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懂宇宙

16年来，特林布尔认准23本学术刊物，将每一期的每一篇天文学论文都读了下来。如今，她的综述论文已经成为经典文献的一部分。

1965年，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甚是忙碌——忙着拿诺贝尔奖，忙着学画画。那段充实的日子里，有一天，天体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弗吉尼亚·特林布尔（Virginia Trimble）穿过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被他瞧见了。他心想，这女孩真适合做模特。

没多久，特林布尔就当起了费曼的绘画模特，每月两次，每次换取5.5美元的酬劳，以及与费曼畅谈物理学的机会。当时，她正在研究一个星云，费曼则会分享一些逸闻趣事。在他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这些事都有涉及，小至他如何演奏邦哥鼓，大至他在“曼哈顿计划”中的工作（美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这还是六十年代加州校园中的光景，时至今日，职场与学术圈内，女性的待遇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特林布尔上学那会儿，加州理工的女学生寥寥无几，天文学领域的女性更是屈指可数。但她在加州理工的经历并不仅限于业余时间给人当模特，早年的学习与研究开启了之后五十年的职业生涯，她也由此成了学富五车的天文学家。

第一次拜读特林布尔的著作时，我还是一名天体物理学的本科生。在专题讨论会的头一天，教授发给我们厚厚一沓纸，共101页，分13个章节。他一边翻页，一边告诉我们，特林布尔遍览各大科学期刊，将当年的宇宙学进展汇编成了这样一部著作。

那不是简单的综述论文，不只是列述木星大气研究、小行星猎寻、大质量恒星的形成等等，而是将当年天文学的重点进展一网打尽，广博而又详尽，非同一般。最特别的是，其中竟然还穿插着各种笑话。

现如今，新技术可以为科学家汇总海量的论文数据。但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天文学家们所幸已经有了特林布尔，她会每年编写这类综观全局的文章。这16年来，她不断地整理盘点、补充背景、加以点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很少利用那些高精尖的望远镜去开展长期研究，也很少去申请竞争激烈的科研经费，在大学管理者看来，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研究人员罢了。她拒绝狭隘的研究视野，发表文章多达850篇，大部分都是独立撰写，既研究宇宙本身，也探讨天文学研究的本质。

“就是提出问题，偶尔能找到答案。”她说。这就是特林布尔的日常。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她都特立独行，在已然凤毛麟角的女天文学家群体中，继续走出不一样的道路。

上世纪60年代，特林布尔刚入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想学考古学。但当时，该校的考古学专业只向研究生开放。在以字母 “A”打头的那一栏专业中，还有一门是“天文学”（译注：考古学和天文学的英语分别为archaeology和astronomy）。她从父亲那儿得知，这是她从小就感兴趣的领域。

于是，她作为该校“天才项目”的学员，报了天文学专业。她的确有着过人的天赋。1962年，《生活》杂志围绕加州教育体系作了一个专题报道，其中一篇文章就是特林布尔的特写，题为《漂亮脸蛋背后，是180的智商》。言下之意，漂亮女孩能有聪明的脑袋，奇哉怪哉。但在文中，特林布尔明确指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特林布尔的父亲说的没错，她的确被神秘的宇宙深深吸引了。研究生毕业后，特林布尔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事后，我翻看他们的名录才发现，只有杰出的女性才会被破格录取。”她说，“而‘杰出’的意思一般是‘嫁给了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的男生’。”

在加州理工，特林布尔开始研究蟹状星云——一场超新星爆发向外喷射的灰尘、气体和等离子体，其光线于1054年抵达地球。

为了这个项目，她申请去帕洛马山天文台，那是加州圣地亚哥东部一座传奇性的天文观测台。她是史上第三个使用该望远镜的女性，也是第二个被授权单独使用该望远镜的女性（第一人是暗物质领域的开拓者维拉·鲁宾[Vera Rubin]）。

千年之后，蟹状星云的残骸仍未燃尽。它们产生了各种波长的明亮辐射。如今，科学家已知，其中心是一颗脉冲星——大质量恒星的残骸，密度如原子核，大小如一座城市，每秒钟旋转30圈——为其提供着能量。但在特林布尔着手研究时，脉冲星还是较新的发现，也没人知道蟹状星云中就藏着这样一个。

“是什么让它亮到今日，这是当时的一个谜团。”她说。

读博期间，她的研究课题是观测该星云丝状结构的运动，她的其中一个发现是，自该超新星爆炸以来，气体从中心飞出的速度反而加快了，而且，它距地球大约6500光年。能有这样的发现，特林布尔自然高兴，但为此花的功夫——无数照相底片，雷同而乏味的观察——似乎与“好玩”二字毫不沾边。

闲暇时间，她也唱歌、跳舞，为生活增添乐趣，但围绕望远镜展开的工作呢？——跑到山顶上去，操作大型仪器，用自己的双手，收集有关宇宙的数据，这部分有趣吗？

“不——”她说。“那里很冷。我最讨厌冷了。”

很快，特林布尔就意识到，这一辈子，她都不想再观测蟹状星云，或是任何超新星残骸了，最好连观测都全免了。相比起团队研究，她更喜欢独自作战。当时的她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终身天文学家，也不想因此交还一大笔研究经费。于是，她另辟蹊径，开始发表论文，以全局性的视野，综观整个天文学领域。

同任何科学家一样，她喜欢思考。人们邀请她在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她就会想：科学是怎么产生的，由谁产生的，以及为何如此。“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得说点没人会说的东西。”她说。

于是，她不去总结大会主题之类，而是分析起了全局性的问题：

这个亚领域是如何兴起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担心起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
本次会议遗漏了谁的研究？

她想知道，就职业发展而言，去好一点的研究生院，会不会更加值得（会的）。她想知道，哪台天文望远镜催生的论文最多，结果发现，大量论文都源自那些并不出名的仪器设备。她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讨论过程引导我们达成了科学共识，对此，她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追踪了不同科学辩论的进展，涉及的主题包括木星大红斑的本质，以及暗物质存在，等等。

还有一次，她故意发表了一篇有争议性的论文，宣称一个疑似黑洞——首个真正的黑洞候选体——附近的蓝色恒星比人们想象中要小。若真是如此，这将意味着，那个黑洞也比人们想象中小，而且，小得都不足以成为黑洞。随后，立刻有两群人站了出来，试图证伪她的说法。

“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这是错的。”她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人们去观测。”

特林布尔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似乎都在要求天文学家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是多了解一下自己在大环境中的位置，而不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是独立的，孤立于文化大背景。比如最近，她就在撰写一个系列的文章，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影响广义相对论的发展的。同时，她也在为另一本书撰写其中一个章节，这本书讲的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人。

“好玩吗？”我问。

“当然。”她说，“不然我就不会去做了。”

如果说，特林布尔提出的问题是其他天文学家不曾想到，或者至少是不曾探究过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她知道的比他们多得多。从1991年开始，她认准23本学术期刊，将每一期的每一篇论文都读了下来。

“我很快就能判断，日后我会不会用到这篇文章。”她说。

如果会，她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句话。要写论文了，她就会翻开笔记本，略作删减，将这些条目组织成题，最后结果就相当于当年的历史记录，这一年里人类所积累的宇宙知识。

对此，她最喜欢的一点是：“我可以说一些段子。”。就比如2005年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每个星系中央都是一个黑洞，为什么人们经常还要去谈论它？说起来，人类的私处大抵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们与黑洞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处在中心位置，而且周围必有掩盖它的物质。”

但在2007年前后，学术刊物对这些综述论文的兴趣开始减弱，也是在同一时期，印刷与纸质期刊也逐渐过时。

“我没法在网上看6000篇论文。”她说。长时间盯着屏幕太累了。“我眼前开始出现锯齿状的闪电纹。”

如今，能够掌握世界上所有天文学家动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年轻一点的科学家很难接特林布尔的班。事实上，学术科学并不太推崇“博大”。这是一个“不发表则陨灭”的世界，大型合作俯拾即是，但在当前的知识创造体制下，仍然有大部分人躲在自己的狭小领域内闭门造车。

尽管如此，特林布尔的贡献似乎还是得到了整个天文学界的认可。特林布尔分别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美国天文学会的副主席，还被后者授予“乔治·范·比斯布鲁克奖”，表彰其“长期以来对天文学伟大而无私的奉献。”美国物理学教师协会则授予了她“克洛普斯特格纪念讲座奖”，表彰其“将当代物理学的精彩传递给普通大众的杰出贡献。”

不过，最恰如其分的肯定，也许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最近用她的名字，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9271特林布尔”。现在，这块太空岩石正在其他小行星的行列之中，独自前行着。

在就本文电话采访特林布尔时，她问我，那份40页的扫描文件可曾收到。那是她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在其中，她讲述了给费曼当模特的时光。费曼不喜欢一言不发，所以他会和人聊天，有时也会倾听，特林布尔写道。

“我听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它们后来都被《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收录了，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是书里没有的。”她说。（这是费曼最著名的一本书。）

回忆录只有几十页，只写到早年生涯，显然没有完成。“写着写着就无聊了。”她说。毕竟，只做一件事，这从来不是特林布尔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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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丨雁行

校对丨其奇

来源丨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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