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口述
我叫李建国，出生于1949年，今年70岁了。我是一位油画家，这是2000年我在陕北采风的照片。
解放前，我的外祖父在天津经营着一个小的火柴厂，所以他有经济实力把他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送去读书，而且还为她请了一位名画家教她学画。
母亲绘画的基因在我身上流淌。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将她的新画的画挂在家里，家中的绘画氛围比较好，加上母亲的言传身教，我和我哥哥从小就喜欢上了画画。
后来我决定走画画这条路，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与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1950年，我母亲与我的生父离异，嫁给了一位现役军人，这就是我的继父。不久我的继父就转业到地方，做了国家干部。我们就这样从河北深县老家到了江苏徐州安了家。不久后，外祖父外祖母也随着母亲来到了江苏生活。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光是在江苏度过的。现在我的哥哥仍在徐州生活，他比我大四岁，虽然也喜欢画画，但他后来做了一名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这是1950年，母亲和我及表兄弟们的合影，前排中间是我。
1965年，我按部就班读书读到初三，和同学们一样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中考。有一天，班主任找到我，拿了一张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招生单。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兴奋极了，因为这是一个实现画家梦想的好机会。
我按照报纸上的招生要求，把画寄到了北京中央美院附中，不久他们就给我寄来了一张准考证。那年全国共设了五个考点，华东地区的考点设在了济南。
考美院附中之前，我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我喜欢画铅笔画、素描，也画过一些水墨，但是没有条件画油画，最多会问家里要点钱买宣纸。
初中时，我参加了学校开设的美术小组，而且去考试前，学校的美术老师和班主任给我了一些考试建议，让我尽量发挥，不要紧张。因为在同龄人当中，我画的还是比较好的，加上我比较勤奋，所以考试前有了一点自信。
得知我要考美院附中，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他们说不管考不考得上，一定要去试一下。1965年6月，考试前一天下午，我从徐州坐绿皮火车到济南。50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晚上，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到。
为了赶时间我也没来得及休息，我在火车站喝了一碗豆浆，就坐着公共汽车直奔山东艺术学校（现山东艺术学院）考试去了，考的是素描和创作类的命题画。
两天后，复试名单上尚存50人。接下来要考作文和数学。之后，进入了面试阶段的只有六位同学。
最后，只有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附中录取了，其中一位同学现在已经去世了。
1965年9月1日，美院附中开学了，我成为新一届的一年级新生，在北京开始正式接受绘画的系统训练。这是我和同学们在附中前的合影。
1966年5月，我一年级下学期还没读完，全国范围内就发生一系列运动。美院附中是四年制的中专，按正常的学习年限应该是1969年毕业。
在附中的四年的时光里，我们大概只学了不到一年的绘画，其他时间都在搞运动、活动和展览。比如说我参加过的中日友好学生联欢，到天安门画标语牌子。
这是1967年，我（右二）和同学们与恩师赵友萍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展览，我们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赵友萍老师在我心目中至始至终保持着既温和又严肃的“高大上”形象。
她在绘画上强调造型基础的严格训练，达到苛刻的地步，不容许有半点的差错和马虎。时光荏苒，今年3月份，我将一幅自认为不错的人体写生作品分享到微信群中时，已88岁高龄的赵友萍老师居然给我的作品作出了点评：“这腰也太长了，胯骨长在何处？”
恩师的教诲令我非常感动，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
到了1969年7月，我们糊里糊涂地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了。
美院附中是属于中央直属的艺术院校，其学生原本没有“上山下乡”的任务，而是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但是当年3月，中苏边境上爆发的珍宝岛冲突让年轻学生义愤填膺，保家卫国的情绪被燃起。
在工宣队的宣传下，我（右一）同其他十几个同学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知青生活。
知青的生活艰苦、单调，那种偏执的狂热很快就被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消磨殆尽。我们一到了那里就赶上了秋收——割大豆。
1969年10月1日，北大荒的第一场雪就飘落了，北大荒的冬季寒冷、漫长。冬季气温会降到零下30度，我们还要外出修水利。修水利的目的是把北大荒沼泽地里的水排到松花江里，露出肥沃的土地种粮食。
冬季的北大荒地冻三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上层的冻土用镐敲下来，露出下层的不冻土，然后用铁锹一锹一锹地铲土，挖成水渠。
收工是知青最期待和珍爱的时刻，想想看吧，一天的活儿结束了，回到温暖的房间，烧烧炕，去去一天的寒气。
接下来，有好多丰富的内容来打发漫长的冬季，比如聚在一起闲聊，讲故事；在煤油灯下打牌；也可以摆弄半导体收音机，听听大城市发生了哪些事情。
如果赶上不学习不开批判会，就更加轻松了。
晚上躺在被窝里，想着白天的活儿，想着几千里外的亲人，听着屋顶上呜呜的风声，偶尔还能听到旷野里传来的狼嚎，然后带着疲惫的身体进入梦乡。
那时的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城。一想到要在边疆做一辈子农工，就会在心底生出莫名的恐慌和焦虑。
这一段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后，当我回到大城市，已经事业有成的，偶然做梦回到当年，梦见自己仍然在北大荒苦苦地挣扎，没有任何回城的机会，一着急，便会在绝望中惊醒。
1980年，我画了一幅名为《收工》的油画作品，当时画得很快，也没有再改动过，总是小心保存，作为知青的生活记录。后来儿子长大了，想给他看看，可是他没有兴趣，只是指着画中人说：“爸，那是你吗？”
每年春季播种，夏季除草，秋季收割，冬季修水利、开荒地，农闲时段上山打石块，伐木造房子……这样的生活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这是1973年，同学从黑河坐了一夜火车来找我们玩，我们和他在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合影。大部分知青在连队里干农活，条件是很苦的。
我不怕条件艰苦，让我真正迷茫的是，我想画画，我的画家梦想难道就此破灭了吗？这种情况在第三年出现了转机，一个机会让我的绘画手艺有了用武之地，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卖苦力了。
1974年，我与一个上海知青在团部招待所前合影。我偶然发现团部大楼缺一张毛主席像，就提出我想画一张。
那是个火红火红的年代，画毛主席像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毛主席像画出来得到了全团称赞，我就被调入了团部机关。
后来，为了有更多的机会画画，我向领导请示将我调到电影队。因为放电影之前要画一些宣传的幻灯片。于是，下乡的第四个年头，我从生产连队调到俱乐部，工作是放电影。冬季没有农活的时候，我还有机会到兵团总部参加美术训练班，到那去画画。 
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像城市里的电影院那样简单，我要经常带着几个铁皮箱子，里面有电影放映机、幕布、胶片和小型的柴油发电机，去往一个个生产连队去放映电影，有时为了赶时间，一晚要跑两个连队。
可以说，即使是放电影也是艰苦的，但对于在生产一线的同学们来说，这可是让大家都羡慕的活儿。
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到下面的连队放电影需要搭顺风车。从团部出发到松花江边的独立营有90公里。平常大家都是有什么车搭什么车，比如说运石头的车，运大豆的车等，还可以坐拖拉机，十分不方便。
后来团里的条件好了，就为职工们配备了一辆大客车。我每天都要搭车在各连队之间来回。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登上了这辆大客车后，目光一下子就被车上售票女孩吸引了，她那双明亮的眸子里放射出发自内心的纯真的善意深深打动了我。
这是在兵团大客车上我为她拍的照片，她穿着工作服，带着手套，坐在驾驶室里做出驾驶员的样子。
从那天起，我的脑袋就整天昏昏沉沉的，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事实上，从那天起我就十分清醒地知道，我在暗恋，我爱上了那位漂亮、纯真的女售票员——一位名字叫吴蓉蓉的上海知青。
从此，无论有没有放映任务，我都坐客车走一趟，只为看看她。时间一长，我的钱包也吃不消了——一趟客车一块钱，但我的工资只有32块，还要交12元伙食费。
就在弹尽粮绝之前，我们明确了关系，她成了我的女友。
这是1973年，兵团美术学习班，在佳木斯刘英俊纪念馆前合影，后排最右边的是我。学习班里有各个团里热爱画画的知青，还有一些当地的老画家，应兵团政治处要求搞一些创作。
政治处下放给我的任务是画三张宣传画，然后印刷出来发到每个连队。我记得一张是“农业学大寨”，一张是“自力更生绘新图”，还有张是“屯垦戍边”。
为了宣传画上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我会到下面寻找合适的模特，比如说我要画一个老干部的形象，我就在兵团司令部里到处找形象气质接近我宣传画的人物。就这样，其中一个女青年的形象我就用了我的女友做了模特。
我这一行为被称作“走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宣传画要突出工农兵的伟大光荣的形象，要突显无产阶级化，学习班领导要我把宣传画中女友的形象改为粗犷的工农兵形象。
当时我很生气，跟他们争辩说我女友是兵团战士又不是坏人。结果他们就开我的批判会，将我的行为上升到“两种思想斗争”的高度，让我做检查，我拒绝做出任何检讨。于是，每年一次的美术学习班就不再让我参加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在北大荒当知青已六年了。
在北大荒的第六年，我们得到了中央美院附中开始对毕业生分配的消息，我们心想不能当一辈子知青，于是我们十几个从美院附中来的同学联名写信，要求离开北大荒，返城分配工作。
国家纪委通过黑龙江省纪委给我们落实了政策，让我们恢复了干部身份，补发干部身份的工资。
终于，我们可以返城了。1975年底，我回到了家人所在的徐州，到徐州师范学院当了一名美术老师。
因为吴蓉蓉是上海的知青，也面临着返城的问题，在我们的努力下，1976年，她就被招工到了江苏省第55汽车队，这样我们就到了一个城市了。
这是1978年，我与吴蓉蓉在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前拍的照片。
我们结婚了。这是1978年我们领结婚证时的照片。
时隔30多年，著名学者和美术批评家彭德为我写了一篇名为《建国事迹》的传记性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兵团的大客车上的售票员，名叫吴蓉蓉，长得娇小美丽，是人人追求的上海知青。自从见到她，李建国的主要业余生活就是坐车，一直坐到吴蓉蓉成为他的妻子。”
师范学院给我们分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我们就在那个房子里添置了简单的家具，摆了两桌酒席请了亲戚和朋友们，就算结婚了。
那个时候一切从简，毕竟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大操大办。婚后我们继续过着平静而甜蜜的生活，我在师范学院教书，妻子在汽车队上班。
这是1979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在徐州师范学院当美术老师期间，教学任务并不重，所以我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创作。
知青生涯给予了我挥之不去的印痕，并延续到我返城后的生活和创作之中。那时我十分热衷描绘苏北、山东交界地区的农民形象，创作了许多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这是我在1976年创作的《阳光•回忆》。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年纪轻轻的我就被推荐当上了徐州美协主席。要知道，徐州市往届美协主席原本都是由资深老画家担任的。
1984年，省里把我调到《江苏画刊》杂志任编辑。当时单位有个规定，人事调动最好不要让夫妻分居，这样我的妻子也被调入南京，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工作。
进了《江苏画刊》编辑部，我从编辑干起，然后任副主编、主编，直到兼任社长，成为这家刊物的代表和主人。
这是我在《江苏画刊》期间，主持策划的“中国当代十一人邀请展”，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多个城市进行了巡展。

改革开放后，我们主张将国外的现当代艺术介绍到国内，也发掘推荐了国内一批有潜质的艺术家，他们论资排辈可能没名气，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他们有天分。
因为杂志的视野比较开阔，也因此经常受到激进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
1985年，我们在7月刊上发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里面提到若再不改造“中国画就到了穷途末日”，随即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1987年，为了一张硕士文凭，我去了南京师范大学读了研究生。
读研期间刚好赶上国内人体绘画艺术的复兴，我开始迷恋女性人体的描绘。这是去年我在南师大对年轻进修教师进行人体写生辅导。
80年代，中国还颁布了出入境管理法，出国越来越便利，终于，我也有机会出国采风了。
1993年，我第一次出国，与画家常青在德国亥姆巴赫合影。
在欧洲的一个月让我大开眼界。油画是西方的画种，进入国内也就一百多年，缺少传统的积淀。
解放前，包括民国时期，像徐悲鸿、刘海粟等很多艺术家到西方留学，带回了西方的绘画艺术，解放后有段时间我们强调学习苏联绘画的模式，而对西方比较进步的绘画采取抵制的态度，这种形态导致中国绘画艺术在很长时间内停滞不前。 
1998年，我同中国艺术代表团在希腊圣托里尼岛写生，同时欣赏有3000年历史的古希腊文明。
我认为圣托里尼岛是希腊最美的海岛，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教堂，尤其到了傍晚的时候，远远望去美不胜收，我们在岛上画了四天时间。
1999年，在多伦多画家朋友秦明的画室里，我见到了若珊，一个十九岁的爱尔兰女孩。清晨，朋友开着车，我们去路边的咖啡馆去接她，若珊坐在长凳上，手里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绽放着阳光一般的笑容。
这个系列，我画了十九幅。这张作品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张——《遥远的安大略湖之十一》。后来的几十年，我去了丹麦、巴西、印度、尼泊尔等等地方采风。
2012年我从《画刊》杂志退休后，我被南京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高校聘为教授，给学生们上课，还带研究生，给他们做讲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会议、展览、出席开幕式、作品评选等工作，退休后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这是我在高校画室，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做绘画示范。
正是我这代人的人生经历，让我更加关注历史。我希望把祖国的一些历史瞬间用油画呈现出来，为此创作了《1949淮海战场》等一系列作品。
2016年11月，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华史诗美术大展＂的大型历史画创作任务中，我的作品《尧舜禅位》通过终审评选，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左图是我在创作中，右图是我在国家博物馆里与作品合影。
这是在北京参加＂中华史诗美术大展＂开幕式后，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画家在首都大酒店聚会，若干年后我们这群“荒友”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再相聚，感慨颇多。
现在这些从黑土地走出来的人很多都是中国美术界著名的艺术家了。
2019年的清明节，我在南京雨花台为儿童做写生示范。人生有涯，画无止境。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颐养天年，建设祖国的重任就落在年轻人肩上了。
我见证了共和国七十年岁月，相信以后会更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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