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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第352位讲者  张晓雄
舞蹈家，摄影家，作家
作为一个在席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庆幸，我没有跟现在的年轻人生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为对我来说，如今所有的事情不是快半拍而已，是快了很多拍。我就是一只笨鸟，在一个不可选择的环境中，不停地向前飞。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发生了，我就去迎接 surprise。
有人用流速来形容时代的变迁。那按照这个比喻，有的人冒着粉身碎骨的风险逆流而上；有人选择守住自己的孤独和初衷；有人顺流而下随遇而安，找到一种泰然的生活处事方式。
如果你在河流流淌的过程中，曾经为自己做过一点选择，并且坚持下来了，那么回首的时候，一定会有某些非常珍贵的、可爱的记忆，留在你的生命当中。
这大概就是普希金所说过的：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
而那逝去的终将变得可爱
01
缺憾带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我的父亲是在越南长大，是被称作“明乡人”的明朝遗民后裔。13岁时他参加抗击法国殖民的运动，巴黎协议签订后，他到柬埔寨东北部的省城桔井教书。1958年，我就出生在那里。
2016年我带着父亲回到柬埔寨，凭着我三岁离开这个城市的记忆，把他带到了学校，指着一栋矮房子说：“爸，这就是我出生的教室。”
我爸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他问我说：“你怎么知道？”
是的，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当时母亲正在上课，我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匆匆地出生。
我有很多与生俱来的缺憾，比方说语言系统的发育迟缓。在五岁之前，我无法发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父亲以为我是一个哑巴，所以给我取第一个名字叫做张志鸣——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我果然在五岁那一年就一鸣惊人，因为我妹妹出生，母亲将她抱回家的一刹那，我学着大人的口吻说：“我亲爱的心肝宝贝，我爱你！”
一句非常完整的话就从我嘴里蹦出来了，可是在三四岁之前，我几乎是一个哑巴。但也因为这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包括它所有的细节、味道、质感、颜色和光影对比。
所以当我三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那些记忆一直在我脑海当中，伴随我半个多世纪。当我带我父亲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认出来了，我认出了在学校前面静静流淌的湄公河，它在夕照下的光影，像巧克力一样，散发着金黄色的、粘稠的光彩。
后来我在想，在我语言发展之前，我一定是在那时候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技能，那叫做图像记忆，这是我的缺憾带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02
我要加入舞蹈队！
我11岁的时候，柬埔寨发生政变，我们仓皇地离开家园，母亲决定将我送回中国。
12岁，我一个人回到中国，隔年进入杭州的一所中学念书，在那里度过我非常孤独的青少年时期。
我发现，我虽然会说话了，但是语言的表达，在那个政治环境中充满了危险，所以我把嘴巴牢牢闭住。伴随着青春的成长，我有很多想和别人分享的东西，但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呢？
我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外宾来，有一队舞者在操场上跳舞，十几个女孩当中，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生。如果有谁对文革舞蹈还有印象的话，一定知道《洗衣歌》。那样欢快的节奏，加上非常喜悦的一种心情，看到这些美丽的动作，我被打动了。
我走到老师面前说：“我要加入舞蹈队！”
老师看了我一眼，说道：“对不起，我们不要男生，有一个班长就够了。”
可是班长只有一个，我非常难过。
就在一年之后，老师来问我还想不想加入舞蹈队。
“要！”
几乎是零秒，没有任何迟疑。于是我加入了舞蹈队。
我发现用这种肢体语言的表达，可以让我找到一个出口，去跟同年级的同伴们建立友情。
所以在中学最后的那段时光，我非常快乐，因为我有了这样的一批小伙伴，不需要用语言，只要互相看着，用身体来表达，我们就可以互相读懂对方的心情。
舞蹈进入我的生命，其实非常偶然，但是这好像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用语言表达的孩子。
03
我要当老师！
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职业舞者，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我的职业舞者之梦很早就被掐灭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一道门槛叫做政审，因为我是华侨，所以不能进入任何文艺团队。
经过几次非常失败的考试，我就放弃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装配车间做工人，我感到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我的希望、我的所有期盼，都绕在这无尽的铜丝里头了，我找不到出口。
有一天，我们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来问我要不要当老师。
“要！”
还是零秒的回答。
因为任何一样工作，只要可以将我从这个车间里拯救出来，从这无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我都愿意去做。
所以不到19岁的我，就在杭州的重点中学当起了语文老师。
生活就像河水流到某处开阔地，回流，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大概就是我碰到的事情。
柬埔寨战火平息后，我的家人随着那些难民潮“投奔怒海”，最后落脚在澳洲。1983年我移民澳洲，跟家人团聚。
在战火离乱中，我的家人们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而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我们必须彼此重新认识，重新解读各自生命的遭遇。
我不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我跟我的家人，或者跟这个新的生活环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对话，我突然发现我又得了失语症，找不到出口。
04
25岁，重新学习舞蹈
25岁的时候，我决定要进学校重新学习舞蹈，我不仅是当“老学生”，同时我也被邀请到学校教授中国舞。
但那时我的思想和审美观都比较固化了，所以学校对我感到非常头疼，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东西，因为我整天很严肃地板着脸，瞪着大家。
我那时候在异国求学，听不懂也看不懂，只能是尽量站在第一排看着老师，老师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还是用我视觉的图像记忆，来度过这个难关。
直到有一天，老师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个英文比较流利的家人，陪你到学校来一趟，我们需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
我心想，我闯了什么祸了？于是就叫上了我的表妹。
等到面谈开始，办公室一张长桌，对面坐着校长、系主任、副系主任和几个主课老师。
我们问老师说，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他们说：“不，你没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有个舞团希望你能加入他们，然后去哥本哈根参加国际艺术节。”
我说：“哈利路亚，太棒了！”我还没离开学校，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但是我冷静了三秒钟，我想到现在是8月份，演出是10月份，那演出结束之后，我还能继续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吗？
老师们异口同声说：“no！”
我大概沉默了10秒，回答说：“我不去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决定感到非常讶异，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容易做决定，一旦我做了决定，我必须完成它。如果今天我还有三个月就可以毕业的话，那么我一定先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我才出去。如果我现在已然可以得到机会，那么我相信未来的机会一定会更多。
所有的老师们如释重负，“我想你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决定，亲爱的，我们非常为你骄傲。”
所以，在学校的最后三个月，我突然让他们明白我在想什么了，透过我的身体而不是透过我的语言。虽然我25岁进学校重新念舞蹈，但我在27岁踏出校门之前，我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offer，是全班第一个得到工作的人。
一年之后，我加入了澳大利亚国家当代舞蹈剧场，我觉得我非常自由、非常开心、非常有成就。
05
可不可以拍你们的裸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的心有一块是空的。除去舞台上的挥洒，用肢体去表达，我在精神上或是在某种创作上，还是感到很空虚。
所以我开始了摄影，因为我觉得我的同事，不仅仅是一具具美丽的肉体，这些肉体在光影之下，可以将某种精神属性的东西激发出来。

于是我就跟同事们说，可不可以拍你们的裸照，他们瞪大了眼睛问：“Why？”我说“I don’t know”，我只是在迷恋那些古典雕塑，那种精神感和力量感。
我从拍自己的身体开始，在我第一个摄影展之后，我的模特名单就逐渐在加长，所以在五年之内我办了十个摄影展，媒体也给了一些很棒的评价。但是那些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一个出口，我的身体除了能够表达，还能用另一种艺术形式来体现。
1993年，我回到中国，中央工艺美院的摄影组看完我的一批作品之后，给我做了一个策展，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男性人体摄影展。
之后他们请我到学校教课，希望我可以跟学生分享。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器材都非常高端，然后我拿着我的破相机说：“对不起，我在技术上无法教你们任何东西，我可以做的就是，来拍我吧。”
我把衣服脱了，站在教室里拍。我告诉他们，身体可以怎么样使用，让你的肌肤，让你的每一寸肌肉，让你的每一组关节在光影之下，达到怎么样的一种力度，然后让精神透过你的肉体表现出来，这是我可以做的，所以摄影进入了我的生活。
06
如果不跳舞，我还可以做什么？
之后，我发现自己身体出现状况，医生说我的脚底下有个恶性肿瘤，必须马上移除，如果它已经转移到淋巴系统，那么还可能会高位截肢。
在手术之前的那个礼拜，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我在想，我跳了一辈子舞，如果不跳舞我还可以做什么？如果我失去一条腿，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彻底地沮丧了三天，第四天，我决定买一台电脑，开始学戳字。我现在还是“一阳指”，只用一个手指头戳，不过我戳字的速度相当快，可以跟上我思考的速度。
我的文学梦回来了，从一个工人，到怀有文学梦的历史系的毕业生，半路出家成为一个舞者，也成为一个教师，然后再成为一个编舞家，然后又回到了原点，我又回到我的文学梦去了。
2009年，我的一本文学作品出版了，叫《野熊荒地》。
我很幸运，保住了这条腿，还可以继续跳舞。所以在一年之后我重回舞台，而且跳到了现在，今年9月我会重新回到国家大剧院去表演。
的确，如果在这生命长河当中，你曾经做出某一些决定选择，并守住你的初衷，也许你会逆流而上，抑或是顺流而下，但只要你做出了选择，而且有所坚持，所有这些经过的就都是风景。
做一个舞者，我想这是生命给我的礼物。
所以我非常庆幸，舞蹈给了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力。尤其是当身体是你唯一的拥有，你可以用智慧去支配它。
07
人生真好玩
一晃眼，我长成自己的样子，然后我还在不停地重新了解自己，我还有什么潜能可以被开发？我到底还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不停地在问自己。
在几年前我突然意识到，舞蹈、写作和摄影都不够满足我了，我还需要一点什么东西。
突然发现这一生以来，父母亲给我身体容貌，也是我的一个障碍。不管是戏剧还是电影还是舞蹈，人们经常会跟我说一个事情：你长得太漂亮了！
这也是林怀民跟我讲的事情。1997年，我在他的《九歌》中跳“山鬼”角色，他就说我太漂亮了，我说：“这不是我的罪，但是它的确是我的原罪。”
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想如果还有个机会的话，我大概要做一样事情，就是先毁掉我自己，包括毁掉我的身体。
所以我非常耽溺在各种美食当中，我非常喜欢烹饪，我在台北的寓所，是朋友们最爱聚集的地方，因为都想吃“雄爷的私厨“。
我的体重在22年当中增长了22公斤，不多，一年一公斤。
等到长得真的不像一个舞者的时候，机会来了。
某一天，有个导演跟我说：“希望你来演我的电影。”
我说：“好啊！”
导演说：“你要演个失智老人。”
我说：“你找一个技艺非常强的人去演失智老人，这个很有挑战。我做！”
所以我今年接演了张作骥导演的《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演一个失智老人。也就是在我逐渐放弃自己身体的时候，这个机会就来了。
我想艺术不管哪一种方式，它最终打动人的，就是这些生命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
匆匆走过这一个甲子，我没有什么遗憾，我还看到很多可能性，我会继续往前走。我也许会跑到金边某个地方躲起来，去完成我梦想当中的文学巨著，也许可能要很多年之后才会出版；
也许我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开始我的舞蹈创作舞台创作；也许我真的会去当一个电影演员，或者继续坚持在教育岗位上。
这些可能性就是生命带给你们的财富，也是带给我的财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在生命长河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人生真的好好玩。
文字：颖仔
校对：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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