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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看中国
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答
文、编:先知书店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答
1930年代,英国生物化学博士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古代对人类科技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
围绕这个问题,近100年来的哲学家、史学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受“身在此山中”所限,我们很难跳出“身份”的桎梏,从世界视角求解李约瑟难题。于是,有人试图从反面回答这个问题:“文艺复兴(15世纪)之后的欧洲,为什么能够超越中国?”
偶然中的必然:
东方首次落后于西方
1405~1433年间,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明成祖朱棣的贴身宦官郑和,带领着当时技术最先进、规模最浩大的船队,多次环绕印度洋远洋航行,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倍有余。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测算,郑和七下西洋花费白银6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支出,而这还不包括造船费用。大明王朝为何如此不计成本和回报,倾全国之力航海?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华帝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立国的根本从来不是自由贸易,中央集权也从来不放心藏富于民,而是将海量的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因此,郑和航海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宣扬天朝上国的恩威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解决朱棣篡位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如此代价昂贵的输血,于国民有害无益,结局自然只能是人亡政息。
郑和下西洋纪念邮票
郑和之后,中国再无大航海,相关资料被官员付之一炬,宝船和福船的技术就此失传。他的航海壮举,不过是一个农业帝国衰亡解体前的插曲。百年之后,俞大猷面对横行无阻的倭寇,因缺少大船唯有哀叹。清朝的统治者,更是多次宣布海禁,极力打压民间自由贸易。
郑和航海约70年后,迪亚士绕过非洲好望角,开辟了到达东方的“新航路”;80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从西方世界开启了。
欧洲人走出闭塞的部落时代,开始睁眼看世界。紧随其后的,是文艺复兴的鼎盛,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艺术瑰宝,被誉为“人类审美最高峰”。宗教改革带来了良知和思想的自由,启蒙运动使人文科学开始繁盛,科技革命也顺应市场的需要而产生……
为什么欧洲的航海家,技术和规模都无法与郑和船队匹敌,却能带来欧洲的进步与繁荣?
达芬奇设计的坦克,在近代才得到应用
欧洲几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世俗的王权受到教会的制约。欧洲大陆无法形成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这里的政治和经济始终处于“野蛮生长”的竞争态势。
在起步之初,这些冒险家的确受王室资助,他们的欲望市侩而强烈:将香料和金银运回欧洲,发家致富,抢占先机。为此,短视的殖民者,不惜血腥的掠夺残酷的压榨。但是在此之后,世界市场开始了第一波优胜劣汰:西班牙和葡萄牙依靠暴力拿到了第一桶金,却逐渐被全世界抛弃,而更有商业精神的英国人,却为殖民地带去了议会普通法和蒸汽机。(参阅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
当商业行为脱离了国家的叙事,大航海不再是帝王炫耀伟业的工具,而是寄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梦想。人们自发、积极地创新求变,以自己的勤劳与才智,取悦世界市场上的消费者。
于是,人类迎来了第一波全球化,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传遍了全世界自由贸易的兴盛,让欧洲诞生了无数的产业城市和国家,最终因此而崛起的,却是整个人类文明。自由贸易使全世界资源的利用效率空前提高,人类的知识与财富都在爆炸式的增长。五百年间的创造,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16世纪的世界地图,人们还不知道南极洲的存在
两部巨著的不同命运:
  东西方世界的大分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命纪昀编撰《四库全书》。与历代的帝王一样,乾隆希望以修书展示“博大恢弘”的文治气象、成就自己“千古一帝”的名声,因此对该书非常重视。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庞大,4000多名文化精英耗时8年,才编写完成初稿。
但是,由于思想控制和文字狱,在编撰过程中,朝廷焚毁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据统计约13600卷、15万册,又使用删减、错讹等手段,故意编造大量伪史。临近刊刻,又查出一批违禁书籍,于是严厉处罚了一批官员。又“复查、修改”了15年,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乾隆做了太上皇,钦定第一版《四库全书》才得以刊印,经史子集分四色装帧。
这部书的价值究竟如何呢?不妨检索一下,国人在引用“权威史料”时,有多少人会选择《四库全书》呢?
《四库全书》:修书而毁史
鲁迅先生的评价颇有份量: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
1886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开始了一项浩大的修史工程。爱德华·阿克顿勋爵接受任命,开始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部书的初衷旨在说明,西方为何能从蛮荒之地兴起,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演化出现代文明。但最终的内容,却远不止于此。
1902年6月,这部鸿篇巨著即将问世之时,阿克顿勋爵因病逝世。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世界轰动。人们争相寻找这位“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学者”遗留下来的著作,却遗憾地发现,一生没有写过专门的著述。后人以他的信件、讲课集结成的两本小书,成了传世经典。“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句话,正是出自他的《自由与权力》。
阿克顿勋爵,点击图片收藏全部作品
同样是国家主持的修史,《四库全书》和《剑桥世界史》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剑桥大学的学者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下秉笔直书。他们以全人类最优秀的精神资源,将近代世界跌宕起伏的四百年,写成一部全面深刻权威的史学巨著。
《剑桥近代世界史》开创了“由专家联合独立撰写史书”的先河,也成就了剑桥大学在史学界的美誉。此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中国史》……都得益于这部《剑桥近代世界史》所延续的传统——直至今日,这部100多年前的著作仍然是权威中的权威,被人们争相引用,而《四库全书》早已成了古董。
该书出版几十年后,世界学术界对这四百多年历史的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成果。于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又组织各国著名学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重新编纂增补,其成果便是50年代开始出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克拉克爵士主编,仍为14卷,约800万汉字,论述了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493~1945年)的人类思想经济、政治,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画卷”。
从文艺复兴到二战结束: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修订版*首发)
要从世界看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阵阵炮声中,被迫打开了古老的国门。传统文化与古老帝国的系统性缺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暴露无遗。
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一直力主改革,学习西方,但是,封闭的心态和陈旧的认知,却让他们如同井底之蛙,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无力自拔——“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唯火器万不能及”。
拖着辫子的现代化
洋务运动后,满清官僚拼命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却对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嗤之以鼻。1895年甲午一战,泱泱帝国惨败于“蕞尔小邦”日本,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被迫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并赔偿2亿两白银。120年多来,国家迟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无数次战乱导致生灵涂炭经济凋敝……如此惨痛的教训,在人类史上都堪称罕见。
著名学者袁伟时在《迟到的文明》一书的开篇,就抛出了一个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并且长时间地沦为了他国的殖民地,中国究竟为什么会迟到?——这便是袁老所提出的“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袁伟时说:“历史悲剧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的愚昧。清王朝僵化的文化体系无法自我更新,又对外来文明极其仇视,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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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历史教训向国人表明:绕开制度和文化,仅仅停留在“中体西用”层面的实用主义,是现代文明在中国屡屡迟到的根本原因。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周有光先生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从世界看中国,以文明看待发展,从自由的视角反思变革,这是袁伟时先生在书中反复阐述的——破解现代文明在东方国家迟到之谜的基本态度。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现代文明如何从欧洲诞生并传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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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术界,“剑桥史系列”一直是思想界的巨擘,它不断汇集着西方学术界各个智慧大脑的精华。参与编写该丛书的作者,都是当时世界上里程碑式学者。这部上千万字的恢弘巨著,从书中的任何一本读起,都能感受到史学家们的深厚功底,以及历史和思想的魅力。
90年代以来,《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文简体版陆续出版十余卷,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绝版多年之后,2019年出版社推出本书修订版,先知书店有幸为书友抢先发售本书。首度问世11卷,原价1998元,成为先知书店会员,首单价仅1398元了解现代文明五百年的人类历史画卷,收藏数十位西方学者一生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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