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原定于6月1日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率从10%提高至25%，但因为“海关执法因素”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海上过境”而推迟至6月15日。
这额外的半个月，算是一份儿童节礼物吗？
不必抱有幻想。贸易问题只是表象，在5月份美国决定对华为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打击之后，事实已经非常明白，这根本不是一场贸易战，而是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的进一步深化。其真实的动机是阻止中国取得高科技优势——这关乎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也关乎美国的霸权是否可以维系。
特朗普的唯一可以预测之处就是他的不可预测，反复无常和手段狠辣，但看上去他并不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也许是他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在4月份，他就公开说：“5G是美国必须赢的竞赛，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个未来的强大产业上超越美国。”这已经把以贸易冲突外衣覆盖起来的政治目的暴露无遗。
而在更早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就说过：“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生活在由中国人制定规则的世界里。”不论是民粹主义还是建制派，在预防中国获得全球领导权、遏止中国崛起这一目标上，都是高度一致的。
倘若无法实现背后的政治目的，那么以贸易平衡、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行动就不会停止，中国在枝节上如何让步都没有太大意义。中国显然无法以放弃民族前途为代价去满足这一胃口，所以军事以外的冲突必然是长期性的。
强者的角色，只能“我来”
虽然早已心知肚明，但中国的官方话语，依然把当前中美之间的较量限制在贸易摩擦范围内，理性而克制。
在美国对华为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打击之后，中国未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对等的报复。不是中国无牌可打，而是不轻易打，国际贸易秩序的维系，需要真诚、负责的态度，而中国相信维系既有秩序的运转对整个世界都有利。
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局面：主张自由贸易并在自身利益考量下为世界建立一整套秩序，并且在这一套秩序基础上实现霸权、向全世界征税的美国，嚷嚷着“不公平”，准备毁掉这套秩序，而一直在美国主导的秩序框架下活动还经常被质疑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却努力维系着那一面由美国树立的旗帜。
“文明冲突论”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正如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探讨过的那样，“文明冲突论”只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是认识错误导致现实果然按照错误的方向去演化。
“文明冲突论”这种认识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萨缪尔·亨廷顿理论化之前，就久已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知和行事规律当中，其目的是巩固白人的种族和文明优越感，确保他们对世界的支配地位。
直到今天，一以贯之。
2018年8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说，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那对世界将是一个灾难。
奥巴马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说这话的，所以如果假设成立，结论其实没错。尤其他所指的是美国、澳大利亚那种高能耗、高浪费率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但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人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中国人未来也不会过那样的生活，所以这一假设恰恰是因为对中华文明的不了解。
事实上纵观历史，你会发现西方对他者文明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因为他们在观察之前已经预设了一种敌对的前提。
他们对所有其它文明的看法，都是从自身逻辑出发的一种想象。比如，有一个问题历史非常悠久：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中国，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就将干和他们干过的一样的事情。
他们血腥殖民过非洲，所以就认为中国现在和非洲的合作必定意味着殖民；
棱镜门暴露出美国一直在监控全世界，所以许多美国人也在毫无证据的条件下相信中国将通过华为监控全世界。
“美国例外”。有些事情，它做可以，而其他人做，即便是想象也不行。它需要屏蔽其他人去做的可能性，而屏蔽行动又需要被赋予正当性，所以，这是“文明的冲突”。
像这样的由理论去为自私赋能的现象，在历史上见怪不怪。人种理论让贩卖黑奴和蓄奴制度毫无道德压力，自由竞争理论让19世纪无产者的悲惨处境显得非常必要，社会达尔文主义让排华行动看上去如此合理……
遏制，早就开始？
现实很有意思，历史更有意思。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蒙羞。这一仗标志着中国自强运动的终结，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日本快速完成了制度转向，实现了国家近代化，而中国的近代化梦想破灭。这个时候，正常逻辑下，其它国家应该担忧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对不对？
然而西方那曼妙得令人满脸问号的逻辑却是这样的：东方的日本能够完成近代化，则意味着中国也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成为现实，那后果将无比恐怖，将成为全世界的灾难。
于是，“黄祸论”沉滓泛起——只有趁着时机未逝瓜分中国，才可以预防这种想象中的后果，“瓜分”中国成为共识。日本割占台湾、澎湖之后，俄占旅顺、大连，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卫和新界，以割占的小块地盘为中心，它们各自建立起在中国的经济区域霸权。这时美国没有参与，因为它正忙于应付殖民地菲律宾的革命运动，但通过“门户开放照会”，先确认自己也有权这么做。
谢瓒泰正是根据这一形势，画出了那张让中国人脊背发凉的《时局图》。
所谓“黄祸论”，一言以蔽之就是“黄种人是对白种人的威胁”。这与东汉迫使匈奴西迁、唐朝迫使西突厥西迁以及蒙古西征这三次历史事件有关，上帝之鞭几乎抽得西方世界体无完肤。最后一次，成吉思汗的孙子孛儿只斤·拔都率领的长子西征军几乎毁灭欧洲，关键时刻，中国人在重庆合川钓鱼城打死了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上帝折鞭”，帝国分裂，欧洲才得以幸存。
匈奴、突厥、蒙古当时都是中华帝国的敌人，而且匈奴、突厥和蒙古的游牧特性，与中华农业文明根本不同。然而“黄祸论”一概扣到了中国人头上，并且在后来主要是针对中国人。
最早清晰阐述这一理论的是巴枯宁，“灵活运用”到极致的是杰克·伦敦，这样包藏祸心的理论最适合盛长于有“文明冲突”以及种族主义意识的土壤。
接下来，1904年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又让西方震撼。这回应该没中国什么事了吧？然而那曼妙的逻辑又浮上心头了，新一波“黄祸论”以更猛烈的势头出现。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
这些小说，代表着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以及心理层面的行为动机。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说：“具有讽刺意味且有违常理的是，在19世纪最后5年和20世纪前10年中，西方掠夺清朝时前所未有的凶猛攻击，并非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是恰恰相反。”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衰弱老迈之躯，尚且引来如此的预防性攻击，今天面貌一新的中国遭受的待遇，在历史视野下自然是水到渠成，毫不意外。对于美国政治而言，特朗普的出现或许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历史视野之内则是势所必然。
中国需要定力
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端看能否撑过眼前这一关。
“崛起”这个词有一种凶猛的力量感，但我们相信即便中国取得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她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将不再是霸权、帝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都有明显区别于过去的世界秩序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赢家通吃的文化，而长期的社会主义意识浸染，也加强了中国人的共享意识。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建立在性恶论和利益对抗的基础上，而中华文明更多地强调性善论，以及利益的协调和共同实现。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乍一看，全世界的民族都可以以此自我标榜，但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有历史文化依据的。
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稳定关系对农业文明的维系至关重要，而不和平的环境会让这种关系无以为继；
另一方面，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它流派的哲学思想，都诞生于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战乱时代，思想家们骨子里对和平具有强烈的向往，这种情结渗透于哲学当中，又通过哲学的生活化贯穿于往后的历史。
因此，中国的崛起，以及假设在未来取得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可以重塑国际秩序，那么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一定不会基于利益对抗，而会呈现一种共和式的共同治理。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恰恰与“黄祸论”背道而驰，应当是一种“黄福论”。不过，在事实出现之前，我们也不能指望获得广泛的理解，尤其不能指望获得美国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说美国是“整老二专业户”，英国、德国、苏联、日本、欧盟，先后整趴下5个，中国是第6个。“整老二”是为了维系霸主地位。美国霸权建立在四根支柱之上：高科技、美军、美元、好莱坞。如果在高科技上丧失了绝对领先地位，那么其它三根支柱也会先后倒塌。
今天美国对中国挥动贸易大棒，对华为“下毒手”，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系高科技霸权，从而维系整个美国霸权。通过对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切断中国科技发展与世界的联系；通过贸易大棒，动摇资本对中国的信心，进而撼动中国已经取得的工业优势地位。
所以，这不是贸易战，中国不能也不会轻易落入圈套。美国最希望看到的，也许就是中国把自己孤立起来，从而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的进程，这是我们需要在政治上高度警惕，行动上积极防止的。
时间在中国这边，完全不必急躁。任它风云变幻，我自气定神闲。
还是那句简单而经典的话最应该用作行动指南：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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