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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雄主都有自己的御用国师,比如周武王的姜子牙,秦孝公的商鞅,汉高祖的张良,刘备的诸葛亮,明太祖的刘伯温,明成祖的姚广孝。
雄主的政绩很大程度上是国师的,国师为雄主制定执政战略,借用雄主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正痣理想,雄主的实际地位往往相当于国师们的利器。
上面列举的那些国师都是道家人物,但给人的印象却是道家并不热心于正痣。儒家从孔子开始,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国师,但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师很少有儒家人物。比如明建文帝以大儒方孝孺为国师,燕王朱棣以外僧内道的姚广孝为国师,对抗的结果是建文帝生死不明,朱棣登极坐殿,方孝孺祸灭十族,姚广孝配享太庙。
为什么国师这么重要?一方面是这些人足智多谋,更重要的这些人掌握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国师这么厉害为什么只当国师,而不自己当一代雄主呢?因为成为一代雄主需要许多条件,比如胆略,比如身世,比如度量,比如决断能力,这些都是先天的。而国师却是某种学派教育的产物,是从批量教育中脱颖而出的,是后天的教育的产物。
比如秦孝公,有世代诸侯身世的权力,又有秦国先祖们不具备的图强雄心,又有当机立断变法革新的果敢性格,这些都是先天的。就好比一支性能高超的狙击枪,只差一个神枪手让它发挥威力。
而商鞅进献的意识形态和变法策略,自古就有、学人众多,只是商鞅更能钻营,更敢追求,才有机会得遇孝公,成了驾驭那支狙击枪的神枪手。商鞅之前曾想驾驭魏惠王,但魏惠虽然有先天身世带来的权力,却不具备秦孝公的性格,所以并非神枪手理想的工具。
雄主和国师的关系,大致就是好枪和神枪手的关系,极少的例外也有,那就是雄主本人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战略计划,这也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坚定信仰。比如撕大淋,或者波尔布特……
外国也不例外,最近明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和班农。班农虽然辞去了首席战略师的职务,但正如他自己离职的时候所说的,他制定的战略计划将被特朗普执行下去。
班农的这个论断是可信的,比如前不久特朗普疑似声称“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而引起争议,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话其实并不突然,早在两年前,班农就公开指出过:中国的年轻人充满了“狂热的爱国主义”。
班农曾任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该新闻网是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龙头媒体,主要反对多元文化,维护西方价值。
2016年11月,班农获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提名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和资深顾问。当时美国民权组织、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战略师纷纷谴责特朗普这一决定,他们反对的是班农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
2017年8月19日,不想陷入庸俗官场的班农,主动辞去首席战略师职位,重回新闻宣传阵地。班农是明智的,当一个人有公职的时候,势必会受限于正痣正确而不敢放谈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无官一身轻的班农夺回新闻宣传的话语权,肆无忌惮痛扁白左和他们的媒体,以此继续强力支持特朗普。
这就像许多传说中的故事一样,歹徒对穿军装的军人敢于挑逗谩骂侮辱,惹得军人脱掉军装一顿暴揍。班农离职就是脱去了军装。
班农在对华政策上一直主张强硬,他声称,“中国崛起将主宰世界经济,美国必须加以抗衡;一百年之后,人们将记住,我们今天为了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
和姜子牙、张良、姚广孝们一样,班农这位国师首要的特征就是具有鲜明而坚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姜、张、姚的意识形态是包括道家、兵家、法家、纵横家在内的道思维,而班农的意识形态则是基督教价值观。他始终强调,自己出身蓝领家庭,民粹主义者,天主教徒,捍卫基督教传统价值观。
特朗普虽然生猛,但他很可能只是如秦孝公那样天生朴素而直接的责任心,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要干什么,怎么干,会有什么结果。而班农则完全清楚这一点,他比在信仰上吊儿浪当的特朗普更熟悉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们的天职。
班农早就确定了意识形态敌对者,他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抗衡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霸权需要美国及其盟国进入‘决断的谷地’。”
班农引用20世纪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的例子警告说,“对中国作为一个势头上升的竞争国的绥靖也有同样的危险。”
班农说,“特朗普30年来一直把中国指为美国在世界上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我们的‘精英们’使美国陷入了这样一种情况,美国没有与中国打贸易战,但中国却一直在与美国打贸易战。”
班农说:“我们必须重新确立我们自己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退缩了。我们必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亚太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和政治上。”
班农说:“如果他们(共和党领导人)不支持美国总统,就会被问责。”
班农还说:“特朗普不会放弃推特,无论那些(白左)主流媒体对此怎么评价。因为特朗普知道他必须直接对着那些把他送进白宫的民众说话,他不会停下来的,即使这被一些传统势力视为不恰当。”
班农既攘外又安内,并且更重安内,这完全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强力整治内部秩序的套路。而整顿之后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率领下做了什么?进入迦南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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