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当代消费风景，算得上是物美价廉、品类繁多。
而如果同样用八个字形容当代劳动者，恐怕要数活多钱少、身心俱疲。

衣食住行，尽在指尖
不得不说，过去十年的商业及社会变化是为消费者赋能的。产品服务更丰富，购买途径更简单，物流成本更低廉，支付途径更方便，而很多消费品的价格也都下降了。
从网购、外卖到预约、出行，基于互联网、尤其是近期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让消费者受益。足不出户，消费者便可以完成浏览——支付——购买——收货各个环节，而且这种便利不是预留给少数人群，而是由全社会公民共同享有的。
不仅购买流程有所简化，互联网革命本身，以及随之到来的市场竞争还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的价格。美国学者在一篇名为”网络兴起，价格下跌"(Internet Rising, Prices Falling)的论文中发现，2014-2017年间，网上价格指数比传统方法统计出的价格指数增速要低3个百分点，同样的商品，网上价格要低于线下价格，同时，网络的崛起催生出的低价新产品也对总价格起到拉低作用。
蓝线为互联网上统计的消费指数，红线为传统方法统计出的消费价格指数
每个公司，都梦想成为一个“动词”
“有什么问题，谷歌一下。”
“等会儿我Uber过来找你。”
互联网时代，明星企业的标志之一是公司名称是否成为了一个动词。

动词标志着公司已经为众人熟知，而在“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经济里，被众人熟知往往意味着公司在所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而在达到垄断地位之后，企业对于受雇佣者就拥有了买方垄断力(monopsony)。
笔者曾与Uber首席经济学家霍尔(Jonathan Hall)同在一个学术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为Uber工作的司机们是否算是公司员工(inside or outside Uber the firm)。
霍尔坚持认为，司机作为自由职业人员，显然在Uber公司之外，当然，这也就意味着Uber不用为在其平台上工作的司机支付保险，及其它福利和保障。这个问题学界依然存在争议，而背后反映的问题是互联网经济时代松散的雇佣关系、不稳定的收入水平、以及劳动者要承担的更高风险。
有人将这种业态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中显示，2016年，零工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达6000万人，相当于劳动力人口6%，而参与人数则超过6亿人，可以预测，这些数据在今年更是有增无减。美国盖勒普公司(Gallup)调查结果显示，高达36%的美国劳动者以全职或兼职方式参与零工经济。这一包括合约工作者、钟点工、网络平台工作者、临时工等在内的群体，往往面临着要打多份工、时间不确定、福利差、工资低、工作满意度低的处境。
在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体系还未健全的时期，零工经济的困境往往容易被忽视。
零工经济从业者多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从事当前职业

劳动人民背着几座大山？
不单是零工经济，新时代的劳动者们可谓是困难重重。

首先，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与劳动者工资增长趋势脱节了。美国数据显示，最近40年间，劳动生产率累计增长72.2%，而工资增幅仅有9.2%。
其次，劳动者在经济增长中收获的减少，与巨星企业的崛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一篇著名论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等学者就劳动占比的下降与巨星企业的崛起(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做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在所处行业中市场势力和销售份额的增加，与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所得成反比，这项研究点明了当今劳动者在社会中困境的又一原因。
另外，公司出于业绩压力对“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和外包直接导致经济风险从企业转移到个人。
有学者将同一公司内全职员工和合约员工的区别待遇称为”职场裂痕“。曾经被视为公司财富的员工，成了需要极力压缩的成本，而公司开始义无反顾地为了客户和投资人而奋斗。
最后，当代科技变革本身对人力工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李开复预言，未来15年内，将近40%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麦肯锡预测，2030年前，全世界一半的工作活动可能被自动化替代。而众多学术研究表明，在这科技变革方兴未艾之时，中等技能的岗位首先受到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威胁。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自动化对各收入水平国家人力劳动的影响
商业模式的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威胁正让人力工作和劳动报酬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而当社会保障和公共政策在转型期疲于应对时，受害的往往是劳动者。

想象另一种科技范式
当代科技范式明显有以代替人力劳动、削减商业成本为首要目的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自然浮现的科技趋势，更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是全社会和创业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同时，以自动化为纲并不是未来唯一的方向。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作者之一阿西莫戈鲁将近期人工智能的发展称为“一种错误的人工智能“(the wrong kind of AI)，他和一些学者就商界对自动化义无反顾的追求作出了反思和抨击。
阿西莫戈鲁指出，过去30年间，在生产和服务自动化的同时，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其它行业和投资存在缺失，这就导致工资和就业的增长乏善可陈。而人们对科技的理解也过于单一。
以教育为例，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提高催生了无数网络课堂和线上课程，让一些明星教师的价值大幅提高，而普通教师利益下降。但科技发展的其它侧面——例如自动数据收集和处理、学习进度跟进、个性化学习习惯监控——可能让教师和学生更好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从而做到重点引导，因材施教。这样一来，技术的普及非但不会取代教师，反而会为个体教师赋能，增加产业对教师的总需求。
除教育以外，其它诸如医疗、服务、甚至制造业也都有此类想象空间。
在认识到我们对科技过于片面的理解，以及科技研发和应用中的市场失灵之后，技术革新完全可以用于赋能劳动者，而不是替代劳动者。
更好的配套设施、教育与培训投资、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强的驾驭科技能力、更人机一体化的生产方式，都能够为全社会产生更高的收入，帮助消费和投资需求水涨船高，从而形成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更有活力的商业环境。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找到诸如此类的新“闭环”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个时代，我们有义务去为所有劳动者争取更光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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