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日本两国的文化自古以来相互交织，已经融入了彼此的血脉。穿越千年的文明光芒还将照亮前行的道路，在新的时期继续为文明互鉴交流的画卷增辉添色。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2019年第10期（总第127期）。
记者_汝元昕
编辑_李丹
设计_李阳
全称为亚细亚洲的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相传，“亚细亚”这个名字是古代腓尼基人所起，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古老的亚洲大陆，孕育了璀璨而悠久的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都在亚洲的大地上开出了瑰丽绝伦的文明之花。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在数千年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位于东亚的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她以凝结着高度智慧的四大发明、华美浩瀚的诗词歌赋、充满哲理的儒家与道家思想等文明成果，在世界文明的历史上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华章。
中国与邻邦之间的交流史，是一部相互对话、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历史。本文将以中国与印度、日本两个邻邦的交流历程为角度，梳理亚洲各国间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程。
中印：文明古国，共经坎坷
在教育领域，中印两国间的交流向来保持着良好态势发展。
据印媒报道，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最受印度留学生青睐的国家。2016年，共18171名印度留学生前往中国留学，超过同年去往英国的18015名留学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生已经增长至23198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印度赴华留学生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
而这，仅仅是两国之间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缩影。
中国与印度同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中，曾多次出现“中国”（Cīna）这个字眼。
据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国看到了中国蜀布，他问是从哪里来的，大夏国人说：“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身毒国”指的就是今天的印度。可见，在汉代，中国四川的产品已经传入印度。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可靠的证据。
从那时起千年的时光里，“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干线。中国的丝绸、纸张、指南针等沿此路传入印度，而印度的各种奇珍异宝、甚至动物植物，也传入了中国。
中印两国之间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则更为影响深远。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与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起，中印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进入活跃时期，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唐代高僧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只身西行，赴天竺取真经。这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玄奘于贞观元年（627年）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一路上历尽艰难困苦。五年后，尽管当时印度戒日朝的国王再三挽留，但玄奘归国心切，决意辞行，仍由陆路回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结束了历时十八年的西行之旅，抵达长安。他从印度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大量舍利、佛像等圣物。
玄奘在长安城的大慈恩寺内主持修建了大雁塔，并在此着手翻译经文。此后的余生中，玄奘将全部的智慧与心血献给了译经事业。他还创作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向中国人民介绍印度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历史事件等内容。
经历了隋唐的繁荣时期后，中印两国的精神文化交流在宋元时期一度陷入衰微。而明清之际，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愈发频繁，而与印度等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则若断若续。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印两国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印度则完全沦为英国殖民主义的附庸国。两国人民成为难兄难弟，产生了同病相怜、相濡以沫的感情。
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毕生都是中国人民的知心朋友。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与徐志摩、梅兰芳等中国人结为好友。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竺震旦。
在这次访问时，泰戈尔曾说过：“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都将分享这个未来带给我们的快乐。”
诗人的预言真的实现了。自泰戈尔中国之行结束二十五年之后的1949年起，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亚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中日：一衣带水，千载情仇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文化注定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远古时期，航海技术极不发达。利用日本海的左旋海流，亚洲大陆的人员与物品开始向日本列岛漂流。中日之间开始了原始的自然交流。
自秦代开始，中日文化交流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秦始皇时期，方士徐福打着为皇帝求仙问药的旗号，先后三次出海东渡。第三次东渡时，徐福蒙骗皇帝，做好了一去不归的准备。《史记》记载，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研究表明，徐福一行人正是在如今日本九州岛佐贺地区登陆的，并在那里传播了稻作、纺织、炼铁、采药等技术。至今，当地的日本人还将徐福奉为司农、司织、司药之神。
唐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黄金时代。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其高度的文明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3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从那时起的二百余年内，日本朝廷共任命了二十次遣唐使，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艺术。
645年，日本朝廷进行大化改新，全面引进唐朝的社会文化成果。710年，日本天皇迁都至仿造唐长安城建造而成的平城京（今奈良），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知名的“奈良时代”。在此时期，日本十分积极地吸纳唐文化，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了全盘唐化的局面，文化艺术空前昌盛。
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日本遣唐使来华的岁月中，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716年，19岁的阿倍仲麻吕被选为遣唐留学生，随日本遣唐使团来到长安。在长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完成学业，之后考取进士，担任官职，受到唐玄宗的重用，更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结为挚友。
754年，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阿倍仲麻吕难解思乡之情，向唐玄宗辞官回家。玄宗虽惜才，却不忍再留，同意他以中方护使的身份返回日本。
为送别阿倍仲麻吕，王维写下了“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的诗句，表达对朋友归国路途是否安全的忧虑，以及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
在当时的中国文人看来，渡海是极其危险可怕的。然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阿倍仲麻吕乘坐的船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暴，好在阿倍仲麻吕死里逃生，幸运生还。然而，误传至长安的消息说，阿倍仲麻吕已经遇难。
李白闻此消息，悲痛万分，挥泪写下了千古名篇《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凝聚在一字一句中的，是李白与阿倍仲麻吕之间超越国籍的深情厚谊。这不仅是盛唐文坛的佳话，也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温暖美好的一页。
到了近代，世界局势风云骤变。在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迷梦之时，日本却在1868年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最终，清政府意识到日本这个小小邻国的强大与进步，于是，在1896年派出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相较于赴欧美留学，去日本留学更加方便快捷、费用更低。而且中日文化相近，日本文字也更容易学。因此，赴日留学成为了当时许多想要出国吸收先进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他们深入日本各阶层，学习其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学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陈独秀、秋瑾⋯⋯这些中国近代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
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凭借着动漫、影视剧方面丰富多彩的文化，吸引着很多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此外，日本科技能力和教育水平高，奖学金制度充实，这些也都是日本留学的魅力之处。
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每年约有14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14万人当中，中国人约9万人，占60%以上。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发布的《2017年度外国留学生在籍情况调查》显示，2017年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赴日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在数量上占据第一位，共计107260人。
而在另一方面，每年也有源源不断的日本学生赴华留学。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累计有约24万日本人到中国留学，其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日本留学生累计超过7600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赴华留学生中，日本留学生的数量占据第九位，共计14230人。留学生群体作为沟通中日文化的桥梁，为两国教育与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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