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去世：感谢您，让我们得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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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隐姓埋名近三十年，为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不能忘记的人！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1926年的中国正在军阀混战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天津则是兵连祸结的重灾区。于敏出生前五个月，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酿成“大沽口事件”。于敏还未满月，9月5日，英军舰“柯克捷夫”号炮击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史称“万县惨案”。万幸的是，国民革命军也在同一年誓师北伐，不到两年就打到了天津城。在刚刚开始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于敏终于可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度过他的童年了。

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然而，他小学还没毕业，日军就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天津陷落。刚满十一岁的于敏就成了千千万万“亡国奴”中的一员。正所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少年时代的于敏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祖国。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少年于敏和父母合影

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的于敏，可谓品学兼优。十二年寒窗苦读之后，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这一年，正好是1945年，这一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的7月16日，美国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或许当时未及弱冠之年的于敏想不到，自己的一生都会和这种极具破坏力的武器结下不解之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刚刚进入北大的于敏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陷入了彷徨和挣扎之中。他发现工学院的老师更强调动手能力，强调实践。但是对于他来说，研究别人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实在是一件没意思的事，他更希望能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于是，他先是选修了理论物理，并在大二正式转入理学院学习，这个决定的正确性甚至不用等到他最伟大的成果诞生就得到了证明——1949年，半路出家的于敏考取北大理学院研究生的成绩，是北大物理系第一名。

于敏（左一）和同学们

开始攻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过人的智商和惊人的记忆力闻名北大，令其导师张宗燧大为赞赏，甚至表示：“于敏是他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这里，集中了共和国的天之骄子，包括他日后的挚友，同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于敏初到研究所时，志愿军正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鏖兵朝鲜半岛。志愿军将士们浴血奋战，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缩小了双方之间的武器差距，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但是，有些差距是血肉之躯永远无法弥补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等人先后威胁对我国使用核武器。面对帝国主义无休止的核讹诈，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核武器。这种“决定性威慑手段”，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重演一百年来的悲剧，才能让中华民族挺直腰杆子。

1951年参加工作时的标准照

在进入研究所之前，于敏的研究领域是量子场论，这是因为量子场论的难度够高，只有这种高难度的研究才能满足这个天才的研究需求。于敏进入研究所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于敏知道原子弹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少年时种下的家国情怀让于敏很快就转行开始研究原子核物理。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但是学习对于于敏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不到四年的时间，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而且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站在了国际前沿。

于敏在研究所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被称为“土产专家”，是因为于敏的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有留洋经历，王淦昌曾求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钱三强曾留学法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而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后来谈及此事，他不无遗憾的说道：“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

1961年，于敏用十年时间，成为了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年刚刚开始了12天，于敏就被叫进了钱三强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接到了新的挑战：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研究。

原子弹和氢弹同属于核武器，但其原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重核裂变，一个是轻核聚变。和十年前一样，这又是一次大的转型。还有一件事和十年前一样，当时国内对于氢弹理论的了解大概停留在知道氢弹是核聚变反应，除此之外就是一张白纸，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于敏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

于敏没有犹豫就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全世界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作出指示：要加快研发氢弹的速度。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再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同样兴奋不已的于敏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为了保密，他们留下了一段著名的暗语对话：

于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发现有效氢弹构型！

）

邓：你们美美地的吃上了一顿野味？（你确定？）

于：不，现在还不能把他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他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基本确定，但是要进一步研究！）

邓：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这一年，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形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于敏的努力，从此时开始，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纸面转入实际制造，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当量30万吨。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于敏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由飞机空投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我国第一次氢弹正式实验就使用了空爆技术，这正是得益于于敏出色的工作，不但完成了氢弹的研制，还同时完成了小型化的尝试，实验成功的氢弹可以直接用于实战。而美苏两国的初代氢弹爆炸装置都体积巨大，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但无法用于实战，小型化过程又耗费了多年时间。（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氢弹只有两种构型。美英苏T-U构型，和中法两国的于敏构型）。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不到4年，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独具慧眼，再建奇功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于敏不仅是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是天才的战略家。不同于他的很多同事，于敏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式的学者，对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也有独到的见解。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

于敏敏锐地意识到，美苏两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在于邓稼先进行沟通之后，由于敏、邓稼先、胡思得等人联名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于敏和邓稼先

中国必须抢在苏美采取措施前，让氢弹技术水平和美苏持平，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隐姓埋名三十载，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武侯的一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为中国做出的贡献，可谓重于泰山，然而由于核武器研究的特殊性，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一切，外界甚至他的家人，都是无从得知的。

从1960年底开始，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1988年，关于他的消息才开始逐渐解密，老人家才得以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里。在这之前，甚至连他的夫人孙玉芹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晚年的于敏与妻子孙玉芹

但是对于敏本人来说，隐姓埋名，聚少离多，这些都不算什么。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但是，他的功勋祖国不会忘记，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于老陆续获得了许多奖项：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于敏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曾有媒体刊登文章《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文章提到“于敏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伟人那么著名，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连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为人知。至于他的成就，网上一位朋友的评价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最高科学奖能颁给于敏，是这个奖项的荣幸！’”

国之干城今归神，中华儿女荷深恩！

于院士千古。能拥有您这样的科学巨匠，是中华之幸！家国之幸！万民之幸！

祖国的山河知道您，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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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当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以有20位辞世，他们是：于敏、王大珩、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赵九章、钱学森、钱三强、钱骥、姚桐斌、郭永怀、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