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施扬的职业生涯起步非常快，4年读完纽约大学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3年多博士后就开始独立工作。博士后期间，他因发现“YY1 Factor（阴阳因子）”而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在哈佛教书的大陆人。有趣的是，在施扬受聘哈佛大学之时，他甚至没有任何已发表的学术成果。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施扬是如何做到的呢？

2003年，施扬在哈佛大学办公室。
题记
哈佛大学教授施扬，是生物系学子眼中的“学术男神”。
论履历，一份世界顶级学府的终身教职已经是任何学者能够企及的高度。1982年，施扬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次年通过“CUSBEA Program（吴瑞计划）”赴美留学。1987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三年多博士后，于1991年进入哈佛大学，成为进入哈佛教职团队的第一位大陆学者，并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施扬受聘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论成果，丰硕的论文发表量是科学家工作成就的直接体现。在博士后时期，施扬就因为发现了YY1 Factor（阴阳因子）而崭露头角。加入哈佛，在调整了研究方向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甲基化酶，从而在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突破性成就。
论应用，学术成果向产业转化给一个科学家带来的，除了丰厚的商业回报，还有学以致用的成就感。2008年，施扬参与创立了生物制药公司Constellation Pharmaceuticals，公司主要目标定位于开发表观遗传学抗癌及免疫药物，目前有两类药物已进入临床一期，其巨大商业潜力正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这些光环背后，是一个朴实、亲切，说话至今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年男人，他的人生故事，比教职、论文和公司等所有符号都精彩得多。
不久前，《赛先生》创办人之一鲁白对话施扬，两位生物学家畅谈生物学科的热点和未来趋势，科学研究之路的艰辛与收获，以及人生中面对各种选择的感悟。《赛先生》“华人之光”栏目将分四篇陆续刊发此系列对话，敬请关注。
《赛先生》特约撰稿人 涂芮/整理
1983年，从来没有见过摩天大楼的本科毕业生施扬从上海到纽约留学。对他而言，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出于“Intellectual Curiosity”：对智识的好奇心。
他的学术生涯分外顺利：只用4年读完了一般至少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3年多的博士后就开始了独立工作，而很多人这个过程要做6年。博士后期间，施扬发现了让他崭露头角的“YY1 Factor（阴阳因子）”，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在哈佛教书的大陆人。
而当时，他甚至没有任何已发表的学术成果，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依托美国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学术体系，施扬的科研之路似乎很顺利，但其中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波折。
对智识的好奇心
鲁白：从头说起，1985年我自费留学时，整个纽约没几个中国人，要找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哈维讲座时，我们是在那里相互认识的。
施扬：我是1983年去美国的。现在还记得是星期六晚上到的纽约肯尼迪机场，两边暗暗的路灯。一开始还在想，这里和上海很像啊。后来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一进宿舍就很震撼，很大的玻璃窗正对着东河，下面有个直升飞机停机坪，当时一架直升飞机正好起来，周围都是高楼，很震撼。
那时候上海算是大城市了，但是跟纽约根本不能比。于是一起去的同学说，我们真的是到了纽约了。
第二天，有个教授带我们看了世贸中心，当时那两栋楼还在。参观完了以后，我还记得在海港那个地方，有爆米花和热狗的味道，所以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联想到当时刚到美国的时候。
看完以后教授说，好了，我要回实验室了，有人要和我一起去吗？我当时想，什么？星期天还要去实验室？觉得很奇怪，没有概念说是周末还要去实验室的。当时我还想，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我周末绝对不要工作。
没想到，很快我就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了。
鲁白：你在纽约大学读书的四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科学家？
施扬：我本科不是读生物的，一开始觉得读不下去了，有点想要逃回家了。我应该是个非传统的科学家，可能从本质上并不能算是个科学家。很多科学家与生俱来带着发现真理的渴望，我不是这样的，而是做着做着就觉得很喜欢。驱使我的主要是一种对智识的好奇心，可以是科学，也许可以是其他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在事业早期似乎经常在动摇。到后面当然很好，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是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不是我该从事的职业。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顺其自然就这样了，如果用佛学的说法来解释，这里面可能有些因果关系的吧。
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有很多确实是一开始就对科学很感兴趣，很想从事科研，但我想象如果做一个记者，我应该也会很感兴趣，或者我也可以做外交官。
鲁白：在美国，我觉得科学家们的驱动力有两个。第一个是名声，因为科学不像别的事业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在同行之内比别人做得好，可以得到同行的肯定和尊敬。另外一个，露骨地说，就是竞争，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对手打败。你觉得是这样吗？科学和其他，比如体育，类似的地方就是竞争，但和体育不同的是，科学的第二名就没意思了。
施扬：我觉得这可能是科学家共有的特点，但也许并不仅限于科学家，你知道，每个行业里的翘楚都如此，都想做到最好，想做最棒的，不是吗？在体育竞赛里还有银牌、铜牌，但科学里只有成功和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我们这些做科学的，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完全是由兴趣驱使的，而生活靠富人资助。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科研是一份工作，不过这份工作它支持你去探索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鲁白：施扬的职业生涯起步非常快，4年就读完了博士？
施扬：读博士时，我想很快地离开学校。我想，如果能够节省读博士和博士后的时间，就可以多花时间在自己的独立职业上，走点弯路也没关系。所以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其实做得不是很好，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但我就是很想早点毕业，早点开始自己独立研究的生涯。
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找我的博士答辩委员会，问他们，研究生院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训练下一代科学家，教他们怎么样发现难题、找出解决方法，并且提出重要的问题？他们说是啊，说得很对。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已经学了这些部分，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说，你说得对，我们同意，于是就让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已发表的论文。
毕业以后就面临着要去做什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去找了几个实验室。其中一个是洛克菲勒的实验室，是一个医生的实验室，是偏临床、做转化医学的，还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Thomas Shenk，我最后还是决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
1987年，施扬刚刚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前留影。
鲁白：你没有文章发表怎么找得到博士后工作呢？
施扬：对啊，就是很奇怪。我到了普林斯顿，作了演讲之后，Tom（编者注：指Thomas Shenk）当场就给了offer。吃完晚饭后，老师说，我这么多年邀请了很多人到我实验室来做博士后，其中只有一个人最后没有加入我的团队，而他也是有很好理由的。虽然他是和我开玩笑，但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从纽约城到普林斯顿要坐一个小时火车，然后还要换乘小火车。那天晚上在回纽约城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挣扎——我要去的地方完全是乡下啊。虽然心里很犹豫，但最后还是跟着直觉走，决定要去。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最后决定了我的命运。
刚去普林斯顿的时候，因为我在研究生院做得不是特别好，基础不是很扎实，原来又不是读生物的，所以一开始也很挣扎，要找到项目很不容易。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有句“文革”话语很有道理：“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如果你做了正确的决定，所有其他的都会顺理成章进行。
做博士后的时候，我挣扎了两年的时间，项目就是没有进展，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后来我想了想，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应该把我想研究的这个未知的蛋白提取出来。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做一个生物化学家，去提纯蛋白。
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我的决定，因为当时全美国只有Robert Tjian（编者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的实验室可以提纯转录因子蛋白，我们实验室没人做这个。但我当时想，人家用50升材料可以提纯出蛋白，我做多一点，比如300升也可以，于是我就这么干了。就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之后的职业。
一次绝处逢生的发现
鲁白：你觉得普林斯顿给你带来了什么，你从你的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施扬：太重要了。普林斯顿的训练最重要的是实验思维方法，这使得我受益无穷。现在我实验室主要的工作和发现，都是基于在普林斯顿所学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研究人体中重要的生化过程时，可以用病毒蛋白作为一个探针来摸索，也就是说利用病毒去研究哺乳动物的细胞行为。当我独立工作了之后，做了几个很重要的决定，这几个决定都和我用病毒蛋白作为研究探针的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时在普林斯顿对自己并不确定，像每个人一样，时常会问自己，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是否应该停止。
纯化蛋白的技术是我自学的。我知道自己的强项，也知道自己的弱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想要做蛋白纯化时，马上就找到了Robert Tjian实验室，给他们写信，问他们能否把在用的工作指南寄给我。之后我一字不差地按照指南操作就把这个调控DNA表达的蛋白因子提纯出来了。
提纯是一个好玩的过程。收集细胞时，每天8升、12升的溶液移来移去，4升溶液取出来再加4升进去，每天都用很大的仪器，所以把我手臂的肌肉都练得很好。当我把所有的提取物收集到一起，离心、过了柱子，全部弄好以后，就要去做最后的蛋白测序了。
那天是一个周六，我找了离心的管子，准备最后通过酸沉淀把纯化的蛋白收集起来。离心做完了，我去拿管子时，心一下就沉了——管子没有分量，这是我半年辛苦积累的东西啊。把管子拿出来，我看见下面破了个洞，心想完了，马上要准备改行了。
我还是不够仔细，当时不知道用于高速离心的管子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抵抗有机溶液侵蚀的，另一种不能，在高速离心时会破掉。当时我想，算了，也许我不适合做这行。但突然想到，我应该再看看管子，仔细一瞧，在管壁上还有一个沉淀物。我马上奔回实验室，小心地把它洗下来，然后去跑了个胶。染色的时候一看，哇，有一条带，高兴得不得了。
那天我没有回家，一直到早上四点。我紧接着就去做凝胶迁移（gel-shift），看有没有蛋白结合的条带。去曝光之前，我听到“click click”两声，我就说我不回家了。等到显影拿到以后，看到真的有活性，我就知道我可能真的提纯到了这个转录蛋白。
施扬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
鲁白：那个YY1 Factor在转录领域有什么样的意义？
施扬：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提出，一个转录因子可能是一个正调节物也可能是一个负调节物，就没有一个蛋白是固定的激活因子（activator）或是阻遏因子（repressor），其实所有的调控因子都可以兼为二者，它的性质依赖于它的环境（context-dependent）。
原来中学我们学的路易斯酸碱理论在这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是酸性的，也可以是碱性的，这取决于跟谁比较。如果你是酸，碰到比你更强的酸，那你就是碱；如果你是碱，碰到比你更强的碱，那你就是酸了。所以一切都是与环境有关的。
哈佛的意外offer
鲁白：施扬在普林斯顿做了3年多的博士后，导师是病毒学家Thomas Shenk，因为发现了YY1 Factor（阴阳因子），在博士后的时候就成名了，于是1991年就进了哈佛，是进哈佛任教最早的大陆科学家。施扬的职业上升很快，但中间也经历了几个转折？
施扬：在普林斯顿时，我当时还想把手上这个东西在Tom那儿做下去。有一天，在实验室，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他要开始找工作了，他问我：Yang，你为什么不也去申请工作呢？我说我还想再待一年，但他当时劝我去试试。
于是，在一个星期六，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写了一个申请信和一个工作愿景，就说我想做些什么。现在看来是非常地幼稚和粗糙，现在的工作申请都是非常精致的，可我当时就写了两页纸，他帮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就寄出去了。
我发了20份左右的申请信，那个时候，依然没有任何论文出版。有一天，我们的系主任走进来，对我说：Yang，几分钟之后，你会接到一个哈佛的电话，是关于你的工作，他们会邀请你进行工作面试。我说不可能啊，我连申请都没申请。其实我当然是申请了，不过我忘了。
哈佛当时正好有个职位，我就写了个申请。我寄了20个邮件，哈佛这个是完全忘记了，因为从来没想到能去哈佛，我又没有发论文，怎么可能去哈佛呢？所以我的系主任至今看到我还要开玩笑，他说Yang要去哈佛，申请都不用申请，人家就来找他了。当然，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导师和系主任的推荐和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
鲁白：后来你的论文发在了Cell，但是发之前就已经拿到哈佛的offer了。申请工作时没有论文，哈佛凭什么给你工作呢？
施扬：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会发Cell，就是评估了一下我所做的东西。可能我有较好的面试技巧吧，学术报告做得还可以，至少能把我做的东西讲得比较清楚，不做这个东西的人也能听懂，觉得蛮有意思。我就把我没有发表的东西讲了一下。给我工作机会的这个人叫 Howard Green，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是最早开始做干细胞和皮肤再生的，创伤病人由此受益很大。他也许看到了我身上的某种特质吧，就给了我工作。我还没发表论文，研究生阶段的文章发表得也不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和Howard后来成了朋友，至今很感激他给我的机会。
那是1991年，我在哈佛有了实验室。在自己实验室第一次做克隆实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但在哈佛前面几年我也是很煎熬的，一直在探索研究方向，思考着做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永远不要满足是很重要的，这是驱动力，去找找有没有你能做的能产生影响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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