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桓玄入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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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桓玄入建康是东晋朝局末年的一件大事，它对江左朝堂产生巨大的影响。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言论“桓玄之兴废为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似是有将桓氏入建康意为门阀士族对百年江左格局之维持。然笔者认为桓氏之兴废，非侨姓士族对门阀政治格局的力图维持，而是次等士族对现有格局之冲击。

众所周知，桓玄不受建康朝堂所重用，并且有所抑制。据《晋书》记载，原因有二，一是“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二是“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但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原因应是当时朝堂对桓温有谋逆之心的防备，即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在这种情况下，桓玄于太元末年弃官归国，居于南郡。并且受到王忱的压制，直到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殷仲堪得荆州之后，情势才大为好转。

我们要谈桓玄入建康这一事件，必须分析桓玄入建康前这一段的时间内，建康朝局的情势。江左百年之间把控朝局的士族分别为：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亢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四支。太原王氏是门阀政治的终场，是田余庆先生高见，其实在太元十年谢安逝后，门阀政治应当就已经越过其自身峰期，开始急速走下坡路。谢氏得胜时，盖因谢安于内录尚书事，谢玄于外御北府兵，二人一内一外，相得益彰。像二王，诸庾，二桓异样行事。然而谢安一去世，谢氏在中枢没有适当的人选立刻顶上缺漏（似庾氏兄弟相替），而在外谢玄熟谙兵事却不谙政事，加之北伐收洛阳失利，其更不得自安。十二年改任会稽内史，营始宁山居，十三年即亡。同时谢石亦身故。谢氏当轴人物短时间内衰亡，与前面三家交替相争十几甚至二十年的局面大不相同。谢氏迅速衰落，可以说既有其自身当轴人物迅速堕落的原因，亦与司马氏皇权长期蛰伏后的扩张有关。

谢氏快速衰亡，导致没有一个士族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去补上谢氏的空缺，继续维持皇权与士族共治之局面。皇权在这一空窗期进行扩张，而太原王氏也正是在皇权的操纵下，依附于皇权登上历史舞台的。

太原王氏与颍川庾氏类似，在江左能够跻身高位很是得益于其得婚于皇室。再以高名、高誉作其门第的粉饰。故而太原王氏能够在太元政治后期成为门阀的新代表。但太原王氏异于前四族的是其“独特”的势力分布。太原王氏，以王恭为代表的王蕴后人一支，以女妻主君皇帝；以王国宝兄弟为代表的王坦之后人一支，以女妻会稽王。随后在建康政局中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主相之争”。（《东晋门阀政治》语）

笔者认为说“主相之争”不如说“二主之争”更为贴切，言主相之争，将相权提到了与“主”相持的水平，吴宗国先生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言道，只有高度强大的皇权，才能保障官僚政治的持续运行。而孝武朝时，纵然主权渐涨，但未达到南朝时皇权恢复常态的威势。相在孝武朝非是“相权”的代表，而应是皇权的代表。会稽王虽节“相权”（录尚书事），但其宗王的身份，加之“孝武兄弟行辈止道子一人，二人互为依持…”司马道子（会稽王名）从道统上讲，有承大统的资格与资质。故对外建康二主极尽其力扩张皇权，对内二人则相互倾轧，是君主与宗王之争，是皇室内部之争，是得承实际统御的争斗。随后的史事亦证明了，孝武暴崩，道子扶痴傻登基，自己操持权柄，俨然是真君。这样来看太原王氏，分两支各佐孝武，会稽，都应是依附皇权。

太原王氏在登上门阀政治这一舞台的过程中，有两点不利。一是其族人物相较前列士族可畏才疏不堪大用。二是谢氏的过快下落，太原王氏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是被推上这一位置的。人物猥琐，故不得抑皇权；时间过短，故内外势力基础不牢，加之势分二支，宗族内部公开倾轧，将太元末的中枢格局梳理来看，一方面作为皇权代表的司马二人，对外张权，对内倾轧；另一方面，作为士族代表的太原王氏同样如此。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门阀政治已然成为过去式，不可回溯，但是皇权内部的互相消耗，使得皇权亦不得伸张。建康政局实际外强中干，动乱一触即发。之后王恭逼道子杀国宝等，后道子遣高氏劝反刘宪之，王恭父子败亡。太原王氏彻底退出舞台。然而皇权却也没有强大起来，可以说，本身维持江左朝局百年的两大支柱，士族这根柱子倒下。皇权依旧没有真正恢复常态，江左朝局实际已然崩塌。这就是桓玄入建康前的朝堂格局。

前文中提到，桓玄兴亡并非门阀政治之回光返照，而是次等士族对朝局的冲击。桓氏在太元末，门户已是柞薄，不仅是地方无强蕃，朝中无当权人物，还是其族人稀少之意。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两支王氏，还是谢氏，庾氏他们在江左都是宗族昌旺，族人甚多，同族广布朝野。而桓氏，据田余庆先生的《桓彝事适杂考》一文中考证，桓氏渡江，人丁稀少，自桓彝至桓玄，祖孙三代人，每代族人都比较少。桓氏之所以得控朝局，主要是因为桓温个人能力勋绩在江左卓著，加之王庾相争出现的时局机会。桓氏若无此等机遇，是无可能控制朝局的。从名望上来看，桓氏三代，桓彝虽被称为永和名士，但这不过是后人的点缀罢了。实际在谈玄论理，风雅上并不被时人当成一等人物。袁宏《东征赋》中“吾绝不入桓宣城”可以佐证；桓温，桓冲兄弟二人更是被士族以兵子、老革对待。江左士族“由儒入玄”这一必要转变在桓氏身上进行的其实非常勉强；朝野无人，门户衰薄，不为社会名望所重，加之桓温僭越之心人尽皆知，强求九锡，孝武帝对桓氏的戒心不可能不高。在此种种情况下，将桓氏的做大看作门阀的回光返照，就有些牵强了。

笔者认为门阀政治这一江左常态，在太元十二年后便已发生变化，一者太原王氏缺乏自觉性；二者没有其他高门的出现对王氏进行或抑制或帮衬的作用。以往皇权欲张，高门便会一起抑制皇权，比如王庾剪除宗王。三者高门此时已无强藩私兵的武装优势。

桓玄下建康，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促进了次等士族的发展。隆安元年四月，王恭正式在镇江起兵，并诏讨王国宝的罪状。在此之前，王恭本以与殷仲堪约定同时举兵。而这一约定也是桓玄极力促成的。《桓玄传》言桓玄劝殷仲堪“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执权要，与王绪相为表里，其所回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为朝野所重，必未便动之，唯当以君为事首。君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为允，咸谓君虽有思致，非方伯人。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顗为荆州，君何以处之？”桓玄以个人利益矛盾劝殷仲堪起兵。之后又说“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此事既行，桓文之举也。”以此劝说王恭起兵。之后，王恭在结交了荆州后，又以王廞为吴国内史，于三吴起兵。司马道子被迫杀国宝。之后司马道子引司马尚之、休之入中枢。王恭见状再次起兵，并且再次联络殷仲堪与桓玄。殷桓杨三人旋即发兵，以杨佺期的流民兵为前锋主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抵石头城。然而王恭对于刘牢之的倨傲无礼，导致刘牢之的倒戈，王恭败亡。之后荆州三人又因复杂的利益关系，共同抗拒朝命。而在之后，荆州三人众又因为利益纠葛导致矛盾彻底激化，最终以桓玄吞并殷、杨二人的势力收场。桓玄一跃成为了荆州的统治者，东晋力量最大的地方强藩。再然后，桓玄入建康，建立桓楚，与孙卢起义军，刘裕军展开征伐。就这样在种种机缘下，上游西府流民兵；下游北府的流民军；吴会的孙恩卢循起义军，都在这一个时间段汇聚到下游地区。不管是桓刘之战，还是桓玄，刘裕与孙卢起义军之战，在性质上实际上都是次等士族之战。

太元末，在晋廷最要紧的三处----荆雍（西府），徐豫（北府），吴会地区，次等士族都悄然上位。西府虽在庾氏、桓氏的手下经营几十年，然此时侨姓大族在西府失去了军事控制力。侨姓的代表，桓玄以南郡公居江陵。虽史书言荆州多其故吏，然而桓氏却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北府的王恭败亡，不仅是变态门阀政治苟延残喘的结束，与此同时还将刘、高等一批北府宿将推上高位。而在吴会地区，孙恩卢循利用其宗教影响，加之吴会士族对建康政府的长期不满，进而发动了声势浩大、破坏极强的起义军。

可以这么说，次等士族的活跃就是侨姓士族的崩盘，侨姓士族的势力在地方强藩丢尽，在中央依附皇权，江左的历史推进者该到了换人的时候了。

笔者认为，侨姓士族中最后一个能挽回门阀政治的是谢琰。琅琊王氏早已是点缀朝堂的装饰；庾氏诸子，被桓温斩杀殆尽；桓氏在温冲之后已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以及名望。太原王氏实力不够，并且皆不得善终。谢氏虽实力大损，然还是有相当能量，北府中的影响力不说，谢琰个人能力在当时高门中亦是一流了。故而真正能使门阀政治回光返照的可能是谢琰而非桓玄。谢琰在吴会战败遇害身亡基本宣告了门阀的失败。可以这样说，门阀政治的衰亡自淝水之战之后正梯形的顶峰期结束，下坡路开始。王恭身亡是门阀政治力图维持现状的失败；谢谈身亡是门阀政治最后希望的破灭。

所以笔者不认为桓玄是能使门阀政治回光返照的人物。一是桓氏自身并非是大族利益的代表者，他并不想去继续维持门阀政治的局面，而是想成为新的君主。建康的大族在一开始是支持桓玄的，因为司马氏皇权的伸张危及了他们的利益。但当桓玄表露出移鼎之意以后，大族们都进行反对。这样来看，桓玄在利益上和大族们并不一致。二是当桓氏下建康时，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也已成为过去式。故桓玄从其性质来讲，应是次等士族的冲击。桓玄本身是想一步而越为君王。其统络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杨氏的荆雍旧部还是刘氏的北府，都是归属于次等士族的力量，所以桓玄在王恭起兵后的一系列行为，应看作是其在吞并流民力量后，或自主或被动的成为了次等士族的利益代表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向着新的皇权，新的军功集团发展。

这样看来，桓玄也应归入“门阀政治的掘墓人”的队伍，是桓玄首先打破江左百年格局，号立大楚，为刘氏得统树立一个“先锋”，可以做个不恰当的例子：建安末年，魏文帝逼迫献帝禅位，把汉末以来长期维持的空壳局面打破了，凡事一旦开头了，发展会非常快，仅隔一年，矢志匡正扶汉室的刘备也自称承正朔称帝。抛开桓氏作为的正确与否，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桓氏虽然击破了腐朽之格局，但是因为其自身也是腐朽猥琐，所以他没有完成孕育新皇权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在刘裕和卢循二人，刘裕和刘毅二人的反复斗争下最终由宋武帝刘裕所完成。故而最后看来，桓玄入建康在性质上应是次等士族和新皇权的一次结合尝试。是在东晋原有门阀政治无法进行下去后，由次等士族所发动的一次对于旧有政治体系的一次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南朝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