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杀人最多被歌颂
救人最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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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鲁迅一知半解，有时候不明白先生为何对一些小人物和琐事如此犀利？长大后再看，才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依然还是鲁迅笔下的模样。
就拿这几天“疫苗”的事情来说吧，大家都在讨论着“疫苗之王”，这里的“王”却不是个褒义词，而是讽刺那位泯灭了良心的商人，拿亿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当成盈利的代价。可是，中国真正的“疫苗之王”却没几个人知道。
他，制造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他的贡献，在世时就拯救了万千同胞，在他离世后，亿万人依然受他的恩泽。他叫做汤飞凡，除了医学专业的学生，怕是没人会记得他了吧？
这情景，和鲁迅笔下一模一样。有一天鲁迅去找一个当医生的朋友，这个医生很忙，但最烦的是经常被“医闹”打扰，见了鲁迅，发牢骚说：“要想被歌颂，最好是去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娜比比看”。
鲁迅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隋娜是谁，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那么看看你左臂上的几个疤，小时候打天花疫苗留下的，发明这种疫苗的人，不知救了世上多少孩子的命，鲁迅感叹：“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天花疫苗的发明者隋娜的名字没人记得，中国的“隋娜”就更少有人知了。但中国人对于杀人最多的英雄，反而是如数家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连当了蒙古人的奴才，还要吹嘘蒙古铁骑弯弓射雕的功绩。为他们一路打到欧洲，横扫外国军队感到沾沾自喜。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2
中国真正的“疫苗之王”
拯救亿万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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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屠呦呦和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整个中国都轰动了，这么多年了，中国人终于拿到诺奖了。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自然科学和文学的诺奖就应该被中国人拿了，文学奖本来老舍能拿到，自然科学奖能拿到的就是汤飞凡。可惜的是，老舍投水而死，汤非凡在他最重要的发明之后一年就去世了，诺奖有规矩，不发给去世的人。
屠呦呦获奖是发现了青蒿素，汤飞凡则是发现了沙眼衣原体。因此汤飞凡也被成为“衣原体之父”。
当时日本有个学者发表论文，说自己找到了沙眼病的病原菌，整个日本媒体引以为傲，大肆宣传。汤飞凡看了，说不对，没那么简单。
日本人说，你行你来啊！
汤飞凡说，来就来。将沙眼病的病毒滴入自己眼睛，四十天后，用两只通红的眼睛，分离除了沙眼病中的衣原体病毒。
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治疗就简单多了。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以前的“十眼九沙”到现在的5%左右的发病率。
1957年，也就是他发现沙眼衣原体的那年，国际科学界发生的大事里，就列出了这项成就，和他并列的其他两项成就，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发现沙眼衣原体只是汤飞凡杰出贡献中的一项，他还有很多贡献，都是救人无数。
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战乱年代，青霉素的量产不知救活了多少前线将士。
中国第一家青霉素工厂开业典礼，汤飞凡主持
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发生鼠疫，国内没有疫苗，只能从苏联进口，但供不应求，汤飞凡花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从此疫苗充足，救活性命无数。
50年代初，因为使用了汤飞凡发明的乙醚杀菌法，使得我们在简陋的环境下量产出扑灭天花病毒的牛痘疫苗，天花因此在中国绝迹。
这些造福人民的成就，都是在极为艰苦、简陋的环境下做出来的，组件第一个实验室的时候，显微镜还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当然，跟当初抗战时亲赴前线，当战地医生相比，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抗战结束后，内战又起，眼看着被自己救活的人一批批又去战场当了“炮灰”，汤飞凡心灰意冷，决定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
但就在临行前夜，他又改变了主意，可能是因为他想证明鲁迅是错的，“学医真的是可以救中国”的吧。
但事实证明，鲁迅没有错，是他错了，“学医可以治疗中国人的身体，却治不了灵魂”，这次留下，他被自己救过的人逼得自杀。
3
英雄已逝
只剩下争抢利益的蝇营狗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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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早年曾在哈佛留学，成名之后，世界各国都许以重金高位邀请，但他还是在当时协和医院副院长颜福庆的劝说之下，回国效力。

1958年，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是自杀。
因为不堪受辱，不堪被按在地上叫他承认些莫须有的罪名。
那些人，即便没有被他救过，也有家人、后代因为汤飞凡的发明，受到过治疗，也因此重新有了健康的体魄，以便于他们当“炮灰”和“打手”和“工具”。
当年鲁迅看到身体强壮的国人围观枪毙同胞，一个个麻木不仁。才生出了“学医是救不了中国”的念头，弃医从文。
汤飞凡看着一张张大义凛然的脸，会作何感想？
英雄已逝！他死后，因为消息封锁，很长一段时间国际都上不知道，一直到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还给中国官方来信，希望能够提供汤飞凡的通信地址，邀请他来领取“沙眼金质勋章”。可是汤飞凡早就死了，卫生部的领导们商量了一个办法，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干代为领奖。等到临行前，又改成让当时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晓楼去领奖。后来的奖章上，张晓楼的名字还刻在汤飞凡之前，在当时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张晓楼成了发现沙眼病毒的第一人，只字不提汤飞凡。
后来有人因此对张晓楼提出抗议，说他是“欺世盗名”，但张晓楼也有自己的辩解，当时汤飞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时候，他也是“合作者”，汤飞凡死了，自己去领奖理所应当。这件事成了一算“公案”，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欺世盗名”，还是“理所应当”。
这个时候，汤飞凡的遗孀，曾经的国民党大员何键的女儿何琏，为丈夫的名誉拍案而起，写信给颁奖机构国际眼科防治组说明真相，人家才知道奖发错了，又重新制作一枚奖章，这枚奖章上，只有一个名字——汤飞凡！
1978年，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很多人都得到平反，但却没有汤飞凡。因为他是“自杀”的，从没有人给他正式安过什么罪名，也就没有平反一说。是的，是没有人给他安过什么罪名，但是，把一位诺奖级别的科学家逼得自杀，难道就没有人来负责吗？终于，在医学界的强烈要求下，第二年给他开了追悼会。
直到非典肆虐时期，他又被人想起，当时卫生部的老干部说，要是汤飞凡还在，何至于此。
杀人最多被歌颂，救人最多被遗忘。
2000多年前，《墨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星夜兼程赶到，以一己之力劝退了楚国大军，救了宋国一国人的命。返回途中路遇暴雨，想要进城躲雨，却连门都进不去，守门的人不认识这个脏兮兮的怪老头。
什么时候，我们能将杀人最多者从神坛拉下，将救人最多者好好保护纪念起来，我们就还是有希望的。
不然就像鲁迅所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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