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田全职回国：我为何选择了西湖大学

►著名学者许田教授全职加入西湖大学

撰文 | 叶水送

责编 | 李晓明

●●●

“西湖大学能吸引我，也能吸引其他人”

近日，浙江西湖大学宣布，著名华人学者许田教授全职加盟该校，成为这所新型民办大学的讲席教授。许田卸下在美国的所有职务，包括耶鲁大学终身C.N.H. Long讲席教授、霍华德·休斯研究员以及罗斯伯格儿童疾病研究所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

他的同事、朋友都表示有些不解，而家人则给予了全力支持。事实上，早在一年前，许田就以顾问的身份来到西湖大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的办公室也是临时的。

与许田接触较多的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表示，“许田老师将西湖大学作为今后最大的事业来倾注心血，我备受鼓舞。西湖大学正因为它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吸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盟，这些有识之士是西湖大学的搭建者，也是西湖大学实力的体现者。”

从提出辞职到加盟西湖大学，前后历时一年有余，直至今年4月许田才正式拿到西湖大学的聘书。从收到施一公、饶毅的邀请到接受邀请，许田表示没有犹豫，“这中间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因为像这样的机会，做这样的事情，非常难得”。

在全职回国之前，许田还专门去了一趟霍华德·休斯研究所（HHMI），做了一场辞职报告。从1997年开始，许田就受到HHMI的资助。创立于1953年的HHMI，是全球知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该研究所资助的华人学者并不多，许田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也是从留美大陆学者中最早成为HHMI研究员少数几个人之一。

“一年前收到施一公的邀请，我就向HHMI提出不再续聘。HHMI资助了我21年研究，这次离开他们赠送了一笔100多万美元的研究经费（Gift Fund），留给了我在美国的实验室成员继续使用，我非常感激”，许田向《知识分子》表示。一年前，许田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就已不再招新人，耶鲁大学挽留无果后，决定邀请许田担任兼职教授。

许田表示，这次全职回国是想实现自己心中的两个目标：教育和创新。他指出，以前大学教育主要是传播知识，现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工具使获得知识变得非常容易，学校的功能正在慢慢改变，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未来我们会把大学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到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来。”他说。另外，他认为，多学科交叉和合作在创新研究和应用上越来越重要。“西湖大学作为一所新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从校园设计到学生培养，全力推动多学科交叉。”许田说。

此外，许田认为，国内出色的公立大学有很多，但在西湖大学这样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学，“我们可以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教育方式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式”。这或许是许田全职回国没有去公立大学，而是去了西湖大学的原因。

许田还表示，“我也很为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和饶毅他们这些前期回国人员感动，10多年前他们就回国工作。我也为他们的梦想所感染，这是一个可以一起奋斗和实现梦想的事情。”

科研一流，创新也是一流

事实上，许田也是华人学者中少有的，既做出了出色的科研工作，同时也在著名学府承担管理工作，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对科技创新有独到的见解以及实践。

许田是生长调控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该领域的重要调控基因和信号转导通路为其实验室首先发现，他还率先利用果蝇的镶嵌遗传技术来筛选调控生长的基因，随后该技术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广泛应用。

许田还曾长期参与科学管理和政策制定，他担任过15年的耶鲁大学遗传系副系主任以及11年的耶鲁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因此他对科研管理，协调一流人才、激励他们发展，有深刻的认识和实践。

除此之外，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应用，许田颇有一些经验。他与结节性硬化症（TSC）患者家属、企业家乔纳森•罗斯伯格（Jonathan Rothberg）共同创立罗斯伯格研究所，富有成效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他们的团队孵化出了多个著名的科技公司，如世界第一台高通量DNA测序仪——454以及第三代高通量测序仪Ion Torrent等，这两家公司先后被生物技术巨头Roche和Life Technologies公司高价收购。

许田还亲自参与了多个生物医药科技公司的创立、管理和产品的研发。“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科技公司，全部成功，而且每个公司不管是药物研发，还是做仪器都做首创（first-in-class），不做me too。虽然me too对企业很重要，有回报，但我们追求创新。”他是LAM、Drug Farm、Double Rainbow、FosunLead、GeCell等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也是CuraGen、Butterfly、Hyperfine、Quantum-Si等公司的科学顾问，还是复星医药的首席科学顾问。

为何衷于科技创新，许田表示，“这个转折点来自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经验”。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是早产儿，刚出生时肠胃发育不成熟，出现肠壁脱落情况，尽管此时的他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也发明了很多研究方法，但面对自己女儿的疾病，他束手无策。“如果肠壁再脱落的话，小孩可能就会夭折，”许田回忆说，“我女儿的小手当时抓住我的手指，我的感觉是，要是有人来帮帮我就好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下决心，我们的研究不但要有理论突破，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对病患有用。”

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许田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对TSC的研究，该疾病是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当时大家知道基因突变会引起这个罕见病，但不知道为什么得，也没有治疗的方式，我的实验室研究出了一个生长调控的重要途径，发现生长调控的失调引起了该疾病，我们把这个通路找出来，为研发药物提供了靶标。”许田表示。通过对果蝇Tsc1和Tsc2基因以及Akt下游通路和S6K上游通路的研究，许田发现TSC缺陷的患者可通过降低S6K活性从而减轻疾病，这一发现也由此推动了该疾病在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的临床试验和最终药物的批准。他对Tsc以及PTEN、Lats这些肿瘤基因参与生长调控的发现，为发育和疾病提供新理论和机理，也为癌症和十多种罕见病诊断和药物的研发作出贡献。

“能烧中国菜，就能做生物学实验”

今天的许田在科学和创新之路上非常成功，但是回望当年，他的求学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1962年，许田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阶段的许田非常迷恋围棋，于是就报名参加围棋训练班，但由于他年龄较大，基础不好，考试老师让他跟一个七岁的女孩对弈，在输掉比赛之后，他被训练班拒之门外。但他非常执着，每次上课时，就在外面看，无论刮风下雨，直至有一个下雨天感动了上课的老师，才被允许进入教室上课。

为何少年时如此酷爱围棋？许田向《知识分子》回忆道，“文革期间，我家受到了冲击，父亲被下放劳动，母亲在工厂里被批斗，而且有人给我讲，‘像你这样的孩子，怎能培养’，我当时觉得围棋有标准，不管你什么出身，胜负有一个公平的标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并不是一个坏人，为什么在学校成为被批的对象，心中很不平”。

1977年，高考恢复了，第一届高考需要政审，许田没有获得通过。到了第二届，他考上了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许田说，“我家都是学文科出身的，我也最喜欢写作，但我父亲说文科动荡太多，你就学理科吧，所以我就在杭州师范大学等学校上都填了理科专业，当时我老师说，最好的学校也要填一个，于是我就在《文汇报》上找到一个自认为冷门的专业——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当时我父母、邻居以及老师都没听说过。”直至走进校门，许田才发现遗传学会并不冷门。

“当年我们非常有激情，在复旦大学内的南京路上，一头是教室，一头是食堂，我们整天在南京路上走来走去，梦想赶超欧美。”许田说道，在复旦收割知识的同时，这所大学也在悄然改变许田的内心世界，“我在复旦大学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把我从仇恨中解脱出来。通过学习，我发现还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有这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能改变人类的命运，能帮助别人。所以我对复旦大学非常感激，非常感恩。”

许田上大学期间，正值中国提出“要赶超欧美”。但是他在不断地学习中发现“我们差得还很远”，后来赶上改革开放可以出国留学，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留学的路程。

留学也并非一番坦途。原本许田可以通过开发银行的资助，保送出国留学，但当时正好出现“胡娜事件”，经费被取消。但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和许田的老师谈家桢非常支持他出国深造。适逢纽约市立大学副校长来复旦大学访问，校长把他叫去了过去，说“这是我们最出色的学生”。当时许田对这个学校也不甚了解，看到这个学校有7个诺贝尔奖得主学生，就选了这个学校，但后来发现不过是二战欧洲移民美国的短期现象。

1983年，许田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纽约市立大学提供了3500美元的助教金，其中2000美元需付学费，剩下的1500美元要在美国生活一年。付不起房租，他说只能住在废弃的房子里，没门也没有家具，只有从国内带过去的两个皮箱。

“虽然生活很艰苦，我的信心还是非常强的。”许田说。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所大学整个系有30多位教授，只有1个教授有研究经费。“再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但要是没有学习做研究的机会那可不行”，于是他打算离开这所学校，去别的实验室寻找机会，跑遍位于纽约的大学，没有人想接纳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后来他发现纽黑文市离纽约不是很远，于是坐车来到了耶鲁大学。

“当时六块钱一张火车票，还能买得起，”许田表示，“我们出去英语都很差，讲不清东西，但我非常幸运，当我敲开日后成为我导师的Spyros Artavanis-Tsakonas实验室门后，我跟他讲中国食物，这个发音中美差不多（很多中国菜，中美叫法雷同），如宫保鸡丁什么的。我大概讲了不到10分钟，他说，‘你能烧中国菜，就能做生物学实验’。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他给了我耶鲁的奖学金，后来我就去耶鲁读博。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成为耶鲁的教授。”

许田的教育梦

许田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在他内心中，也有一个教育的梦想。这些年来，他也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自己的教育梦。在耶鲁医学院，他原本可以不用上课，但他主动开课，二十多年来其在耶鲁教授的遗传学课程，是这所大学最热门课程之一。从1996年起，他每年也在复旦等国内大学和院所讲学，如今他的学生遍布北美和中国。

在许田培养的学生中，已有19位在全球不同高校获得教职。昆士兰大学病理和分子医学学院杨小龙教授回忆道，“我从许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富有创造性的思考和对科学的热情，感染着我立志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Christopher Potter教授也曾是许田的学生，他表示，“许田是我见过最聪明和富有远见的人，他对很多事的预见，如同一位深谋远虑的棋手，料事如神。”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头颈外科系系主任Maie St John 教授是许田实验室最佳医学和哲学博士论文获得者，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创新头脑，我非常自豪是他的学生。”

为何选择西湖大学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许田表示，“中国是经济大国，接下来经济要转型，再上一个台阶就需要教育支持，要为人类文明作新贡献，引领世界潮流，需要一流的教育。相比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教育明显落后，民办高等教育是一种积极的尝试。教育如果要强，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尝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如同现在中国的经济一样，有国营企业，也有私有企业，还有个体户，多种形式互补，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大环境。”

西湖大学将来能否成为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许田对此颇有信心，他向《知识分子》表示，“以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现在是四处吸引人才培育创新，这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中央、浙江省、杭州市大力支持。除了政府支持，企业家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捐赠了25亿人民币，我很感动，因为这是第一代企业家，一元一元辛辛苦苦创业而来。此外，中华民族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它在我们文化里、基因中，我们还有这么多好学、聪明的年轻人。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到百姓一起渴望和推动一流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发展起来了，有能力办一流的教育——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否需要一流的民办高等教育

中国的民办教育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有辉煌的历史。有学者表示，中国私立教育古已有之，并曾十分兴旺，直到近代，也仍能跟上世界潮流，公私教育并行发展，蔚为可观。“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著名学者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然而直到现代，中国一流民办高等学府几乎销声匿迹。而普通的民办高等教育随着经济发展，应声而起。对大多国人来说，它们也并不陌生，只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专科、职校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是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一种误解。在国外，高等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各树一帜，相互补充，形成一个良好的格局。

反观西方，大学的发展已有数百年历史，有的时间则更长，但为何直至近现代，私立大学才迅速发展起来？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例，19世纪末期，美国公立大学发展已经比较完善，专业划分清晰，大学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但对于那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传统的公立大学教育弊端也显露无疑，知识与社会脱节，短时间内难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随着工业大发展，当时美国钢铁、橡胶、化工、制糖、电力以及药物工业等领域，急需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人才的需求也不仅停留在知识储备上，还需很强的动手创新能力。依靠这波工业浪潮发展起来的巨商富贾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兴起了一股办学之风，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早先已有的私立大学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大发展。

1945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发明人和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向小罗斯福总统递交了著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科学研究，通过竞争给大学和公司提供经费，而非建立国家研究机构。这种政府大力投入，不分公立私立，通过公平竞争来支持科学研究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科研模式，奠定了美国战后成为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领袖的地位。这使国家资助成为私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让经费和高效灵活多样化的管理相结合，让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使得美国的私立大学成为全球科研成果和创新人才的主要产出地。

而经过4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跃升为全球第二，也迎来了教育变革的历史转折期，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创新型的人才需求，中国社会从未如此强烈。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传递知识培养了大量技能型人才，但创新能力和思维的培养与欧美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海外留学生有增无减，中国的企业也满世界找创新成果。所以除了现有高校的改革，还需要通过办新大学摸索创新教育。”许田告诉《知识分子》。

“西湖大学是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办的大学，国家的地、政府的政策和启动资金，社会的捐赠、还有老百姓的信任、学费和孩子。这所学校通过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与传统的私立大学不同，也许应该称为新型民办大学。”许田强调说。这与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历史背景非常类似，“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支持更一致，在未来可期的时间里，它必然会从当下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应大力推动创新教育

许田表示，知识的获取不一定要在大学里面，很多东西网络上比老师的回答还权威、全面。但创新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能力的培养需要“教育”，需要老师跟学生，学生跟学生，老师跟老师，人与人之间的言传身教、思辨、相互启发来完成，需要在前沿科学实验和探索中培养，也就是说需要在一个有一流老师和学生、鼓励探索氛围的地方进行培养。

事实上，创新教育对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不言而喻。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科研的大量投入，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论文发表数量第二的国家，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把钱变成纸”的过程，但突破和革命性的科技成果还不多，另外要把研究成果变成产品，“从纸再变成钱”，变成能够直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产品，还需要努力，“现在中国以举国之力大力推动科技创新，这是创新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契机。”许田谈道。

但要把西湖大学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民办高等学府，也绝非易事，前路漫漫。“我希望社会、民众以及政府能够给予西湖大学以理解和支持。”许田表示，“未来的中国不但需要公立大学，也需要新型民办大学，一批一流的民办大学。因为创新、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需要多种形式，一个多种办学形式良好竞争的大环境能够促进中国的创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