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他曾是传统媒体的“最后一个看门狗”。20年的总编辑生涯，站在信息链顶端，他饱览顶层风光，惯看秋月春风。
两年前，他离开体制，投奔怒海，成了一名新媒体的“创业狗”。创业浪潮之中，他又是最不一样的创业者，不关心数据与资源，不追逐层出不穷的风口与概念，只是费尽心力地读书、研究，以及写作那些并不总是大受欢迎的长文章。
这个狗年，是他知天命之年。他准备潜入一片深海，循着内心的声音，去探究无数人为之好奇的中国谜语的答案。从珠江到黄浦江，从少年到白头，他一路观察与描画着这个国家的肖像。
他心中设定，成笔之日，或在10年之后。
采 编：陈为、阿D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创业让我更纯粹
问：这两年创业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达到出发时的预期了吗？
秦朔：跟我创业的初衷都还是比较吻合的，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创业，应该说很多东西想得还是比较透彻的，知道自己最差是什么情况，最差就是靠写字为生的一种命运。
当时2015年6月吴（晓波）老师写《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我就说自己要致力于商业文明研究，同时做个新媒体的尝试。现在这两块工作跟我当时说的都是比较一致的，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样的其实不清楚，但到目前为止，我对我的工作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从离开一个体制到跟社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联系，通过联系来创造一些价值，这些跟当时想的没有很大的差异，感觉还是比较自如的一种状态，当然也有很大的挑战。因此，你需要回到初心，如果只是说非要做得很大、要为了工资，那就又回到了我以前当媒体总编的状态。
与那个状态比，你会觉得你没有做得多大，但初心就是要做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慢慢地看到了一些方向。当然这些研究的东西都不可能短期见成效，可能需要10年。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十年一诺》，要想把商业文明的历史体系、理论体系、案例体系基本构架出来，我觉得没有8-10年的努力根本做不下来。
我觉得这跟我想的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两三年，整个中国商业坐标系的原点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前大家讲到商业，基本上理解就是技术驱动，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
但你会看到最近两三年，整个中国商业原点回到了商业跟社会是什么关系、商业跟利益相关者是什么关系、商业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商业跟中国与世界又是什么关系。
在这些坐标系原点的改变中，我发现很多公司的命运就改变了。公司命运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这时候回顾，我在创业之初提到商业文明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概念，还是得到了更大的认同，在这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和作用，我觉得踩的这个点还是比较准确的。
问：你在体制内的时候也很勤奋，很敏锐。跟在体制内相比，创业后心态上、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秦朔：我觉得体制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讲到体制，通俗地讲都会讲到体制的一些弊端，比如我们就是一张A4纸干部，受到了方方面面的牵扯、约束，效率比较低，自由度没有那么大，宣传和管制也比较多，包括迎来送往的应酬很多、开会很多。
我们往往会想到体制的弊端，但其实体制也有很多好处和有利的地方，比如对媒体来讲，媒体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信托责任，不是媒体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媒体在代替那些没有办法到一线的人，去看、去听，去观察，然后消化、反馈，它某种意义上是中介的职能。
体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解决信用问题、资源汇聚问题，等等很多。像我在《第一财经》做了11年总编辑，从2009年开始管整个《第一财经》的新闻编辑，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无论是与政府的关系，还是金融、商业领域的信息都会向你集聚。
每天主持各种会，几百人的记者队伍由你来决定配置，当天的社会关注由你来设置议程。在信息和社会关系交互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进步。培根讲，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离开这个体制以后，你在这些方面会大大地弱化，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所谓大大地弱化，是说你不可能再有这个体系给你的赋能、保护、信用了（当然过去还有一些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某种意义上也很虚无）。
要适应、要转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说白了以前你坐在最顶端，整天指挥别人，现在全部都是你自己做了。过去指挥别人的时候，还可以拿着《第一财经》这块招牌，而且跟方方面面的联络很多已经制度化了，现在则是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整合什么资源、究竟要怎么弄都很难说。
我记得我们是2015年10月16号上线的，10月15号晚上搞了一个派对，接着就去工作了。大概10月18号，我去香港参加环球电子展，背个双肩包、拿个手机在那拍来拍去，跟90后一起挤大巴车，然后去采访。以前我怎么会去这种地方？我都不会去，都是下面的记者去，但是我觉得挺好，这时候还有人邀请你去采访。
等于说是从农民开始，跟大家一起去做，然后通过你的内容慢慢地在一部分人中产生影响力。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的，人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局限性以及套路，有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特别是我们60后，对很多新生的东西越来越不熟悉了，所以这时候你的内容找到一帮传统意义上的粉丝是容易的，但要想日更还是有挑战的。
过去我一个礼拜差不多写两篇文章，经常会觉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比如你礼拜六、礼拜天写完了，真不知道礼拜一写什么。有时候礼拜一写的文章是要花一个礼拜想的，到礼拜三我就开始神经质了、紧张了，还不知道用什么题目，有时候到礼拜五可能还没有想出好的题目来，因为我写的又长，要做研究，还是比较老派的写法。
中宣部一个局长说：你这个不是页面思维，还是做杂志时候的版面思维，你这个都是很传统的。它过于传统了，但你已经形成这种基本调性以后，想去改变是蛮难的。过去写的也不少，但都是七百字的随笔，现在是有一定主题和研究性的财经分析了，这其实是有压力的。
当然，压力的另一面也是潜力，你自己也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很多东西了，有些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信用，别人开始主动找你去研究、讨论一些问题。
总之，从影响力意义上，刚刚开始的时候，客观上没有那么好。那时候吴晓波跟我说：百万用户都是指日可待，我到现在也没有，估计得到明年了（现在60多万关注），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推广，都是自然的关注。
问：在大家的认知里，可能还是习惯把你看作公共知识分子。但创业说白了要接地气，经常要谈钱、找人、求人等等。你现在还有这种身份上的撕裂感吗，还是已经适应了？
秦朔：我觉得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最后还是你要有平常心。我的创业现在来想还是挺开心的，我也没有挖一个一财的人，就是临时抱佛脚，弄了一批小朋友一起做，规模搞得很小，就八九个人。这样的话，财务压力就小了，你不用花很多精力去构想商业模式或什么，现在有一些客户投一些广告也就够了。
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从1996年我在《南风窗》当副总编、副社长开始，就担任了经营的第一责任人。《第一财经日报》是我一直在扛的，第一财经传媒公司从2009年到2013年也一直在扛，整天都要伺候客户，整天都要为产品发愁。
一直到我离开，我差不多有20年的时候都在扛经营指标。2008年、2009年我两次生病，一次是肠子、一次是胃，都是因为喝酒（整天陪客户喝酒）。特别是到每年10月份，你要开北上广深四地的推广会，每一场几乎都要喝醉，连轴转身体就很透支了。
所以我非常厌倦那种生活，挣多挣少是一回事，当然你得比较优雅地活着，除了这个以外，并不是钱越多越好，够了就好。
秦朔朋友圈商业化程度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弱，还有很多人经常在后台问：秦老师，您给我们弄了这么多都是免费的，您这怎么生存，要不要我们给你捐点钱啊。就有一些这种声音。我觉得还好，这样的话，我才能保证有时间、精力去写文章，也才能保证绝大部分的文章是完全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去写。创业让我的自我表达更纯粹了。
我们也完全没有财务、KPI指标。我跟大家说，三四年我们都不谈这些事情，我觉得所谓商业文明，基本的体系还没有沉淀，原型还没有出来，专著还没有，这个阶段你没有什么可推广的，也就谈不上开发产品。所以，我目前这个阶段相当于一个游击队，不知道哪一片山、哪一片水，要固定在哪打。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
问：前一段您见了柳（传志）总，我也在您之前刚跟柳总聊过，他当时有一个判断，说现在对企业家来说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你一路看着企业家过来，认同这个判断吗？
秦朔：我觉得看怎么来说。从一个绝对自由的角度来看（绝对自由是合乎法规和公序，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营商环境应该是最好的。特别是反腐倡廉以后，我碰到了N多的企业家，再也不用天天想着要给谁送礼，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跟领导吃饭都不好排。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现在企业家受到的非市场化的打扰和干预是最少的。从概率和普及度上来讲，不管像我老家三线城市，还是上海、北京等，从法制化的保障方方面面来看，我觉得毫无疑问目前的营商环境是最好的。
但从一个相对自由或一个边际改善的角度是不是最好的，我个人觉得总体上可能不是最好的。
如果他原来自由只有一点点，多给他一些的时候，他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当自由已经很多的时候，如果边际上只有一点点的改善就很不明显。如果说这个过程中还有结构性的不确定，他的感觉可能反而更弱了，因为自由越大以后，他对自由整个完整性的理解、确定性的要求都在提高。
从这个意义来讲，什么是好的状态？是大家对未来特别有向往，看到未来的空间特别大，而且没有什么束缚，自己的可能性、可为的地方都特别远大。从这个意义来讲，完全不能说现在是最好的，还有空间。
比如说一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可能有80年代的记忆，因为那时候不断地松绑。从1979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到后来的承包制等，原来是完全捆着的，现在给那么大的空间，而且企业家的地位也蒸蒸日上。
机关事业单位里有些人可能怀想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下海的浪潮。还有一些年轻创业者，觉得现在BAT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他可能会怀想21世纪初期。
现在大企业反而成长快，利润高，小企业本来应该成长速度更快，但其实不是。尤其是，目前社会上还有一些偏左的声音，认为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好像是企业家造成的。
现在有些人心里不定，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你这个文章还是比较正能量的，我跟你打赌，打定主意要做基业长青企业的比例是下降的。这种比例降低并不意味着他不干了，没这个打算了，他也在打算，日常也在做，但他有另外一些谋划、一些布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的营商环境就不能说是最好的。
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平衡我认为也是很突出的，国民待遇差别还是很大。民营企业在信用、抵押等方方面面都无法得到与央企一样的待遇，这是很典型的，这就是不平等。
现在很多项目，如PPP的项目、很多比较好的中国开发的项目，政府都不敢给民营企业，就是要给国企、央企的，给到民营企业，他觉得说不清。这种不平等可能还会加剧，也可能会结构化（固化），好像越来越是天经地义。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关于企业家方面的顶层设计在有些方面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国有企业，我们现在还是把它定义成执政基础，还过度地赋予这类企业以更高的政治地位，像这样的定义方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应该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中国企业，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现在的现实就是，什么地方资源配置更加符合市场化方向或民营化方向，这个地方党的执政就更加牢固，像深圳、浙江、江苏、福建等，哪个地方越是资源配置市场化，资源配置越合理，这个地方就越富有，就越国泰民安。
因为老百姓很简单，就是为了过上美好生活。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国有比重非常高的地方，像东北很典型。我们不是反对国有化，而是希望更加多样化、多元化。
问：那国企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的？
秦朔：这个上面讲得很清楚，应该是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主要是资本形态，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越管越细。
干部管得越来越细。去年年底跟张瑞敏一起聊，为什么90年代青岛出了一批好品牌？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俞正声（时任青岛市市委书记、市长）说，就管着企业负责人一个人就行了，当时组织部长说党委委员都得管，俞正声就说不要那样。
你看现在管得多细，现在对一个企业具体人事的干预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偏离了市场化的分配，应该主要管资本，什么样的行业资本形态上应该是要加强的，什么应该是推动退出的，为什么退出？有更好的资本实现形式我当然要退出，这两天马斯克“猎鹰火箭”（成功发射）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问：为什么美国能出现层出不穷的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突破人类想象力的企业家，中国土壤的问题在哪里？
秦朔：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包括接下来的40年，可能有些中国企业家的地位我们低估了。从一个新型市场崛起的对象来说，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是实验期的企业，你说房地产，中国有三个房地产公司销售额突破5000亿了，你敢想象吗？1999年，郁亮当万科总经理的时候，万科的销售额才20亿，现在2000多亿了。
所以，巨大的中国市场，包括中国人的勤劳，一定能够出现很牛逼的企业。现在的问题是，凡是国家放开的，让企业自由进入的这些领域，都可以创造出很大的契机，比如做火箭，我已经见过两三波了，只要政府给他一定的扶持、支持，他肯定比国有体制里的性价比好多了；比如做卫星、做军工设备，真的让民营企业进入的话，绝对能搞好。
现在有大量的产业，也是过去国家不让进入，由国有大中型企业统治的，后来让民营企业进，都能搞得很好。凭什么说中国企业家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会在乔布斯、马斯克这个层级有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跟制度有关系。自由进入（一些行业）还是有困难的，当然也有文化的因素。
我一直觉得美国整个的文化，其实包容是重于卓越的，或者说包容是重于成就的。因为美国的价值观很多元化，对于他们来说，挣钱是一种成就，别的也有很多成就自我的方法，不像中国这样高度的功利化，而且高度的数字化、高度的推崇财富。
而伟大的东西往往是包容性的副产品，因为包容，有很多可能是错的、可能是会出事的想法被允许和鼓励，这些想法可能有极度的创新，它不走寻常路、打破你的常规。为什么马斯克这种人十几年前就想到要移民到火星去？他想的是人类的问题，他能想出这样的问题，这从商业角度来看是很不理性的，但美国社会包容，让这种人有生存之地。
但中国社会是成就重于包容，我们都是看中出人头地、看中排名、看中地位，而对很多东西的包容度不够。往往就是这样，像马斯克也没有天天念着要成为第一、成为超级富翁，但最后可能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都往这个地方想，最后肯定就急功近利了，对中长期的投入不够，而且很难有极度颠覆性、创造性的东西。并且这个东西有时候跟财富没有关系，马斯克的财富在中国的富豪榜上也排不上多靠前，但你有那么多钱，你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因为你可能会去想这个是什么商业模式、这个怎么去挣钱。我们就是太急功近利了。
从20后到00后都在拼，史无前例
问：你经常看国外这些企业家，抛开环境，追究企业家本身的特质，中国的企业家和国外的有什么不同吗？比如有人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比国外的勤奋。
秦朔：从整个民族性来讲，我们肯定是更加勤奋的。但也难说，像马斯克当年写代码的时候也是一天24小时，他20几岁就把第一个公司卖了1.5亿美金，后来把PayPal也卖了。
就是说，我们有华为的毯子文化，人家也有车库精神，硅谷也有硅谷不眠夜。我们说我们中国学习很累，美国人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都是贷款，晚上做作业有的时候也到三四点钟，但总体上华人是比较勤奋的，因为注重现实性，他不休息、不把生活看得那么重。
我觉得很难得到一个结论，即美国企业家一定没有中国企业家勤奋。另外，要知道，美国很多企业家工作时间可能更长，很多人没有退休问题，中国很多企业家到一定年龄就觉得得退休了。
像任正非就很不高兴别人问他退休的事，有一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去美国，我有一个美国朋友自己开着私人飞机来接我，而且他一天还做50到100个俯卧撑，都80多岁的人了，凭什么我现在要考虑退休问题。
当然，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创业浪潮、创业精神的旺盛程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1920年以后的褚时健还在那干着呢，包括郭鹤年是1923年的，他在中国投资香格里拉，现在还干着呢。
从1920后到现在00后，这样普遍的创业、创新状态，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断了几十年。柳总也是40多岁才开始创业的，40、50岁开始创业的多了。
问：我看王石前一段说，当下这一代中国企业家如果跟民国，跟张謇、荣德生、卢作孚比，差了挺多，你觉得呢？
秦朔：我是比较早就写这类文章、研究这些问题的。我一直认为，从企业家血脉的角度讲，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企业家变成一种狼孩，我们往上好像没有溯源，我们今天要么是沿用西方、沿用法国EMBA、MBA那一套，要么是白手起家弄起来。
事实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1870年开始（洋务运动），把工业化和国家富强、救国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到毛泽东说的张謇、卢作孚、范旭东，还有张之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比较推崇范旭东的。（与过去的这些人相比，现在）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这差距不是指商业创新才能，我觉得还是一种价值底蕴，或者一种精神气质。
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我觉得还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气息更浓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血脉中，包括我们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其实文化知识底蕴上，包括价值观的坚持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缺失的。
问：与过去相比，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做怎样的升级？
秦朔：这方面，我认为实践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么伟大的中国商业实践，对它精神的理解，会刷新人们很多的观念。换而言之，中国的企业家会用自己独特的话语来表达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而这种精神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无愧于跟任何一个企业家群体进行比较。
第一，魄力很重要
在西方企业家的语境里，魄力更多是指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和常规，像马斯克、乔布斯都是很有魄力的。中国的企业家也是非常有魄力的，我最近写了褚时健（他也是很典型的魄力）。
他1979年当厂长，1982年就被弄了严重党内警告，因为他把计划烟的指标卖给了广东商人，广东商人可以给他外汇券，从而他可以进口一些设备，这个当时国家是不允许的，都是专卖、专购系统。这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敢不敢挑战那种体制，你有没有这种魄力，所以这个魄力是很重要的。
第二，伟大的企业家是以企业为载体的发明家
马云就是很典型的，他很符合坦克战理论，电商、金融、云、物流等，他有很好的想象力。像马明哲都60几岁了，现在想着自己的对标物是世界5大互联网公司，他要把平安变成一个科技公司。平安已经运营20几个新业务了，每个新业务马明哲都要自己想清楚模型、逻辑，然后才交给别人去干。
所以，他某种意义上是个发明家，想到了一个模式，就去把它发明、创造出来。像张瑞敏的想法，伟大的企业家是创造平台和机制，让更多的企业家冒出来，这个不是凸显自己，反而是消灭自己。他是想要创造一个机制，让人人都是CEO，让这种人能够诞生出来。
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总结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用西方18、19、20世纪的框架来看中国的企业家现实是不行的。因为当下中国企业家的现实是转型，是转轨，如果没有强烈的敢于抗争、敢于从夹缝中脱离出来的精神，没有这种魄力，根本不可能成。这其中的政商关系也是中国企业家独有需要面对的。
第三，要有超级想象力
中国是个巨型的市场，这是全世界N多个市场加在一起的综合。如果没有超级的想象力，还是陶醉于以前的小成功，就很难走向未来。过去很多人觉得一个公司做个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就不错了，而没有去追究，这是个如此巨大的市场，当你觉得20亿不错的时候，其实前景有可能是20亿、有可能是2000亿，它其实对想象力的要求非常大。
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壤里，会有我们对企业家精神新的诠释，甚至可以丰富全世界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包括政商关系的拿捏也是这个问题。
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你期待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什么突破出来？
秦朔：我觉得从我自己接触的大量企业家来说，大家还是希望利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来回溯40年的经验，把有些东西进一步固化和往前推进，而不要说这个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变得含糊，甚至有些方面倒退了，我觉得这是大家目前纠结的地方。
因为40年的理解不仅关系到40年的事情，甚至关系到几千年的事情，甚至也可以关系到全世界。比如说你把40年更多跟开放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意味着跟世界交互的界面，以及未来吸收、借鉴的文明成果，这种可能会很多。但如果你把40年更多定义成体现我们所谓中国式的道路，这样的话，未来你跟世界的交互性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法治和市场化，更多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与此同时，我认为还是要有必要的监管、法制机制，这也是需要的，美国历史上也是。虽然说都是企业家创新史（因为我在研究这个东西），事实上隔一段时间就有政府和企业的冲突。
我的基本想法是框架是政府、企业市场、社会文化心理为一体，这三者之间永远不能让一种力量变得超级强大，还是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
吴晓波是我的“创业教父”
问：我前段时间专门去复旦新闻学院的楼看了一下，那里诞生了一大批英才。你和吴晓波是生于同年的同班同学，大家比较好奇，你会有“一时瑜亮”的感觉吗？
秦朔：我觉得是相互鼓励吧。其实对于吴晓波整个激荡、跌荡、浩荡系列，我是高度地鼓励他完成，我认为他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去写，因为有能力写这个著作的人不少，但这些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只有晓波相对是超脱的，我说你就应该把这件事做好，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
对于我创业，他也起到了巨大的鞭策、鼓励作用，我经常说，他是我的创业教父。比如像晓波这样的，很早就走出了体制，去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海洋重谋一席之地，同时也维护了知识的尊严，这些对我潜移默化是有很大影响的。
关于吴晓波的成就，我觉得他今天既是现在进行时，也是现在完成时，就是他已经有的东西，已经毫无疑问地写在历史上了，比如激荡、跌荡、浩荡等，这整个体系是一个已经可以盖棺论定的事情，同时他还在进行之中，没有终结。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我认为我对于社会应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过去更多不是一个创作者的工作，而是一个管理者的贡献，我刚刚回到创作阵地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在创作上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一个进行时，还没有真正通过一个成果来很有效地验证。可能需要花8-10年的时间，慢慢地去建构，这是需要时间的。
问：很多文人在立言上有建树，但难以成为商业上的高手，吴晓波为什么可以兼得？
秦朔：第一，我觉得是母体文化的作用。他主要在浙江，即浙江私人企业的氛围还是很明显的。第二，跟他市场化程度高、离开体制早有关系。他不是没有做管理，而是很早就从新华社出来了，在新华社的过程中，早期的时候他也搞咨询、策划之类的。
问：我看你们都是1968年生人，今年正好是50岁，你有听到内心浮动的声音吗，所谓的“知天命”？
秦朔：听到过。
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志愿，我一定要用几年的功夫，把我最关心的，或者最为沉迷的核心问题讲清楚，说白了就是中国道路的探索，或对中国谜语的解答。
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答，我们选择了这个方式，比如我选择的方式是善用企业家精神，从这个角度把这个东西结构化、体系化出来。其实最后是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解决得了，你睡觉就特别安生，解决不了，就觉得这件事未了。特别你走到半途中的时候，就是很迷惑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我的创业核心是创作，这个创作的核心其实是解决一个自我时代认知问题，我现在在内心深处并不关心这个东西有多少点击、这个东西谁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都已经不考虑了。
我觉得我们作为60后，接受了80年代的教育，见证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而且我们自己很确切地知道中国今天发展的成就，以及成就背后的经验和教训是世界级的、历史性的，作为一个我们这样的出生、背景、学习道路的人，你会有一种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很清楚地把这个时代的变迁，用你很喜欢的方式很清楚、明白地告诉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太多人在这里面是创造者，但他还需要有一些人去观察、总结，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都不能说服自己，我觉得就虚度这样一个时代了。
对于我来讲，能够献身于创作，已经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了。
文中图片来自黄庆军摄影和作者本人供图
1.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营商环境仍有6大“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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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传志：对企业家来说，现在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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