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我去廊坊看徐晓东和田野的格斗比赛，结束后天降大雾，回北京的高速路封闭。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我在暗夜浓雾里沿着崎岖的国道慢慢开回北京。几十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半小时。
一路上穿行田野村舍，许多防范非洲猪瘟的标语在车灯里映入眼帘，一些村庄的出入口，还能看到专门的检查站。我虽然知道非洲猪瘟入侵的事情，但看到这如临大敌般的警戒，才意识到疫情已经逼近北京，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想象。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平日里和乡村社会是两条平行线，很难看到这般坚壁清野严防死守的景象。他们的生活，风平浪静。
这当然有信息管制的因素。比如媒体上很少报道非洲猪瘟的疫情消息，一般民众并不知道非洲猪瘟的疫情在不断扩散。但也有另外一个理由，不同社会族群的人，对危险的感受系统完全不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来自非洲猪瘟的危险，并不是疫情的扩散，生猪的死亡，而是自己每天吃的食品，又出事了。
春节后，三全食品的灌汤水饺在临检中发现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紧接着，金锣、科迪等十几家肉制品企业，在临检种也全部发现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城里的民众，这才开始恐慌。
很快，农业部出来专门解释，非洲猪瘟的病毒，对人体并没有致病性，熟食品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并不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众多科普作者也出来科普，内容大同小异，就是让民众放心地吃猪肉，非洲猪瘟不会对人的健康构成任何威胁。
这种科普，我深不以为然。
全世界养猪行业对非洲猪瘟之所以闻之色变，是因为猪一旦感染，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无药可治。非洲猪瘟传入国内后，已经在全国各地20多个省份发现疫情。
这些感染猪瘟的猪肉，都怎么处理了？
按照规定，非正常死亡的生猪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焚烧，深埋。但有没有死猪卖到三全包了饺子，卖到金锣做了火腿肠，重新流回到食品链条？
那些死于非洲猪瘟的猪，病毒虽然对人类没有致病性，但病死猪本身往往有其他并发症，甚至还会腐败变质。按照规定，非正常死亡的猪，根本就不能食用。
这才是公众最但心的。
某些科普文章分析说，猪感染了非洲猪瘟，并不会立即发病，有4到19天的潜伏期。在潜伏期内被屠宰的猪，其可能并未发病，但却携带了猪瘟病毒。由于成本问题，国内屠宰企业无法做到全批量检测，但这类猪按照国家规定也是合格的。此次三全食品中发现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最大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另外，也不排除生猪在屠宰环节，接触到含有病毒的器具。
这个逻辑成立，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事实上也可能养猪户发现零星死亡案例，隐瞒死亡信息，紧急将即将发病的猪销售给肉制品企业。还可能就是死于疫病的生猪，瞒天过海重新进入肉制品加工环节。虽然像三全食品这样比较大的食品企业检疫环节比较完善，但这种可能依然无法排出。
现如今，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含有猪瘟病毒的猪肉，就不是疫病致死的猪制作的？既然无法排除，为什么许多科普文章，要急吼吼地对百姓说，“老乡，猪瘟只传染给猪，不传染人，吃吧，没事”？
更何况，猪瘟病毒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食物里，猪肉屠宰无法做到全批量检测，但食品加工企业的速冻食品上市前，可是要求全批量检测的，这些含有病毒的产品，是如何通过企业自检的？
还有，速冻食品中一旦出现猪瘟病毒，这就是不合格产品，不可食用，而企业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猪肉来源合法合规。而在尚未证明食物来源完全合规的情况下，公众怀疑其是病死猪肉制作的，这有什么问题呢？
再其次，猪瘟病毒虽然不会传染给人，但却可以通过人的食用和代谢，广泛散播，导致疫区扩大，疫情不断发生。从控制疫情的角度来讲，也不能简单地说，吃了没事。
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往往有多重，无论是新闻也好，科普也罢，应该尽可能给公众提供更充分地信息，基于现有信息不排除的所有可能性。对于报道和传播者来讲，充分就意味着客观。
相反，屏蔽或者回避其它可能性，仅从一个层面传递特定信息，而且这特定的信息，无论监管者和生产者都没什么责任，结论却号召消费者放弃更复杂的思考，尽管这一知识可能是对的，但这种对的知识却也会误导公众。
这不是科普，而是洗地。
有人说，目前全国各地防范非洲猪瘟扩散的措施非常严厉，疫区生猪一律不得异地运输，猪肉也不得随意转移。一旦发现疫情，三公里范围内所有生猪都必须宰杀，所有死亡或者宰杀的生猪，都必须做到无害化处理。在此高压下，非正常死亡的生猪，很难进入食品环节。
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
请问，如果这些措施全都严格实施，那为什么非洲猪瘟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疫情越来越严重呢？
事实上，在疫情不断扩散的情况下，许多生猪养殖户损失惨重，他们有相当强的利益驱动，将非正常死亡的生猪卖掉，以减少损失。
而这种违法行为，在非疫病爆发期，全国各地就非孤例。
几年前，黄浦江上突然出现大量死亡的生猪尸体，我当时还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我们赶往黄浦江的上游，著名的生猪产地——浙江嘉兴调查。嘉兴的生猪养殖业非常发达，上海市一半左右的猪肉，都来自于嘉兴。
在正常养殖过程中，生猪大约有百分之三左右的死亡率。这些死亡的生猪，虽然规定必须做无害化处理，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猪养殖业的无害化处理环节，从处理能力，到登记监管，都存在众多疏失和漏洞。
由于无害化处理需要成本，有些养殖户将死亡的生猪随意丢弃到河里，而有些体量比较大的猪，在非正常死亡后，会有专门的不法分子来收购，加工后重新进入食品链。其重灾区主要在肉松，腊肉，香肠等熟食加工品。
这还是在非疫病爆发期，生猪的死亡率还在正常范围内。而现如今，生猪价格下跌，疫病大规模死亡，许多养殖户濒临破产，他们有更强烈的冲动铤而走险。这也是疫区层层设卡，严查运输环节的原因。
有科普人出来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写文章，是担心公众产生恐慌。但我却认为，面对大规模非洲猪瘟的疫情扩散，肉制品中此起彼伏检测出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公众的适当恐慌才正常，稳定才不符合人性。
恐慌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我们面对危险时的自我保护。诚然，面对公众安全事件，过度恐慌的确有严重危害。有些时候，恐慌导致的情绪蔓延，后果甚至比事件本身的危害性还要大。但也要看到，适当的恐慌，不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反应，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性力量。
比如，十几年前，国产奶粉连续出现安全事件，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尤其是婴幼儿奶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家长普遍不敢用国产奶粉喂养孩子。只要家里条件还行，都会千方百计购买国外品牌的奶粉，甚至还要从境外购买才放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才逼迫国产乳制品企业高标准高投入重建安全的奶源基地。现如今国产乳制品质量的飞跃提升，从某种角度讲，正是在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恐慌和不信任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同理，现如今众多国产肉制品企业在产品中发现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消费者的适当恐慌，也会促进他们完善检验检疫，从而给公众提供更安全的食品，不是么？
说到底，公众情绪的稳定，应该是个结果，而不是目标。
稳定应该是在让公众充分知晓信息，充分了解风险的基础上，得出的理性结论；应该是让公众信任我们整个社会的危机处理能力，而不是给公众提供单方面的信息，让公众不明就里地泰然自若。这种稳定，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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