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不失谦卑、气度温文兼具谨慎,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日本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藤冈谦一的儒雅展露无遗。相较于自己的个人履历,藤冈谦一更乐于分享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话题,以及中日在教育领域的前景探索。对于中国,他似乎携带使命而来。
一直以来,中日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绵延2100多年。但自古无论中日处于何种状态,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中始终少不了文化的因素,中日两国文化同宗同源,文化的相近让两国多次从紧张变成亲密。而教育作为文化的集大成者,对于探讨中日关系起着框架性作用。
文章原载于《留学》杂志2019年第03-04期合刊,总第121期
01
殊途同归之中日宽松教育和素质教育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历史上难以忽略的时代,也是奠定藤冈谦一生命底色的时代。30年间,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社会变革,改革生产关系,清除落后的封建残余,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科技教育事业,大力引进新兴产业,极大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的增长带动着教育的发展,也使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日本国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普遍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教育竞争异常残酷,随之也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压力。
对于日本国内“宽松教育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说法,藤冈谦一并不赞同,而是更倾向于将其定位为一个“巧合”。“正好是日本在开展宽松教育的这个时候,经济出现了比较低迷的状况,所以导致后来很多人把日本的低迷归结于宽松教育。”
据藤冈谦一回忆,由于过分重视成绩,导致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而这种残酷的竞争环境让很多的家庭苦不堪言,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怀疑当时的教育体制。
在种种压力下,日本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报告,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由此拉开了“宽松教育”的序 幕。
对于此番改革,藤冈谦一则认为,“宽松教育”的出发点是1978年提出的培养独立思考、创造新事物人才的目标,这是正确的想法。但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需要倾注时间的,当时削减课时的做法是不当的。
追随日本脚步,中国于1985年提出了“素质教育”。类似于“宽松教育”,素质教育也致力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的创新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推广到现在,素质教育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总结素质教育所取得成果,很多人开始怀疑它是否已经走向跟“宽松教育”一样的结果:学生作业少了,考试少了,自主时间多了,而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明显提高,考试成绩和学习能力却明显在下滑。自此,素质教育开始深陷泥潭。
对此,有学者分析: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在素质教育的理念下推进的,但是素质教育理念框架并不完善。目前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依附于它所反对的应试教育、过度专业偏科教育而确立的,而它所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理想却不得而知。
1中日教育交流:从“学习中国”到“学习日本”
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向来频繁。“回顾历史,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中日两国之间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相比西方文化,中日两国之间强烈且共同的东方特性,让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更为紧密。”藤冈谦一如是说。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一批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公元608年,当时的日本政府派使团出使中国,当时随行的还有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僧曼等8名留学生和学问僧。唐朝贞观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据记载,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乾宁元年 (公元894年)日本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出使中国的次数达到19次,著名的日本籍留学生玄防、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也在其中。
到了宋朝,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严禁日本人东渡,这一时期中日交流减少。南宋以后开始逐渐恢复。这一时期双方更多的是商贸的交流,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多以学习佛教、儒学及文学书法等为主,特别是当时的新儒学和禅宗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公元1211年,留宋日僧俊芿从南宋带回的2000多卷汉籍中就包括四书和朱子学说,这是日本历史第一次传入程朱理学。
但自宋代后,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逐渐淡化。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却在断断续续的持续着,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生主要分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
进入民国时期,日本上下高度重视中国问题,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去往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和研究,并专门设立奖学金加以支持鼓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开启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增强,来华的日本留学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到2005年来华总人数已经接近20万人次。藤冈谦一便是在这一时期踏上中国的土地。
提起与中国的结缘,藤冈谦一将时间拽回到2002年,向《留学》记者讲述了自己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的经历。“当时我来清华大学留学的时候,日本的留学生还很少,在清华大学的留学生就更少了,当时日本来华留学生主要是以学习语言为主,包括汉语和历史的学习。”
此后至2018年,虽然因为政治原因,来华的日本留学生数量有所回落,但始终保持在每年1.5万以上的来华规模。
相较于前者,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时间要晚很多年。拉开中国人留学日本历史序幕的是1896年13位中国青年受清政府的派遣东渡日本留学。从此时起,中国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为寻找解救中国的良方,纷纷前往日本。这些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专业很广泛,以政法和军事最为热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当时的在日留学生纷纷开始罢工罢课甚至退学,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至此到1976年,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不断减少,一度处于留日潮的低谷。
1976年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鼓励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回国效力,自此推动了学生留学日本的正常化。1979年两国政府就派遣留学生达成协议,正式决定互派留学生。1980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仅2000多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0万。
虽然2010年以后因中日关系严重恶化赴日留学人数有所减少,但随着2017年中日关系逐渐回暖,加之中日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同宗,且远低于英美高昂的留学费用,中日交流逐渐趋于正常。
中日回暖
“2010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处于一个低谷阶段,但相较其他领域,教育领域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现在中日关系又恢复到了正常的轨道,大学之间,尤其是校际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大规模的双向交流会越来越多。而且最近高中阶段的这种研学旅行特别频繁,合作案例也数不胜数。”藤冈谦一讲道。
2教育共生下的“东方特色”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对日本文化的有着莫大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自隋唐始到鸦片战争前夕,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为主。在这期间,日本不断派使节出访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并在本国加以普及。当代日本著名的茶道文化、服饰文化、儒家文化、医学文化、佛教文化甚至日本文字等的起源都可追溯到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几十年后中国大规模留学日本学习日本先进制度奠定了先决条件。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间,日本的制度、工业化技术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极大影响,这一时期是以中国学习日本为 主。
改革开放以后,双方开启了双向交流,互相学习的新征程,除了留学生外,中小学校际之间的交流也不断加深。
如此深厚的文化共融性,为未来双方携手打造“东方文化特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特别是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更为两国民众打造了一面天然屏障。
3中日教育展望:往事可柬,未来可期
2010年以来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此后几年双边很多交流均处于停滞状态。但受到国际局势影响,中日关系自2017年开始逐步走向缓和,2018年通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不断向好。对于两国未来,有无数的期待值得两国共同去实践。
正如藤冈谦一所言:“中日两国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在科研方法上都有很多共性,基于这些,两国更应该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能够加深合作,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
结缘中国二十余载,藤冈谦一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全球的快速提升表现出了认同,并对中日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的潜能期待非常,“比如可以在科研领域进行共同研究。2018年10月,在安倍首相访华的时候,也签署了《中日青年交流备忘录》,把2019年定为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 年。”
对于日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日本政府始终很清醒。正如藤冈谦一所言:“将来的人才应该具有宽广的视野,创新性思维,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知识和技能的习 得。”
而对于如何培养这种创新型人才,藤冈谦一也给我们做了简单介绍: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是基于对于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技能的不断掌握,只有在这两点同时兼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培养出创造性新型的人才。所以说首先还是要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基础知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之间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个也是日本现在着力开展的一种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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