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群
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社会学犯罪学教授 
“美国梦”还是“美国病”？
我们身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国外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不满的时代”。
《亚特兰大报》去年11月发布的文章，用了狄更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段子说明，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满的社会，这个不满的社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家。
所以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居然也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它像一个大钟摆。向左摆了之后，又会向右摆；向右摆了之后，又会像左摆。但像特朗普这么极端的政党候选人出现，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焦虑、不满时代的产物。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且粗暴的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建一堵墙就能把人挡住了吗？根本挡不住的。
有一个笑话，“Please God ,If You Can’t Make Me Thin.. Make My Friends Fat!”( 上帝啊,如果你不能让我变瘦,那就让我的朋友们变胖吧!)
当他不能变美的时候，他就想让他的朋友变丑。这可能是特朗普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从另一个角度卖出一碗心灵鸡汤。
除此之外，他吸引了很大一批所谓美国社会保守思想的人，他们对同性恋婚姻，包括对与同性恋使用同样的厕所都表示不满。
特朗普的拥护者主要还是一些社会下层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头脑相对简单。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人不大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推崇的管理方法是公司管理方法，注重效率和利润。但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成功的公司，不可能只注重效率，更不可能为了利润去长期牺牲员工的利益。
一个成功的公司、成功的团队，必须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解脱出来，必须配备两种领导，一种领导是注重效率的领导，另一种则是感情领导。只有把感情领导和效率领导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个长久的、成功的公司。
身为政治家，必须面对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非常的竞争力。
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提携那些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人？
这是做为政治家更大的挑战，也是美国当前政治的一部分。
犯罪率是社会分层带来的成本之一
从社会学博士毕业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犯罪学领域。我们研究各种社会分歧与分裂都是现代化造成。
在现代化之前，社会分工没有特别明确的时候，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是混为一谈的。随着现代化分工的细化，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道扬镳，分裂出来的的经济学和管理公司有了更加密切地联系。
经济学强调效率和利润，社会学则更加关心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议题就落在了社会分层上。
社会分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就像喝酒，有点酒可以活跃气氛，但也不能喝多，喝多了伤身。
社会没有分层，注定没有流动，没有活力，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分层过大，或造成社会底层生活贫穷、绝望以至于犯罪。所以，犯罪多与社会分层紧密相连。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早在1980年就用大数据发展出模型，把社会分层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诸多大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当属底特律。从上世界80年代以来，底特律即便不是年年夺魁，也几乎稳列前三甲。
犯罪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有白领犯罪、蓝领犯罪、经济犯罪、渎职犯罪……所以我们在说犯罪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界定。这也是研究犯罪比较困难的地方。
一般来说，研究犯罪需要基于一个确定的共识，比如谋杀。所以我们在说底特律犯罪率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谋杀率高于其它城市。
在过去的40年中，底特律的人口从150万减至如今的大约70万。由于社会的转型、国际竞争的削弱以及中产阶级外移，社会分化尤其剧烈，穷人非常穷，富人非常富。
由此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积累了底层人的不满。当生命都将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愿意在这里买房子？这便是犯罪反过来影响城市复苏的表现。
芝加哥、克利夫兰也曾是犯罪率居高的城市代表。但这些城市，经过了比较成功的转型，产业多样化，犯罪率逐渐趋低。
当犯罪率降低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来；当犯罪率高的时候，投资人自然却步。
严打不是控制犯罪的唯一手段
早期社会学家德尔坎就说过，犯罪、社会分层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表现，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我们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不可能消除社会分层的，也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犯罪的。所以彻底消灭犯罪不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控制犯罪却有正面控制和负面控制两种。
负面的控制犯罪，即打击。我们知道，打击犯罪的时候，常常会对法制的建设造成一定的危害。
正面的控制犯罪，就是我的导师引用的“社会支持”，是以正面的方法控制人们的犯罪行为。
在底层生活的人为什么会犯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失望、绝望与无法摆脱现状。假如这三点集中在一个社区里，那么这个社区的犯罪率必然要高于其他社区。
“社会支持”是弗朗西斯·卡伦（Francis.T.Cullen）提出来的一个理论。他把这个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犯罪学当中，主要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一个社会或城市如果能够加大对教育、对医保的投资，无形中减少了人们犯罪的企图。换句话说，政府这样做，必然可以赢得民心。
二是减少犯罪，由此吸引来更多的投资。
这是用正面的手段来控制犯罪。该理论最近比较风行。
我们都渴望诗和远方
我们向往远方，向往美好的生活。可是当我们离开自己的故乡，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也将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和一个重新社会化的“工程”。
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认为，移民是犯罪的一个焦点。但是90年代的重新研究发现，墨西哥移民、中国移民、欧洲移民的犯罪率，总体来讲要比本土人的犯罪率低很多。
所以，移民犯罪率高这种“污名化”的事，在美国基本已不复存在。
移民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今，移民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给社会带来活力，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生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大的渴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满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
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1991年写了一本书叫《The Good Society》,书名可简单翻译成“好的社会”，也可以翻译成略显文雅的“美好社会”，甚至可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译成“仁义之邦”。
这个“仁义之邦”讲的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在这个“仁义之邦”当中，我们可以和平相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遇事遇物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
不要限制自己的思维，做出理性的判断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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