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叔按
前些天我发了一篇公号
《两头叫驴窜福建》
，许多粉丝在后台留言，希望看此文提到的《烂柯1991》。其实写于2012年的此文三年前已经连载过，亦有不少公号转载，但估计许多读者还没读过，所以，今天全文发在这里。

这是一场漫长的青春追溯之旅。之所以选择今天发，是因为今天是9月1日，入学季，而我正是27年前的九月，开始了第一次背井离乡。
《烂柯1991》是我除了剧本之外，有史以来最长的文字，约2万字，达到中篇小说篇幅。一位前辈和兄长曾评价说这是我的代表作，我想应该是吧，因为是血泪史，虽然前后拖拉了半年才写完，但真正写的时间就两三天，这是我刻骨铭心的90年代，不需构思不需修饰，一闭眼，那些岁月就流了出来。
令我发此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文中提到的那些破碎的面容。
前些天，一个同系的师兄联系上我，告诉我：文中提到的那个拿着大哥大在女生宿舍楼下晃荡的男生，1994年就被他的高中同学砍死了。我问他如何知道，他说自己曾和那个大哥大阔少一起做过生意，还帮他拎过砖头般的大哥大。
我和师兄聊下去，竟发现他就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扯被子催我们起床的学生会干部，我总睡懒觉，他曾无数次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上周的七月半那天，师兄忽然告诉我：我在《烂柯1991》里提到的那位在衡阳站与广东男友洒泪而别的同系师姐，刚在南宁因抑郁自杀了。
我惊愕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几年前我发了那篇长文后，这位师姐在微博和公号上都给我留过言。她告诉我，她的前男友毕业后回到广东，没几年就病逝了。我们各自唏嘘，她叫我回南宁时联系她。我虽时常回南宁，但俗事缠身，亦觉今后重逢机会多的是，终究未曾联络过她一次。
1992年夏天，师姐与男友在衡阳站抱头痛哭，他们早约定了此地一别，就此分手。男友泪眼婆娑地回到了福州至广州的270次，径直奔向珠江。我们这群广西孩子在站台上转车，等5次特快。记得我们分散到各个车厢，我帮师姐扛行李，在同一节车厢。她哭了一路，18岁的我未经世事，亦不懂如何劝慰她，只能扶着座椅在过道上站着兀自睡去。到了南宁，挥手道别，再没见过。
师姐后来做了房地产。她们那届学生是发配煤炭部的，许多都努力挣扎了出来，有4个已经在不同的中央部委里当了高官。管理系的孩子都机灵古怪，且野心勃勃，母校那一纸毕业分配证，拦不住我们的越狱。
当我在鬼节这天听闻师姐的死讯时，努力回忆她的模样，但已有些模糊。她的此生，只剩下1992年夏天那个追着火车哭得肝肠寸断的背影，只活在这篇《烂柯1991》里。 
20天前，我回到了睽违多年的福州。物是人非，我再也找不回17岁时的少年刘原了。
我只能用这2万字的网，去打捞沉没岁月里那些支离破碎的脸。我们那代的福大学生，像雁群飞向尘世的深处，不断有雁落单，哀鸣着折落，我们终究惊惶着四散了。
我们能越狱逃向广袤的天地，却逃不过时光的围捕。秋风渐凉，暮色四起，我们终于在岁月的猎杀中束手就擒。想哭，却长长地笑了一声。
烂柯1991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报馆的夜班单调而疲累，我时常在清冷的冬夜驾车穿过夜雾回家，像一只恍惚的土拨鼠。我时常忘记身处何方，但记得今夕是何年。我知道这是2011，我的儿子在这一年的夏天出生，我还知道，20年前，我上过一所叫大学的东西。
有时我从长沙去株洲开会，经过铁轨时我会想，20年前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就是在这里掉头东去的。我甚至想起17岁的自己趴在火车上好奇地望着密密麻麻的铁轨的景象。那些不知死活的记忆，瞬间还魂，我得把它们拓印下来，将来给儿子看，给在养老院里痴呆的自己看。
我决定扛一把锄头，在记忆的荒野里，掘墓。往事是那只陪葬的手镯，而青春，早已尸骨无存。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这样的陵寝。
此刻我魂飞魄散，正走在1991的秋天。
我坐在1991年的桂林火车站。邻座有人伸着臭脚丫睡觉，有人大声咒骂桂林导游坑人，父亲默默守着一堆行李，我则像小痞子般叼着一根烟，仰头吐着烟圈。
在刚刚过去的高考里，我是失败者，我考上了一所二流子大学，这所大学在福州，叫福州大学。即便在20年后，我的梦境中仍然偶尔出现这样的场景：终场哨声即将响起，我的试卷依然空白，我枯坐成一截荒木，满心悲凉。高考虽然是一桩噩梦，但我好歹不用复读，读高四是什么滋味？就是你接了一头驴，痛苦不堪，而那驴完事后说：大爷再加一个钟。
所以我大体上情绪还算主旋律。第一次离开广西，17岁的我有种偷情的感觉，刺激而新鲜。清晨母亲在县城汽车站送我和父亲上车，她脸上有哀戚，我亦小有感伤，但这与笼鸟越狱的感觉相比，只是十指中的一指。我17年间都活在小地方，现在要去大城市了，忽然有一种毛泽东从西柏坡去北平的感觉。
从南宁开往上海的180次列车在桂林停下。我和父亲扛着许多个皮箱和纸箱以及挎包挤了上去。车上拥挤，我们自然是没有座位的，于是坐着折叠椅在过道上冥思。我第一次见到了湖南，见到了江西。车到江西时我们买了快餐，在车厢里游荡的盒饭佬说没钱找补，待他找到散钱时再给我，但他终于再也没出现，我们被人骗了5块钱。惧内的父亲惴惴地说：此事你莫告诉你妈。我想了想，离愁忽然泛了起来，悲伤地说，我都去那么远了，我妈都在千里之外了，哪还有机会跟她说。
我们在鹰潭转车，在候车室里等了6个小时，此前在桂林站等了8个小时。我本来逞强说要独自去福州的，父母不允，我终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若无父亲相送，我连上厕所都不能，我头一次发现父亲如此重要。凌晨三点，我们裹挟在乱世般的人群里，上了南昌开往福州的列车，我们照例坐在过道，相互递烟，聊天说笑话。我说国外有个病人做肛肠手术，放了个屁，被电火花炸掉了一截肠子。父亲说国外有个人，能用放屁奏出不同的曲调。他在那一霎，是把我当作成年人了。但我终于敌不过困倦，趴在他的膝盖上沉沉睡去，像孩童时一样。
2004年我写了一篇专栏《九月鹰飞》，其中几段如是说——
“我趴在父亲膝盖上睡觉，父亲却不敢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李，怕有小偷。一路到了福州，父亲双眼尽赤，像得了红眼病。

      父亲只住了两日便走了，我送他到校门坐车，父亲和无数人挤在罐头般的车厢里，他的眼睛仍是红的，像一只苍老的兔子。他隔着车窗嗫嚅了一下，似是想说什么，终是未说。滚滚沙尘扬了起来，父亲不见了。

      那是1991年的9月，17岁的我独自站在距故土三千里外的异乡。没有人理我了，在剩余的岁月里，我要单独面对生活的劫数、悲欢和浮沉。我垂着头慢慢走在陌生的校园里，忽然就哭了。”
 到了福州，照例有接新生的校车。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时，不安地问接待处的老师：通知书上的“与能源部联合办学”是什么意思啊？他冷冷瞟了我一眼，说：就是以后你们要到能源部下属的部门去工作，包括煤矿部门和电力部门（当时煤炭部和电力部合并成了能源部）。我当时就震惊了，问：你们在招生信息上没这么写啊。他面若寒冰地说：你若不愿读，现在就可以退学。
我掉进了冰窖。我遭遇了骗局。那时的很多院校常有定向委培的招生名额，但都会在招生信息上标注，我万万没想到福州大学隐瞒了这点，把我诓骗了进来。
那个年代的教育投资匮乏，合作办学本是无可厚非的举措，不难理解。但欺瞒就恶心到我了。福州大学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学校，阴险太甚。我自此不相信任何挂着大牌子的政府部门，是从望见那个老师面孔开始的。一个原本纯朴的乡下少年，在那一刻学会了冷笑。
我后来听许多老乡说，福大的所有外省学生都是必须分到能源部的，学校在各省招生时都屏蔽了这个事实，校方像卖猪仔般把我们卖给能源部，以人头结算钱款。我们其实跟黑奴无异。我还听说了许多校友毕业后的悲惨遭遇，譬如有个学生分到了贵州六盘水挖煤，每月工资仅77元，还不如读书时的生活费，活不下去，只好让父母继续寄钱。又譬如，许多广西校友被分到了广西的大化水电站，跟野人似的。我没想到的是，4年后的自己真的被充军到了大化，在荒凉贫瘠的小镇上夜夜喝成一个醉鬼。
我整个90年代都在挣扎绝望中度过，无数的悲怆和流离，都从这一天开始。
如果换在今天，我会朝那个老师竖起中指，掉头远去。但1991年，17岁的我没这个底气，我在桂东北的小城生长了17年，虽然有个性，但骨子里是恭顺的，终究是个乡下人。尤其我无法想象自己和父亲跋涉千里来到这个城市，旋即退学离开。家里并不宽裕，当时祖父瘫痪在乡村的老家，我哥在武汉上大学，父母的钱恨不得掰成两瓣花，我若退学复读，家里必然雪上加霜。我如同一个雏妓怯生生地站在丽春院前，背后无数只手在推我，我只能进去，有反叛之心，却无叛乱之胆。
我就这样被大学鸡奸。
但大学终究是开始了。我最颓废的人生时光开始了。
88级和89级的老乡都告诉我，读书有鸟用，反正都是挖煤。
我开始在课堂上睡觉。那时特别嗜睡，正常情况下，上课时5分钟我就能入睡，有一位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是浙大毕业的，讲课特别精彩，偶尔还皮里阳秋地点评些时局，我遂给点面子，15分钟后才入睡。我的课桌上总是湿的。
不睡觉的时候，我便在老师口沫横飞时写打油诗，小纸条四处传递，班上的女生偷偷看了，扑哧一声当庭爆笑。我是个歪才，那些打油诗为我后来当上诗社社长奠定了文字基础，亦是我多年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发轫。
再往后，我连上课都厌腻了，遂逃课。辅导员和学生会干部无聊，时常到宿舍里查房，看谁旷课。我遂想出一招，让舍友把我反锁在宿舍，这下可以高枕无忧，只是尿急的时候比较抓狂。有次我曾想朝舍友的脸盆里放水，但想想又忍住了，我终究还是宅心仁厚。多年以后我的前列腺不太好，我认为是大学时种下的病根。
无心向学的结果自然是补考。我第一个学期就补考了高数和BASIC，高数老师曾在内蒙古当插青，时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回忆他当年在内蒙古肩扛背篓，见到牛粪就拿起叉子拾粪，我每当他讲笑料时就会醒来，当他讲公式时，我便应声倒下。
我寒假没过完就提前回校补考，车到湖南醴陵，有个俊俏姑娘上了车，见我胸前佩个校徽——当年的大学生都有这个傻逼习惯，而且孜孜不倦地捧着课本在读，以为我是个大好青年，那年头的大学生还算稀罕，所以她一直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她不知道我是在研读即将补考的高数。我终于头一歪，习惯性地睡了过去，醒来时车正行进在江西，她已经消失，不知是在株洲还是萍乡下的车。
今年元旦，我到醴陵参加一个同事的婚宴，我想起了那个姑娘，她该是嫁人了，该成黄脸婆了，奶子该垂成木瓜了，我若与她在大街上相遇，彼此断然不会再认出。请原谅，我那年不懂风情，不会搭讪，主要是因为，我那时还是处男。你既瞟过我一眼，我前世定然借过你几吊钱。
我能想起的补考过的科目，都是工科的，高数、计算机、电工、机械制图，全都补考过。据说以前曾有一科叫普物，简直是鬼门关，所幸我们没学，否则我一定也是要补考的。我的专业是工业管理工程，七成是经济类科目，但那三成的工科科目，我基本死翘翘，这说明我真是个天生的文人。当然我对经济也不敏感，我始终搞不清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我是个垃圾学生，所以最后我去搞了新闻。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中关村上班。有一回，带着未婚妻幼齿过完春节从南宁回北京上班，火车上几个广西大学生先是浪声打牌，然后像高音喇叭般铿锵地聊天，说各自的大学如何如何，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大学生。我被吵得睡不着，从卧铺被窝里探出头跟幼齿说：凡是大年初七去学校的，全是补考的学生。他们闻听之后，顿时哑火，自此不再开腔。
我特别烦在列车上大声喧哗彰显自己身份的人。5年前我和幼齿从北京去大连旅游顺便拍婚纱照，回来时几个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中年妇女也在深夜扯直嗓子炫耀自己在北京如何，我跟幼齿说：坐在这趟车上的，谁他妈不是在北京工作的啊。那几个妇女登时荷尔蒙散去，如潮汐般各自睡觉。
在一个补考大王面前暴露自己的挂科光腚，无异于一个村妓在陈圆圆面前炫床技，一个土财主在盖茨面前炫存款，所以说，年少时不要张狂，更年期时也不要张狂。
 90年代初期的大学里弥漫着阴郁颓废的空气，80年代的激越和鸣唱早已进了碎纸机，所有人都陷入巨大的虚无里。理想既已不谈，92南巡之后，自然就谈钱了。勤工俭学迅速勃兴，时常有学生背着大挎包，兜售各色明信片、洗发水、剃须刀之类。我们班有两哥们属于率先觉醒的一代，除了搞投机倒把之外，还在外面兼职，很快就佩戴了那个年代还属奢侈物的BP机，多年以后，他们成了总经理。
所谓三岁看老是不确切的，但大学时确实基本上可以看老了。班里第一个过六级的女同学后来留洋，宿舍里没事就去泡电脑房的哥们后来成了技术总监，我这种整天旷课看小说的人成了码字的，宿舍里还有一个莆田的哥们，嗯，他现在在沈阳开民营医院。
渐渐的，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进入坦途。一帮没有志向的学生总比热血青年好管。政工干部也乐见于小毛头们沉溺于吃喝嫖赌抽——嫖字应该去掉，那年头还没娼盛。那时你要找我，总不离这仨地方：图书馆、录像厅、牌桌。
思想工作的重心遂转移到抓考勤纪律。除了抓旷课外，每天还要例行晨操，几个学生会的家伙每天早晨到各个宿舍赶人起床。我只有晨勃，没有晨操，照例蒙头大睡，他们来掀被子，只穿裤衩的我就会怒骂：操尼玛的基佬。我最恨别人掀被子，就像小马哥最恨别人用枪指着他的头。
学生会干部在20年前就不是一个好词。我的朋友、湖南师大副教授魏剑美曾在微博上抨击说，如今的学生会干部只会溜须拍马、玩弄权术，厚黑学用到极致。多年以后我去主持过几次招聘，但凡见到履历里吹嘘学生会经历的，我立即把材料扔到一边。你大爷的，欺负主考官没上过大学么。
当年福大最大的维稳，是外省学生。因为被卖了猪崽，外省学生普遍有仇恨情绪，对校方厌恶之极。聚众抗议谈判倒没有，我们既然被骗来了，也无处讲理，正如青楼里不可能成立妓女工会。但打架是常有的事，今天是四川帮和云南帮打，明天是湖南帮和西北帮打，但都打得像过家家，从未有大伤亡。我也搞不懂这是叫打架还是叫调情。
 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沉浸在荷尔蒙的气息里，就像一匹公马沉浸在福尔马林里。爱情和色情，永远是大学里的主旋律，再过一万年，只要人类还有鸡鸡，这点只怕仍不会改变。
我住的西区8号楼，原来是男女混居的，一楼是女生，其余楼层是男生。据说，当80年代的最后一缕霞光呼啸而来时，某个倚在4楼窗边思春的88级男生忽然发现一楼拐角的女浴室竟然一览无遗。一群充血青年闻讯后，齐刷刷把脑壳搁在阳台上瞻仰，但只能望见虚渺而模糊的佛光。后来有个云南的学生，放假回家时带了中越前线的军用望远镜来，终于可以窥见赤裸裸的真相。但问题随之而来，望远镜被抢来抢去，影响了宿舍的安定团结，最后达成协议：周一到周日，宿舍里的7个人每人保管一天望远镜。毕竟是经过民主熏陶的一代，懂得妥协，懂得制定游戏规则。
1991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进入西区8号楼时，一楼的各系姑娘们正如溃军般撤离。所以，《静静的顿河》里的那一幕成了刚刚谢幕的老片。她们的迁徙或许跟偷窥有关，因为据说总是有男生搭人梯攀爬上女浴室窗口，敏捷如发春期的公猴，女生们的尖叫如锋利的发卡刺破夜色，宿舍管理员没办法，只好用木条把窗口封起来，但一个暑假过去，木条又被砸断了，可见荷尔蒙的力量有多大。
东区的理工科男生似乎更饥渴，有次我去东区找老乡打牌，刚在床沿坐下，忽然身后蚊帐一掀，探出一颗女人脑袋，我吓得魂飞魄散。该宿舍7个床位，听说高峰期曾住了12个人，熄灯之后，几张床都在打摆子，有个孤独睡在下铺的男生实在受不了，对上铺那对疟疾患者怒吼：你们他妈还让不让人睡了？这种愤怒我很能理解，福建毗邻台湾海峡，时常有震感，我若在睡梦中被剧烈的震动撼醒，早就穿着裤衩往外跑了。
那年头大家手头尚不宽裕，独自租房还没成为常态。有一对狗男女在校外租了房，苟且完毕了就把钥匙往同学手里一扔，换下一对进去接着纳凉，房东老太太偶尔去打扫房间，看见满地的卫生纸，当场就哭了。
也有的学生，既不好意思在集体宿舍里直接驳火，亦无钱租房。我的死党跟我说过一个真实的段子：某个暗夜，月朗，星稀，虫唧，一群校卫队员——类似于今时臭名昭著的城管或联防队员——巡逻到运动场的围墙下，但见风吹草低处，两只肥白大蛆正在蠕动，几束手电瞬间照了过去，男蛆愕然回头，抖抖索索从草丛的衣裳里掏出30元扔过去，说：兄弟们辛苦了，去买包烟罢。校卫队诸君眉花眼笑，拿了钱慢慢踱远，绕着操场闲走了半圈，忽然又见看台下草丛耸动，照例几束手电打过去，这回看到的竟仍是那对蛆——原来他们的幸福被摁了暂停键后，自觉晦气，遂换个地儿重头再来，没想到在苍茫黑夜里，与故人再度重逢。据说那哥们当场就泄了真气，自此阳痿。
许多年后，我在广州，夜登白云山时望见路边的车颤颤巍巍，便联想起校园里的那对野鸳鸯，他俩真是生不逢时呵，没有赶上车震的时代。
20年前，能享受鱼水之欢的大学生终究是少数。但那又是欲望最为野蛮勃发的年岁，终于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有个工科学生暑假回家时强奸了女孩，开学后他全无影踪，亡命天涯去了。最近的清网行动里，我公安干警若是碰到某蓬头垢面的可疑人士，可摸出福大的校徽在他面前一晃，他倘若眼睛一亮，那便是这位浪迹四海的校友了。
当时的校园，鲜有做妓女的——彼时整个中国都尚未娼盛，鲜有做人流的。我们还没学会糜烂。于是，90年代的精子和90年代的卵子只能在四年里鸡犬相闻，然后，分道扬镳，进入漠不相关的人间。
1991年的深秋，飘流在校园上空的孟庭苇的歌声是一支催情剂。虽然季候不对，但我们依然反季节地开始怀春。班上的男同学熄灯后仍在走廊上捉对练习跳舞，因为只有在舞会上，你才能合法地搂住一个女孩的腰，并适时地开始查户口，这是通向因缘的惟一路径。
以爱情的名义，每天傍晚，东区工科系的学生们就如潮水般向我们西区的财经学院涌来，因为财院的女生是最多的。而工科的某些专业，譬如地矿和机械，经常会出现和尚班，既然南水北调可以，那么西水东调也是可行的。
许多广西老乡都把我当成抵达幸福彼岸的桥梁，或者说，把我当成了淫媒。有个老乡看上了我们班的女同学，托我捎红豆和桂林明信片给她。更有某老乡如鬼魅般缠上我，逼我一定要给他介绍谁谁谁，后来我烦了，说，老子的爱情都还没着落，你的鸡鸡你做主。还有个老乡看上了我们系的师姐，整天找我聊克敌秘籍，仿佛西门庆请王婆传经送宝一般，我告诉他那师姐早找了个帅哥，他不死心，直到亲眼见师姐挽着帅哥漠然走过，他才愤愤一拳砸向墙壁，满手是血。这哥们是情种，多年后他从省城去水电站玩，也要我介绍厂花给他。我至今纳闷：难道我很像拉皮条的样子吗？
其实我偶尔也会发浪。某个初秋的早晨，我在上大课的间隙，望见一个穿绿毛衣的女生趴在课桌上，像一只慵懒的猫，我忽然很想豢养这只猫。但我没养过猫，亦不懂如何学猫叫春，最终一直沉默下去，直到连她的模样都彻底忘记。
大一结束时，广西校友们结伴坐火车回家。福州至广州的列车到衡阳，我们下车准备转北京到南宁的5次特快，一位88级的本系广西师姐在站台上，与她的男友，一个广东仔，抱头痛哭。他们同班，刚刚毕业却不能分配在一起，早约好了在衡阳别离。我看到他们的肝肠一寸一寸地碎成粉末，数分钟后，站台的铃声响了，广东的韶关仔上车继续奔向珠江，广西的河池妹泪眼婆娑地像弃妇般呆呆立在风尘里。
这幕景象如同一簇破空而来的利箭正中靶心，我18岁的幼小心灵顿时不敢梦想爱情。那时我以为爱情就是要结婚生子，厮守一生，而我们这些挖煤预备工是无力承担的。
我大四时亦喜欢过一娟秀女子，她低眉时像温婉的圣母——虽然我也不知道圣母是什么样的，但心里只有虔诚和沉静。此时距离毕业仅有数月，她眼里似乎亦有情意，但我知我不能留在福建，而日暮斜阳下，我将远去，一切之爱都虚幻得很。几个月后，毕业的我途经她的故乡，薄雾游荡在贫瘠的山梁，有赤足小女孩提着竹篮在铁轨边卖水果，我想起了她。我几乎未与她说过一句话，而此生已不能再见。
我对男女私情的冷酷决绝，那时便播下了种。对生存状态的焦虑令我从多情变为寡情。后来我在乡下水电站挣扎数年后，终于重返城市，有熟识的女校友自远方来，在宵夜摊上忽然幽幽问我：你寻女友有何标准？我自知她心意，沉吟片刻，说：无他，就地取材。她眼里的光骤然熄了，叹道：你真是现实。我顿觉自己郎心似铁，但自己尚在底层打滚，弱小得没法负担起任何异地姻缘，也只能薄情了。那一夜沉默相对之后，那姑娘再也没出现过，像一滴雨归于雨夜。
我在大学四年间，惟一一次与女子的亲密接触，是某一年的春节，我照例提前返校补考，列车过江西向塘时，恰好是元宵之夜，窗外烟火绚烂，我们都从窗口探出头望，一个与我沿路闲聊、从广东返乡的江西打工妹忽然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像一只未经预警突然发情的小母马，我倏地从后背到后脑壳都在熊熊燃烧，但我只能装邱少云。
吊诡的是，我们虽然住在脂粉飘扬的财院，坐拥美女三千，但却不如东区的工科男那么狼。或许是久居芝兰之室，竟然不闻其香了。我们宿舍的7个男生直到毕业时都无一人谈恋爱，带着完整的处男膜离开了校园。班上的女生倒是基本都有主了，男生们却只有三五个谈过恋爱。这事我都不敢跟现今的后生们说，因为我们在80后和90后眼里简直全是驴，不是潘驴邓小闲的驴，是蠢驴的驴。我们那一代的凄苦，大致可以归结为一点：公驴太多，母驴太少。
多年以后，我拉着还没成为刘太的幼齿的手走在她的母校里，伤感地说：我得弥补一下在大学里没牵过女孩手的缺憾。她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拼命地想甩开我的手，但我的手不是可触摸的网，也不是决堤的海，而是502胶水，她甩不掉。我像牵着一只猫慢慢踱过大学的操场和教学楼，曾经的秋叶在心里簌簌地落，越落越快。

 我们在少年时，总会有一个同性密友。我在大学里的死党，是土建系的一个柳州仔，和我同年，同级，一般的瘦骨嶙峋，一般的懒散浪荡。我如何认识他早已模糊，大概是在老乡会上，后来厮混得熟了，他经常逃窜到我们宿舍，舍友们给他起外号叫“敌人”。
敌人与我投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过相似。我们互为损友。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自不必说，我们还一起混录像厅和台球厅。有一天，我们旷课，逛到了福州火车站一带，钻进了一个录像厅，一张票3块钱，还送上矿泉水和几颗糖，我们边吃边看，忽然听到门口喧哗，原来是半途退场的人被拦住，被勒索几十元的小吃费用。我们知道遇到了黑店，加上播放的片子一点都不黄，显然坑人么。合计了一下，便装作一前一后上厕所，逼近门口时，突然发足奔逃，把持门口的马仔掐住我的脖子，我朝他当胸一拳，敌人返身救驾，朝黑社会的肋骨猛击，我们旋风般逃出，以卡尼吉亚的速度越狱，我听到风声呼呼地从耳边掠过，那必定是我此生跑得最快的一次。10年后，我在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报业上班，曾看到劫匪在报社门口抢劫，然后拼死横穿车水马龙的马路，比鬼魅还快，想起自己年轻时亦曾如此矫健过，不由涌起怀旧一笑。
敌人身上有游侠气，仗义疏财，所以他的伙食费总是不到半个月就花个精光，然后借债度日。重义气的人大概都是攒不起钱的。我与他算是肝胆相照，但有件事至今想来依然愧疚。他的英语不好，学校规定考四级必须过50分才能拿毕业证，他第一次考了39分，第二次41分，他哀叹以此递增两分的速度，到毕业时仍达不到50分，有一回他曾问我能否替考，因我什么科目都能补考，唯独英语成绩颇为霸道，我踌躇良久，终于没答应。因为学校里刚出了一次替考事件，有四男一女替另外四男一女考四级，结果贴出了10张壮观辽阔的开除通告，我终究不敢碰这天条。毕业后我碰见敌人，问起他毕业证的事情，混迹深圳的他早已不介怀，淡淡地说：无所谓，深圳满大街都是办假证的，花了几十元办了个毕业证。
敌人是福大四届象棋棋王，有社会上的人雇佣他去赌棋，输则免责，赢则分钱，一局赌200元，他说落子时手都有些发抖。但我拒绝跟他下象棋，哪怕他让一车一马，我只下围棋。学校搞围棋联赛，管理系对土建系，我对垒敌人的同班同学，敌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观战，比我还着急，老是嘟嘟哝哝给我支招。我没理他，因为我的棋力比他高出几个段位，经过一番苦战屠了对手的大龙，对手输得也算服气，但只不停翻白眼瞪敌人，因为这胳膊肘往外拐的角度也太明显了，敌人脸皮厚，而且比我这个对局者还紧张，把脑袋都贴到棋盘上了，对同学的怒目完全视若无物，一副铁心叛变的土奸模样。
我当时是校诗社社长，敌人是校象棋协会会长，都是属于身具那么点奇技淫巧、但成绩烂得一塌糊涂的渣滓。福大的广西学生普遍老实木讷，惟我俩是异类。1993年的元旦，我和敌人骑着一辆借来的单车去东街口玩，他买了一串彩色气球坐在后座上，犹如顽童，我在前面蹬单车，在福大东门附近的十字路口闯了红灯，敌人眼见交警扑了上来，忙从后座跳了下来，牵着一大串色彩斑斓的气球跑远，他近1米8却不足100斤，像一只大马猴拖拽着气球逃窜。骑车的我却跑不掉，只好作垂头沉痛状听交警训话。交警：哪的？我：福大的。交警：你不懂交通规则吗？我（怯生生地）：不懂。俺是乡下来的，从前没见过红绿灯，俺们老家都是泥路，没有这扑闪扑闪的灯。交警：那你们老师没教你们看红绿灯吗？我（强忍住笑）：没教，真没教，我们的大学课本里没这堂课。
我正和交警磨嘴皮，敌人冒了出来。单车是他借的，若被交警扣留那就损失大了，所以他溜回宿舍换了件衣服，然后拉了个长相显老的同学假扮辅导员前来领人——其实主要是为了领车。交警也没认出他就是刚才土遁的那位爷。敌人演技逼人，和他的同学摆出一副老师训学生的架势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哭笑不得，恨不得踹这鸟人一脚。交警也懒得计较，放车放人。
如果我今年17岁，而且在大学里碰到敌人，那我肯定不会跟他如此亲密无间，因为这年头流行基情了，两个男人形影不离会很像菊花党。20年前还不盛行基佬，而且敌人早有一个北海女友，我们只觉得彼此是兄弟，是适合一起干坏事的兄弟。
多年以后，我已经成了一个冷酷寡情的老男人，习惯独行江湖，习惯君子之交，再也没有如此亲密的男性朋友了。在这个意义上，敌人是今世最后一个不是基友胜似基友的狐朋。
1995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福州。敌人过柳州而不入家门，把我送到了南宁，帮我卸下了一大堆行李，然后继续南下，去北海找他的女友。1997年，他和女友吹了，约了另外一个校友到穷乡僻壤的水电站看望我。1999年，我到了省城当记者，他从深圳到南宁公干，我们一起喝酒，在报社办公室里下了盘围棋，此时我们在不同的心境里，在迥异的路轨上，竟已没有太多共同话语可聊。当时我见他已经有些秃顶，不知如今是否像只掉毛的老公鸡。那年我倒还算英姿勃发，白发还没长，如今若重逢，那真是老秃驴见白头翁了。
我和敌人，已经在人海里失散多年。但愿他仍活着。
 说起90年代初期，不能绕过去的是三级片。谢谢时间，让我们遇见了咸片的黄金年代。
我第一次看三级片说来荒谬，不是在福州看的，而是在故乡看的。大一寒假时，一位高中同学拉了一群聚会的同学去开眼界，说电影院里有传说中的三级片。他们似是轻车熟路，我却是第一次，只觉刺激而恐惧，有种偷情的感觉。后来回到福州，发现三级片几乎一夜之间在全国开花了。
学校的电教室在放三级片，周边的民居在放三级片，校外的凤凰大剧院在放三级片，就连学校的防空洞——福建昔年是对台前线，最不缺的就是防空洞——也开发作了淫窟。我印象中，只有北门对面的空军司令部露天电影院是不放咸片的，这说明子弟兵还是比较纯洁，当然也可能是职业忌讳，开飞机的人对充斥着打飞机镜头的电影比较排斥。
记忆中，领风气之先的是一部老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简直放疯了，我估计整个福大没有人不看过这部片，而且平均观看的次数应该在2到3次。
一到周末，福大的学生们就浩浩荡荡去看三级片，宛如一条饥渴的长龙。有脑子活络的学生便包下录像厅的周末场，自己找碟放，自己售票，一晚可以赚上百元，以当时物价论是巨款了。那年头的流行词是摸着石头过河，放咸片算什么性质呢？大概算摸着乳头过河吧。不管如何，时代是在进步的，相比80年代的《寡妇村》、《红高粱》总是打出“少儿不宜”的旗号欺骗观众，90年代的录像厅还是极其讲诚信的，说少儿不宜，那是一定不宜的。
后来派出所的同志看不下去了，你不能天天摸着乳头过河吧，于是突击扫黄。有一晚，淫虫们正美滋滋地看叶玉卿的《我为卿狂》，大盖帽忽然森然杀入，捉了一批人去派出所。搞笑的是，福大学生会主席赫然在列；更搞笑的是，主席大人的女友也一并被擒。这让校方委实难堪，只好派领导去赎人。
那些年的三级经典确实多。翁虹的《挡不住的风情》，叶玉卿的《我为卿狂》、《卿本佳人》、《情不自禁》，陈雅伦的《危情》，李丽珍的《不扣钮的女孩》，一大群美艳温婉的女星竞相宽衣解带，装饰了我们少男时代的梦。10多年后，我在广州杨箕村里买过几张碟，发现美女们都穿起衣服了，换了一班丑女演三级片。我胃口大倒，改看璩美凤的碟去也。
20年前的中国，人们普遍压抑了政治意识，而性意识和金钱意识空前爆发，三级片的勃兴亦算生逢其时。我至今不觉得三级片是丑陋的，相反我认为它比许多主流片更逼近人性，比许多文艺片更具备美感。多年以后我成了文字最淫荡的专栏写手，说来得向翁虹和叶玉卿们深鞠一躬，她们都是我的文字乳娘。我爱过她们，爱得青筋暴露。
有时，我会去南门兜的福建省音像资料馆看电影，马龙白兰度的《巴黎最后的探戈》、梁家辉的《情人》都是在那看的。音像馆打出的旗号是“内部观摩片”，虽然也是光屁股，但看起来比较有品质，有文艺气质。作为一名诗人，我喜欢那里；作为一个少男，我也喜欢那里。
暮色四合时，看完电影的我坐27路车回学校，在乌山路上经过市委，我会扭过头去想一个坐在里边的人，他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他父亲的名字，我从小就很熟悉。
20年过去，那个曾坐在乌山路办公的人，即将改变未来10年的中国。而那个曾坐在27路公车上的少年，什么都改变不了，包括自己的命运。他们惟一的相似之处是，都看过福州的斜阳，并且，之于福州，都是过客。
 如果说我在大学里不学无术，基本准确，但若说我不读书，似乎小有冤枉。
我不读的，仅仅是课本。事实上，我看过80年代中国文学史几乎所有值得一读的文章。当同学们在啃高数公式和各种电路图时，我在啃各种传记、小说、散文和诗歌。
许多个清晨里，舍友都去教室了，我懒洋洋地起床，去图书馆。图书馆里有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马原、刘震云、格非、残雪、王安忆，还有李金发、北岛、顾城、海子、骆一禾、西川、伊沙。我开始系统地读李敖，并且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他，直到多年后他成了个老混蛋，我才不再读他。
后来我在北京认识了苏童、叶兆言、林白、格非等人，我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文字乳娘。我的乳娘遍天下。
福大图书馆里有一套80年代文丛，分为意识流、荒诞派、现代派、黑色幽默等，里边有一篇《达哥》，是短篇小说，我尤其喜欢，因为文章的起手就很欢乐，“既然春天到了，我决定还是去屙屎。”小说里的知青醉醺醺地说：“爹妈生我不为我，只为一时图快活。”这样的语码让我爱不释手。我偷偷把这篇小说剪了下来，寄给在武汉上学的哥哥，还写了封长信隆重推荐。20年后我蜗居长沙，重新百度出这篇小说的片段，忽然发现里面有许多湖南俚语，再搜索一下，原来作者徐晓鹤正是长沙人，不过他已经改名赵无眠，移居海外做文史研究了。
我在图书馆里特意去找了几年前某一期的《人民文学》，那期的杂志上有篇马建写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电视和广播曾经批判过，我初中时看过，但看不懂，我想上大学的自己应该能看懂了。但杂志里的那篇小说被剪掉了，就像《达哥》被我剪掉一样，或许是被图书馆管理员剪的。既然是毒草那就活该被翦除，但我还是空虚，仿佛在林荫道边苦等一个大波妹，但是她一直没来，后来还听说她早被勒令退学了。
图书馆旁有片草坪，据说，每次馆里夜晚停电时，常有学生从楼上把心仪的书扔到窗外的草坪上，然后大喇喇地离开图书馆，出门捡起书离开。后来每逢停电，工作人员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窗口边，巡视有无抛尸的蟊贼。这类毁尸灭迹的行径是学生们的惯用伎俩，敌人曾跟我说，他们班的同学到川菜馆里吃饭，因为老板是最后数碟子算钱的，他们遂吃完一碟菜就把空盘子往楼下的臭水河一扔，老板结账时发现不对，他们就无赖地说：碟子在哪，你说，在哪？
终于有一天，图书馆里好看的书基本都被我借光了。于是我开始流连书屋，把古龙的小说全部租来读完。我最喜欢的是《欢乐英雄》，有时我想做王动，因为他够懒，整天躺在床上，契合了我内心的游手好闲，有时我又想做郭大路，因为他碰上了一个女扮男装的燕七，从基友顺利地演变成异性床伴。我时常幻想自己若是郭大路就好了，但可惜身边的人看来看去都不像是女扮男装的，在澡堂时我见到他们全长着鸡鸡，所以，我的燕七终究没有出现。
20年前的风向颇为诡异，曾经在中学课本里被批判的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忽然流行起来。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也风靡一时，我年幼无知，看她的书只能仰视，觉得这真是红朝名媛啊，后来有了因特网，知道了有个人叫洪君彦，才轻轻一笑。
我读过两本书，对后来的世界观影响颇深。一本是老鬼的《血色黄昏》，那书里的字如剃刀过脸，一路看去，都有血渗出。还有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是1995年暮春开始读这个大部头的，当时距毕业仅有数月，我意识到自己极可能被充军发配，所以特意去找些苦情书多看看。路遥的文字比较粗粝，但给少年励励志倒也适合。
《平凡的世界》看完后，我就去大石山区守水轮机了，幸亏有孙少平的凄惨故事垫底，幸亏有这段心灵前戏，我在贫瘠的山梁边表示情绪稳定。
 我的醉生梦死其实有赌气的一面。既然前边是囚笼，那我就消极怠工。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最努力的学生；工作之后，我的勤奋和坚韧也是超越多数同辈人的。惟独那四年，我彻底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泼皮，这盖因福大的瞒骗和霸道所赐，但回想起来，也跟我的幼稚和消极有关，我不晓得威权之下，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自修栈道通向光明顶。这些道理是我后来进入新闻行当之后才悟出的。
我终究不太忍心指责17岁的自己。我那时只懂不妥协，边缘化，藐视规则，仇恨秩序，内心里没有正能量。我的劣迹罄竹难书。
第一次考四级时，我是班上少数几个过关的之一，成绩还不错。按校方规定过了四级的学生可以不再上英语课，我于是每天睡大觉，偶听同学说新的女老师颇有姿色，我也去混了几堂课，瞻仰了一下。那老师是俊，但总不如翁虹李丽珍，所以录像厅的磁力迅速把我从教室里吸走了。后来每回六级我都报名，但都是临到考试才突击背单词，都考成老童生了，还是没过。
大二时，我们宿舍集体逃课去莆田的湄洲岛玩，看妈祖庙。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得狂喝了一口苦涩的海水。晚上寄宿在秀屿镇，一位舍友的家中，我们打牌从鬼叫打到鸡叫，在田埂上并排撒尿，很是魏晋。第四日，我们回到福州，坐了一辆双层巴士，我们在楼上欢快地吹着海螺，狂放得如同一群刚出狱的少年犯。后来回到学校，全宿舍的人都被老师痛骂了一番，尤其是一位已经跻身预备党员的哥们，据说因此转正期被延长了。后来这些乖孩子都不敢旷课了，作为硕果仅存的一条逃学威龙，我时常感到孤独，而且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
我的散漫和无组织无纪律后来发展到了巅峰。系里足球联赛，前几场我是本班头号射手，有一天恶战在即，天空忽然大雨滂沱，我心知这种气候踢球肯定会受伤，而且那天刚好是我生日，我遂临阵脱逃，逍遥地打着把伞去市中心吃台湾牛排犒劳自己了。球队缺人，同宿舍的老王被拉了壮丁，其实他生日与我同天，但他没逃，可见他天生喜欢被蹂躏。据说老王球技不行，踢的是后卫，但他在暴雨泥泞中撵着对方前锋满大街乱跑，宛如护球使者，虽然始终触不到球，也算鞠躬尽瘁。最后本班大负于对手，劳模老王也因透支过度，第二天晨操时忽然低血糖发作，一头栽在操场边的菜地上，他的脑袋距离露天粪池只有半米，所以我认为他也有可能是被沼气熏晕的。总之他不是被沼气害了，就是被我害了。
说起老王倒是个趣人。他大我两岁，属鼠，是饿死鬼投胎，嘴巴永远在蠕动。有次他在食堂吃饱饭后，回来看到对面宿舍正在打火锅，他又一头扎了进去打秋风，中午我们睡觉时，他忧郁地靠在墙上发怔，我问他何故，他说吃了两餐太撑了，无法躺下去。
这样的馋鬼注定要受些冤屈。有一回，老王的下铺姚鸡鸡不知道从哪弄回了两瓶新出产的啤酒，据说是澳大利亚进口小麦酿造的，很贵，我和另一个酒鬼趁姚鸡鸡外出，把那两瓶啤酒偷喝了，还把空瓶扔下楼底销毁罪证。姚鸡鸡回来时到处找啤酒，恰逢老王从老家回来，我和那酒鬼便起哄说肯定是老王偷喝的，老王一脸茫然，姚鸡鸡却深信不疑——老王之嗜酒是有前科的，他曾喝得烂醉，我们想把他托到上铺，未果，只好把他扔在下铺的姚鸡鸡的床上，那晚姚鸡鸡不知去哪发浪了，夜不归宿，老王在烂醉中没忘记用枕巾抹嘴，顺手丢在一地的秽物中，翌日姚鸡鸡回来，哭哭啼啼地抱着自己的被子和枕巾去洗，那是三九隆冬。他吃老王的亏不是第一次了。
直到毕业十周年聚会，我才告诉姚鸡鸡，其实偷酒喝的是我。老王在一边咧着嘴，捻着酒杯，露出了慈祥而宽恕的微笑，看起来一点不像沉冤10年的人。
我本来是个乖顺良善的人，在福大养出了一身戾气。我和老王是好友，但有次打牌时口角，我竟抡起铁椅子准备砸他脑壳，幸亏舍友们拦下，否则多年后的马加爵又焉得竖子成名，头彩早被我抢了。
老王毕业后去了顺德，因为地缘关系，他是与我见面最多的同学。最近一次是两年前的厦门，他已经隐居故里，由不靠谱青年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我亦由满地乱窜的活宝变成了沉稳内敛的中年男。他割了胆囊，被我讥笑为无胆鼠辈，酒也不怎么喝了，我们懒散地吃着水煮花生，望着明月从金门岛后面的海面飘起来，矜持得如同两只已经进化多年的猴子。
我终于开始畏惧了。
一拨又一拨的外省学生离去，去了他们命定的地方。
大三结束时，我准备考研。这听起来像个大笑话。但我是认真的。
以我的成绩，断不能留校当辅导员，我亦在内心深处鄙夷政工干部；我同样不能躲避煤矿和水电站，那是专政对象必须去的仙境；我惟一可期的出路，是考上研究生，这是铁幕下仅有的一丝缝隙，一点光亮。
我找来一本招生目录，决定报考上海交大。至于报考的理由，我至今想起仍忍俊不禁，而且不能言说。你懂的。
1994年，我留在福州过暑假。那年是美国世界杯，我抽空看了几场球赛，其余的时间就是到图书馆借考研资料回宿舍啃。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踢飞点球的巴乔，还是脚背一拨轻巧破网的罗马里奥，但破釜沉舟的POSE是摆出来了。
进入大四的秋天，人心就散了。平素最刻苦的同学都没有心思念书了，平素最懒惰的学生却背起书包耕读，不在教室，就在图书馆里。我觉得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反季节蔬菜。
考研令我极度眩晕，而且营养不良。有天我实在饿得悲愤，想起了阿城在《棋王》里写的吃肉吃到肉醉的知青，那叫一个心如刀绞，于是逃课早退溜出教室，去北门外买道口烧鸡。那烧鸡真香，我后来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子都没那烧鸡香，我深情地撕下一条鸡腿塞到嘴里，边啃边走在阳光下，走在尘土里，这时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我逃的那节课的老师下课了，骑着单车从对面过来，他纳闷地望着我，或许在想这小子刚才还在课堂上，怎么忽然就出现在这里。而其时鸡腿正横亘在我的嘴里，我仿佛被捉奸的洪七公，羞愧难当，心如刀绞。
当我决定考研之后，就再也没补考过。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仁厚，居然没有一个人嘲讽我，大概他们都乐见于浪子回头。我的论文导师姓仲，是一位和善的北京籍老太太，她也带研究生，还问我为什么不考本校，我支吾了几句，没说实话。我在这所厌恶至极的学校呆四年，早已视同牢狱，若让我再多呆三年读研，那不如杀了我。但我知道老太太很关心我，我不可出口伤人，何况她亦知道我的境遇，也善意地想把我从泥淖里拉出来，毕竟，考本校会容易得多。
毕业十年时，我回到福州，四处问仲老师的下落，但无人知晓。有同学说，她退休后定居上海了。不知今生还能否见到她那慈悲的，胖乎乎的笑容。
到大四才发愤的我，觉悟得太晚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擅长考试，掉链子了。1995年的春节前，我上了考场，像一个沉湎酒色的痞子兵进了战壕，自然铩羽而归。考完英语之后，我在半路上忽然想起作文题的一个单词完全看错了，写成了另外一篇作文，我悲痛得险些把单车骑进臭水沟里。
我回乡过年时，瘦骨嶙峋，神情恍惚，考研耗尽了我的精血。我拿着因为考研而改签的车票挤上火车，找了个座位，列车员叫我去补个座票手续，我回来时发现座位被一个10来岁的小痞子占了，我叫他让开，他无赖地说这座位写着你的名字吗？——他知道我也没有座位号。若换平时，个性悍勇的我会把他砸得满脸开花，但此时的我两腿发飘，心境萧瑟，竟无一点与人逞勇斗狠的欲念，只是暗自叹了口气，在车厢的角落蜷缩起来。旁边一个北方汉子看不过去，一巴掌扇在小痞子脸上，吼道：起来，莫欺负学生哥。我坐回座位，虚弱地对那汉子说谢谢，随即沉沉睡去。
 1994年的秋天，宿舍里的人渐渐稀少，教室里的人也渐渐稀少。
找工作的季节到来了。
班上的许多同学去考福建税务系统的公务员，那年7月国税和地税分家，大量肥缺正待价而沽。没考税务系统的，多在福州和厦门找工作。
这些跟我们外省学生没关系。外省学生只有三种分配：混上学生会主席或分团委书记的，学校推荐去好单位，赏根骨头；考研成功的，你继续念书去，放你一马；其余的，挖煤或去蹲水电站。
我们班上只有5名外省学生，三个广东的，两个广西的。广东没什么煤矿和水电站，学校无处贩猪崽，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那三人自由择业，就地从良。广西却不缺煤矿水电站，我和一个合浦籍的同学遂成了本系仅有的两头待宰生猪。
许多年后，我在广州看到网上有则消息，说福大某领导赴粤，与广东福大校友会联谊云云。我轻轻一笑，母校如此势利，只会在广东组织一个半官方的、以给校庆捐款为己任的校友会，在别的省份恐怕都不会有任何一个福大校友会。校领导若视察其他省份，估摸着无数煤球会呼啸而来——现在的煤价虽然贵，但比鸡蛋和西红柿还是要便宜点。
毕业前，班上那位合浦同乡找了老家的建设银行，按福大的霸王条款，属于跨系统择业，要缴8000元赎身费。他家境不错，直接就交了。我却咽不下这口气，我们考进来时是全国统招的公费生，凭什么自己去找工作还要交买路钱；家里亦非拿不出这8000元，我只是对父母心怀愧疚，这些钱对我们家而言是笔巨款，我断然跟母亲说：我绝不交这个钱。
1995年春节，我满脸愁苦地去了南宁，与母亲会合，她焦虑地从故乡赶来，试图帮我寻找工作。照例是要去人才交流会看看的，那年的交流会在广西科技馆开，几万人涌入，大门玻璃应声而碎。瘦弱的母亲在汹涌的人潮中被挤得东倒西歪，我心不忍，让她在角落等着，我自己扎进人海。
终究没签下单位。那年我的专业不好找单位。母亲辗转找到了几十年前的同事，那同事的丈夫是厅级干部，出面帮我找了广西水电厅下属的一家星级酒店，我上午刚签了合同，中午就直扑火车站——我大二时挂科的电工两天后要补考，而且是最后一次补考机会，我若考不过就拿不到毕业证，而根据合同，签约的单位有权不要我。
我是完全掐着点计算行程的：两天后清晨6点到福州，8点补考。90年代的火车慢得像蜗牛，而且晚点，我到福州时已经早上8点，心急火燎打车赶回学校，刚到学校我推开车门就跑了出去，一个骑单车的民工猝不及防，撞在的士车门上，我头都不回，背着行囊直接跑向补考的东教学楼。
惊魂未定的我拿起试卷，傻了。试题是根据另外一套新教程出的，许多内容我根本没学过。我的血全都涌上了头，向监考老师提出抗议，她说没办法，这是许多个系的学生统一在补考，没法兼顾到你的情况。
我知道我死定了。当晚，我提着几盒补品去找教我的电工老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人送礼。他看我可怜，答应重新出一套试题让我单独考，同时，他拒绝了我的礼物。我觉得他的人格还算闪亮。
我居然最终考过了，毕业证到手了，单位也找到了。我在梦境里，望见了自己在南宁火车站旁边的那座星级酒店里穿燕尾服的形状，宛如趾高气扬的龟奴。
 班里近半考税务系统的同学全都考上了，多年后他们都成了脑满肠肥的税务官。
我也灵魂安妥了。有个与我一起考研的女同乡与我聊起分配的事，当时我们接到的毕业派遣证上都写着分配到广西水电安装公司，据说就是分到大化水电站，我说我不会去大化了，我找到了南宁的单位。她的眼睛里飘过了一层浓重的阴云。后来我才知道，那里边盛着羡慕嫉妒恨。
我心情舒畅地到台江一家工厂实习，厂里没什么鸟事，我每天到工会俱乐部里练习台球。这种美妙的日子没过几天，学校告诉我，我跟广西水电厅签的合同无效，因为水电厅不属于电力系统，广西电力局才属于电力系统。我依然必须服从校方的分配。
我和母亲的一切努力成了泡影。
毕业时间终于到了，朝夕相处四年的老师和同学们合影，聚餐，我郁郁寡欢。我热爱他们，但我憎恶福大校方，因为我终究没躲过刀俎的命。
本省的同学陆续撤退，我一个一个去送。我强作欢颜，不愿太过动情。动情的人是可耻的，我记得1992年的夏天，一位机械系88级的同县老乡毕业，他与班上的同学临别时抱头痛哭，因为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充军之后，今生就此别过，近乎永诀。孰料那年福建暴雨冲毁多处铁轨，火车停运，他在车站滞留了一天之后又返回了学校。我闻讯去看他，他在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说：刚与同学泪眼婆娑生离死别，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想到又跑回来，跟泪痕未干的同学们照面，丢丑死了。过了两日，他实在受不了这尴尬，坐船从海上逃窜了。
宿舍顿时空寂下来。我心里的戾气一寸一寸地生长。我想砸烂校园的每一块橱窗，我想推倒用我们的卖身钱建造的科学楼，但后来忍住了一切邪恶的念头。我只是闲极无聊地把衣架的胶皮割去，冷冷地扔向楼下的电线，看哔哔啵啵的花火在暮色里跳动。
我离去的这天也终于到来。福大校门在1995年的残阳里似睡非睡，如同过去四年的我。我没回头，心想算是出狱了。
一群91级的广西校友坐在福州至广州的270次列车上，我照例和敌人在一起。半夜车到衡阳，该转车了，车门没开，我从窗口爬了出去，被红袖章捉住，罚光了仅有的30元钱。我身上仅剩两毛钱，断然支撑不到南宁。在站台上碰到曾与我一起考研的那女老乡，我向她借10块钱，她忽然狞厉地大笑起来：“你不是说你不会去大化电站吗？你怎么也跟我一样去大化电站了？……我借钱给谁都可以，就是不借给你。”
我两手空空，在惨淡的衡阳站的夜灯下，忽然发觉人生凶险。
我在7月的南宁赖了一个多月，希望能改派。所谓改派，就是把你派遣证上的单位改成另外一个单位。我怀揣最后一丝希望，奔波于不同的部门，最终得到了一个答案：改派必须经过学校同意，而学校如果没敲诈到那8000元是绝对不会改派的，还有，我即使此时回到福州去交足赎身费，也没人理我了——招生分配办的人已经去全国各地准备招生了。
我住在我哥当时所在工厂的宿舍里，他出差了，我骑着他的破单车四处晃荡。南宁当时正在搞创三城活动，我骑车在路上闯了行车道，红袖章把我拖住要罚款，我正沮丧间，红袖章松开手去抓后面一个犯规的骑车人，我当即蹬着单车飞一般逃逸。还有一次我在民族大道上又闯了红灯，这回跑不掉了，因为有一群红袖章实施逮捕，我哭丧着脸拿出派遣证说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穷得叮当响，其实我裤子里有50元，但他们居然信了，敲诈我去买了几瓶矿泉水之后放了我。
但我还是喜欢南宁。我在许多年里一直深爱着这座热带城市。我从出生起就知道南宁是广西最大的城市，是省城，当然规范说法叫首府，我喜欢这座城的灯火，并且在内心里，将它视为故乡。
百般挣扎后，幻想终于破灭了。我骑车到自己签约的、有缘无分的那家酒店门前晃荡了一下，算是凭吊，这家三星级酒店巍峨地鸟瞰着我，似乎在说：做龟奴也是有门槛的。我默默地来到民主路上的广西电力局，看着人事处长漠然在一张表格里填上“大化电站”——几年后他陪电力部领导去大化视察，厂里派我去镇上的文工团拉了一群姑娘陪舞，他跳了一夜，我怔怔地想，自己没在南宁当成龟奴，倒来这荒山野岭做龟奴了。
我在烈日下来到电力局附近的建政路派出所，一个民警同样面无表情地把我的户籍填上了“大化”。几百米外，与电力局遥遥相望的广西日报大厦无声地望着我，几年后，十几年后，我在那座大厦里两进两出。但1995年的我，看不到这一切。
我只是背起尚未解开的行囊和书本，继续去赶车，去宿命里的水电站。
尘土扬起来。南宁不见了。我往北去，路途渐进荒凉，远方的大石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如同福大东门西禅寺的，和尚脑壳。我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我成了乡下人，我又成了乡下人。前方那个陌生的小镇，我想我要死在那里了。
1995年8月23日那天的日头，渐渐向西边的山河斜去。我在颠簸的乡村巴士上蜷缩成一只猴子，疲惫而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字时，是在2011年的初冬，那时距离我考上大学整整20年。当我的记忆进入官子，已是2012年的暮春。我从未花过这么长的时间来写这么长的文字。期间，我的孩子已经开始长牙，望见我下班回家，已经会用肉乎乎的手鼓掌了。
有的时候，我也想向岁月深处的自己鼓掌。虽然这看起来有些自恋。
我在大化电站蹲了两年余。后来，我去了南宁，去了广州，去了北京，又回了南宁，然后，来到长沙。半生流离，1995只是幕帏掀开之初而已。
大概是1991年初，《大学生》曾刊登了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作者沙林，后来是中青报记者，文章第一句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毕业分配，是一场骗局。”他被母校武汉大学骗了。那年头似乎流行玩学生。中国的许多大学校长或许没想过，他们眼里毫无抵抗之力的，犹如赤裸羔羊的毕业生，偶尔会出那么一两个会写字的人，会以笔为针，挑破陈年的脓包。
当我写完这两万字，忽然发现自己对福大已无太多恨意。只剩漠然和鄙视而已。10余年间的更多时候，我完全没意识到母校的存在。幼齿曾对我说：若非福大把你逼到绝境，你多半也没有今日。我得承认，若非在乡下的几年蛰伏，后来的我断然不会拼命地与命运死磕，不会在恐惧感和绝望感的驱使下不停逃离，不停挺进。但若要我感谢福大，我歪着脑袋想了许久，还是做不到。司马迁被割了蛋蛋后才写出了《史记》，但他好像也没必要感谢汉武帝。
而在整个90年代里都被我视为故乡的南宁，后来亦因体悟太深，终于此生陌路。我与阴暗狭隘之地，始终难以协调，福大如此，南宁亦如此。
我终于成了一个没有母校，也没有故乡的人。母校，故乡，祖国，这类词汇之所以美好的前提，是她们有庄严宝相，有慈悲和道义，否则，爱她作甚？
我只是怜惜那一代的福大学生。深夜在报馆里，看到此起彼伏的矿难，我偶尔会想，那些被白布围裹的身躯，有没有一具，曾经在胸前戴过福大校徽？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呢。
今夜，我在中国腹地的星光下，左胸有些隐隐作痛。我终究还是不能对过往的烟尘彻底地若无其事。于是慢慢地想起了一首诗，是陈寅恪写的——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2011.10-2012.4 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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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原作家、编剧、前媒体人，著有《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丢下宝钏走西凉》流氓三部曲。商务合作--微信/qq/邮箱：2958656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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