃苦耐劳咱一般年轻人也做得到，但是这其中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呢？我天天996加班，公司给我养娃带娃的时间么？我作为一个女性，因为生育丧失了可能的晋升机会怎么办？更不用说在北上广深孩子的户口问题、入学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成本。
因此，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就是，生育和抚养孩子这一选项，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尤其是女性和底层男性——机会成本太高了。机会成本高的首要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对于女性、尤其是选择生育的女性来说，太不友好了。
第一个层面，从家庭的再生产角度，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抚养孩子的劳动，并不被社会承认。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近几十年来，虽然女性地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包括女性进入男性控制的专业领域，但是一个工作领域仍然远远滞后：家务虽然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的男性做了更多的家务，同时女性做家务有轻微的减少，但依然存在高度不平等。若干英国的调查就发现，女性仍然主要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这些活动上平均每天花费4小时3分钟，而男性则是2小时17分钟。在女性已经在付薪领域工作的情况下，这样额外家务相当于‘第二班’。”
从这话题继续延伸下去，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女性的家务劳动是无法得到社会承认的。换句话说，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这个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资本主义讲究用钱衡量一切，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是母亲抚养子女这种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如何用钱来衡量呢？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又是金钱异化了一切的社会，就算不能衡量，那就会被剔除在社会评价之外，让伟大的母亲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无法创造肉眼可见的金钱财富。那这样女性，尤其是能够获得高社会评价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不生育也是时代性的困境。《共产党宣言》里这段话我引用过无数次了，但是依然应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我们伟大的恩格斯早就分析过这一问题。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加强化了父权制。首先，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而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财产所有者和继承者，往往是男性。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想要成功，必须将人——特别是女性定义为消费者，用消费主义洗脑她们，让她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只能通过剁手买买买、通过日益增长的物欲与消费——而不是在生产劳动中去实现，某种程度上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也是父权制的精神奴役，比如京东美妆的那一句广告语：“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最后，资本主义依靠女性作为家中的无偿劳动力，承担抚育儿女和家务劳动，来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在印度经典电影《摔跤吧！爸爸》中，阿米尔汗饰演的父亲认为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一样能办到——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平权思想，而女性走向社会的一大先决条件，就是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句台词是一针见血，非常有价值。《摔跤吧！爸爸》一部思想性观赏性俱佳的电影，很不能理解一部分人为何要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来批判这部电影。电影中女儿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看到了早早嫁人的朋友未来的生活，被家务和生育绑架的生活：
所以说，这件事情的根本是父亲带领两个女儿去反抗印度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这其中反复提到的就是“家务劳动”就是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女性要获得独立和与男性地位的平等，就必须要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而从事社会劳动；而女性能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条件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要有女性的一席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
简而言之，脱离家务劳动、或者说男女平等承担家务、或者说女性家务劳动能够获得市场层面和金钱层面的认可，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男女平权是互为表里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的反面也可以是：既然女性的家务劳动几乎无法获得平等地对待和资本主义层面的价值兑现，那么女性生育欲望低也是情理之中，是被资本社会异化的结果。现实社会中，男女对于孩子的抚养付出是完全不平等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流传着“丧偶式育儿”的说法——就是说父亲完全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孩子好像就没了这个爹。还有统计显示，60%到80%的女性在孕期和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临床抑郁症。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女性生育的付出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那么作为一个市场中的理性决策人，我放弃生育这一高机会成本的行为，也是题中之义。经济学有一个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子宫贵”，就是在说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太高了。这里不是物化女性或是如何，在经济学中不管男女都是“物”，就是可量化的劳动力嘛。
另一个层面来讲，从工作生产角度，众多女性为了获得平等的地位选择脱离家务从事社会劳动，但是社会劳动中依然存在着对女性很严重的性别歧视。
2010年一项来自英国的调查显示：在女性占最主要就业人群的职业中——如护士、社工、保姆等，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均在90%左右——但是这些职业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仅有19%，即便在这些具有鲜明色彩的职业中，女性依然难以获得相应对等的晋升渠道。这份调查还显示：在英国，女性从事“个人服务性职业”的比例达到了83%，其中77%的女性担任行政或秘书职位，65%的女性担任销售职位（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Commission 2010）。我在《生而贫穷》里也讲过类似的话题，政府、银行、国企这些相对比较固化的机构中，往中上层望一望，处局级干部、支行分行行长、部门经理总监之类的职位，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
英国学者雷克提出了“女性代价”这一概念：指一位女性的一生中，跟她同等学力、同等能力、同等资历条件的男性相比，少挣多少工资——即便她不生孩子。据雷克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女性一生的平均“代价”为240,000英镑——这可以作为两性不平等的另一个量化考证。同理可得，女性想要一个跟男性持平的事业成就，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与你们男性不同，我们做到这一步已经竭尽全力了”。换句话说，女性在社会工作中已经有这样大的“代价”了，你还能指望她再去做一个没有任何金钱可衡量的“生育工作”吗？那真的是为爱发电啊。
我之前用一张图形容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面临的资本主义剥削，同理可用作女性的困境：她们在家庭再生产领域面临着“不支付工资的剥削”，在社会生产领域又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在这样双重的困境中，女性的生育欲望自然会无限的降低。
母爱的伟大并不是能用金钱所衡量的，但这又是一个金钱能够衡量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这就是矛盾核心所在。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做一个“好”母亲。资本青睐那种成为工作狂的劳动者：自愿拥抱996，成为放弃年假放弃加班费的“奋斗者”；而你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母亲/父亲，则不会有任何社会评价的提升，相反很可能在工作中寸步难行。
在CCTV2制作的一个关于“互联网+”的纪录片中，展示了京东集团一位怀孕四个月的副总，向刘强东请产假的情形。这样高级别的精英女性，高龄高危产妇，在老板面前通报这一喜讯时，还要强调“不会耽误工作的”：
一直把员工的当“兄弟”的东哥可能无法体谅“姐妹”们怀孕的辛苦，女高管还没有提请假的事情，东哥的“敲打”马上就来了：先说什么你们请假也是给“兄弟们”机会，不要以为你们不在公司就散了；又说我们有老员工休息了三年了，你也知道；最后话锋一转“你休息啊，赶紧休息，我没有让你不休息”。这里话中有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稍微有点职场经验的人都不会不明白。
说实在的，本来怀孕这样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在饭局上气氛陡然凝重，并且两分钟对话只有十几秒在谈论怀孕、身体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剩下一分多钟全部都为照着“工作”“请假”展开，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进退维谷，是当代劳动者困境的一个缩影。从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原理来分析，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越狠，女性生孩子的预期损失就越大，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女性生育欲望就越低。男性虽然情况要比女性好得多，但是对底层男性劳动者来说，抚育下一代的机会成本依然可以类比，道理是相通的。这就是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我发现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原因往资本剥削与压迫，那都是没有触及到问题核心的。
我在《生而贫穷》里画了一张图，讲女性的上迁婚现象：
这个社会就是对女性的自然价值评判大于社会价值，很明显是不合理的，是一种遗留落后观念的惯性，毕竟我们社会早已经走过了农业体力劳动时代和暴力战争年代——需要对男人的蛮力赋予极高评价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诸如污名化女博士、职场女强人等现象非常普遍，认为女人的价值就在于生育和相夫教子的观点同样非常普遍，这是对女性的不公平。
这也就解释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女性会更多地选择“上迁婚”——即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倾向于寻找社会价值优于自己的男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上升通道更加狭窄，而婚姻就成为了许多女性最重要的阶级晋升途径。现代社会中工作不同于农业工业生产的重体力活，女性对于男性来说并无劣势，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遍的工作中，女性工作者受歧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虽然这种歧视通常表现的很隐形，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这种（相对于男性）的上升通道狭窄，看一看政界精英、商界领袖中女性占的比重多少，一目了然。
所以当今社会就出现了这种普遍的女性“上迁婚”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婚姻选取社会价值高于自己一个等级的男性来实现阶级晋升。在这其中就形成了普遍的“剩男”与“剩女”现象。我们看上图，最底层的男性无法满足女性对于高社会价值的需求而被自然选择淘汰，尤其是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状态下，最贫穷的农民群体成为了最直接的受害者，诸如“光棍村”等现象早就十分普遍，这也成为了拐卖女性的罪恶土壤。同样，我们想象一下把“剩男”以上的男性三角平移过去，如果每个女性都选择高出自己一个等级的男性，那么理论上讲男性是不够用的，于是那个阴影部分就形成了无法匹配到高价值男性的“剩女”。很明显，现在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剩女”们，他们不是找不到配偶，而是找不到符合自己高要求的“配偶”，尤其是越高价值的女性（诸如女高管、女博士），他们需求的配偶价值就更高，自然就很难匹配了。
在普遍的“上迁婚”社会中，婚姻市场的集中表现为底层男性之间的竞争与上层女性之间的竞争。在底层男性中，最缺少竞争力的男性被淘汰出局，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只能寻找更贫穷落后地区的上迁婚女性，诸如买越南新娘等社会现象就源于此。但是并不代表着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在上层女性的竞争中，直接表现为自然价值的竞争，因此我们会看到女性对于自己身材外貌的要求远高于男性，她们会苛求与自己的身材（明明很瘦，非要说自己胖），对自己的外貌不吝投资（前一阵很火的猜化妆品多少钱）。说白了在男权社会中，婚姻就是一次女性的自然价值与男性的社会价值的交换。考虑到国家社会对女性生育成本补偿不够，主要靠家庭，也就是男性。所以男性必须有一定超额收入，这是对女性生育成本的补偿。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一个阶级分明的男权社会中，整个社会的获益阶层是这样的：上层男性>上层女性>底层女性>底层男性。所以说“男权社会”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根本的还是这个阶级分明的金字塔体系，女性的解放永远是跟全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一个普遍的结论是：在父权主导的阶级社会中，底层男性是比底层女性还惨的存在。举个极端的例子，封建社会底层女性还可以通过当老爷的小妾这种“上迁婚”来生存下去，底层男性的下场就是要么当牲口一辈子要么饿死，而且注定是要绝后的。这也是为什么普通男性要支持女权主义、支持两性平权的道理。但是很多“中华田园屌丝”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关于“终生未婚率”的调查数据现实，2015年50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比例约为14.1%——男性超过了女性50%之多。负责这一调查的荒川和久表示，经济环境恶化、收入下滑是导致很多人不想和不能结婚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男性的收入下降导致很多男人无力结婚。他说，在日本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年收入被认为是结婚的一道门坎。没有较高收入的男性没有自信结婚养家，而女性也不太看得上那些低收入的男性。调查显示，单身女性多认为结婚的好处是“获得经济上的宽裕”；而单身男性多认为单身的好处是“金钱上比较宽裕”。荒川和久总结说：“女性为了金钱选择结婚，而男人因为金钱选择不婚。”
日本NHK有一个纪录片讲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就是纪录片中所采访的男性不婚和丁克的数量远高于女性。按理说女性会承担怀孕和生产的痛苦，选择丁克很容易理解；而男性为何会比女性有更强烈的欲望呢？就是因为在男权社会中，男人挣钱养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底层男性又养不起孩子，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于是他会被认为没本事，获得低社会评价，而日本又是一个很在意社会评价的文化氛围（日漫《哆啦A梦》中就有一集，大雄的父亲因为生活工作压力太大而精神崩溃，最后通过时光机找到了奶奶来安慰他）。那么，所幸我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呗——反正也没女人愿意嫁给我，那我不如说自己是不婚主义面子还好看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父权资本主义剥削主导的低生育率的困局中，女性因为太艰难了而选择不生育，男性因为太艰难了连愿意给他生育的人都找不到，这就是问题根本所在。
更何况，不仅仅是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高，把孩子抚养成才的机会成本更加惊人。就拿一线城市来说，孩子的户口、入学、教育哪个不是天大的困难。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固化的社会，阶级晋升的上升渠道已经越来越狭窄，想培养一个精英难上加难，大家都在为一点点可能的渠道和教育资源挤破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四岁，就被孩子她妈拉着去学古琴，那个古琴老师一节课就要800块——这是一节课啊，不是一学期，而且一个班有六个孩子一起学。没办法，资源就是这么“紧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你想让你孩子成精英，我也想让我孩子成精英，那物价就这么哄抬上来了呗。
前年爆出了虐童丑闻的红黄蓝幼儿园，算是高端民办幼儿园了，看新闻报道每个孩子一个月学费没有外教的是5000，有外教的是7500，还有一个所谓的“兴趣费”也有1000。平均一个班30-40个孩子，月收入就有约15-20万。但是老师的工资是多少呢？根据招聘网站和每日财经网的报道显示：事发前红黄蓝幼儿园基层幼师平均工资2570元，最高不超过一个月四千，很多刚入职的老师学历仅仅是初中毕业，月收入甚至在两千元以下。虽然包吃包住，但这在北京也是一个侮辱性的价格。所以你们看资本家有多王八蛋一个班月收入近20万，只肯拿出人均三四千块钱去招老师；你好歹拿出一两万的待遇去招聘，何愁找不到疼爱孩子的高素质教师？丑闻曝光后，红黄蓝幼儿园股价腰斩，随即触底反弹节节攀升，因为冷血的投资者们从公布的财务数据中看到了幼儿园巨大的营收潜力。这就是资本，没有人性，永远以增殖最大化为目的，你小孩子被虐待不关我挣钱的事。而作为劳动者有的选么？不把孩子托给市场中的幼儿园还能怎么办，带着孩子上班？老板同意么？再说，携程这种大公司幼儿园虐童的丑闻可是在红黄蓝之前啊。
很多青年男女都有过类似的念头：既然现在孩子很难成为“精英”，想有一个不错的生活就得从小竭尽全力了，而我有没有足够的实力给他们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更没有办法让我的子女成为“世袭的资本家”，那我就不生孩子了呗。毕竟社会现实就是如此，尼玛我现在996，我的孩子就算从小争气能吃苦学习好一路过关斩将考上985或者出国留学之类，工作了还尼玛是996，想想就难受，那何苦呢？
讲道理，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谁不想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享受亲情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们想我们也想啊，还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吗？但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我现在被剥削就算了，将来我的孩子还得受二茬罪、吃二茬苦，长大了走向社会再被资本家的儿子们剥削，闻者伤心，见者落泪。搁谁谁愿生？这样的社会，多生一个孩子岂不就是多生一根资本家的韭菜吗？
看看留守儿童有多惨，他们和下岗职工一样，都是时代发展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群体的存在。我之前在讨论大凉山儿童的时候说过，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不是父母进城务工——劳动力资源正常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无可厚非。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进城务工、去讨一个更好生活的父母，无力把孩子带在身边抚养，只能丢在老家农村，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什么无力带在身边抚养？因为被资本剥削地太惨了。换句话说，资本家们把他们本应该用来抚育儿女的剩余价值剥夺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马克思讲的“资本仅仅会支付劳动力用于再生产的工资”——这个“再生产”在这些体力劳动者身上，不是能让他们养儿育女过正常人日子级别的再生产，而是让他们不饿死不累死第二天还能爬起来干活的“再生产”。程序员996辛苦，这些体力劳动者已经996二三十年了，甚至996都是轻松的了，普遍还都是697这种级别的工作。没人在意他们，因为他们是“看不见的底层”，没有话语权，他们甚至都“不配哀嚎”，只能默默忍受。
还有更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里写过我“采访”的一个保洁阿姨，跟老公一起在北京讨生活，她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她跟我讲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
生育率雪崩，国家很着急，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是有用么？我这篇文章说得就是根本问题，相当多的普通人过得这么惨，生孩子机会成本这么高，你再怎么鼓励我愿意吗？用马克思的话讲，“无产阶级已经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自己一辈子挣的钱可能连个一线城市的房子都买不起，用啥去养孩子啊？你就国家白送他们个孩子也养不起啊。
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剥削，强大的工作压力已经让年轻人普遍出现生理上的反应了。前几天看豆瓣一个帖子，姑娘讲自己连续996三年，卵巢早衰，无法生育了。男性也好不到哪去：根据发表在学术期刊《生育与不孕》(Fertilityand Sterility)一篇报告显示：这项历时超过15年的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男性青年精子合格率不到20%，而2001年的合格者超过一半；研究者分析，缺乏运动、熬夜、工作压力大都是男性精子质量退化的原因。什么是异化，这就是赤裸裸的异化啊。
看各种关于鼓励生育的新闻，甚至有专家建议，对不生育人口收取“单身税”，这彻彻底底搞反了方向好不好？现在年轻人身上背着太多东西了：住房、养老、医疗、996……国家不想着怎么卸下点东西来，反而还想着要继续加码，毛主席说得好：“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论十大关系》）
所以大家看明白了没，真正让这个社会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是吸血的资本家啊——经济发展的果实其中大头都被他们享有，劳动者想要生儿育女就得竭尽全力了。这些资本家就好像封建社会疯狂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地主们吞并农民土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成为流民；地主凭借其士大夫特权不向国家纳税不服徭役；国家需要大量财政投入去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税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支出又越来越多，那国家不出问题才怪。基本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不过土地兼并导致国家根基动荡这一命运，外族入侵、自然灾害只是直接诱因。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帝推行缙绅一体纳粮当差，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一政策自然招致了特权阶层的反扑。我这里有个预言，当代的“士族阶级”也早晚要露出自己的獠牙，与国家和人民争夺资源：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社会也类似，资本家疯狂压榨劳动者，但是就连足额缴付社保这种问题都要怨声载道。劳动者身体早早被摧毁，承担医保成本的是整个社会；劳动者无力抚育下一代，这个代价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资本家就是当代的士大夫，鲸吞蚕食肥了自己，受损的是广大人民和整个国家。年轻人生育意愿高低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则是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书已出版：《生而贫穷》正式出版，感谢大家支持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