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读书者说”想写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乡土中国》。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甘南藏族自治州，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所见所闻在如今的东部地区怕是很难得有了。
回来以后，无意中翻见费老1985年撰写的《甘南篇》，发现我的很多见闻与费老的描述相互对应了起来，而且我的一些疑惑在费老所补充的背景知识中得到了解答。

惊喜之余，我也忍不住感慨，30多年过去，当地或许并没有发生太多根本性的变化。这段短暂而极其有限的经历让我对于像“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这般的论断有了新认识，对于中国农村的市场潜力和发展难题有了一些新体会，于是想到了《乡土中国》。
如今暑假到来，也许会有学生朋友回到乡间、小镇住上一阵，也许会勾起另一些读者年少时在乡下度过盛夏的有趣回忆，我想费老的著作也许能为他们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方法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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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他1936年抵英，师从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国际人类学界最高学术荣誉奖——赫胥黎奖，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费孝通
关于费老的生平，另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其一，与鲁迅先生相似，费老也有“弃医从文”的经历。
早在少年时期，费老的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就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发表了，此后他投稿不断，开卷第一篇也曾登过他的稿子。但1928年中学毕业时，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医预科。
因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为了将来有一个于人有助、于社会有益的职业，他选择了学医，以使日后有本领悬壶济世。
在两年的医预科的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意识到，来自社会的病痛，比来自个人的病痛更需要有人关心和医治。1929年，一个校医在口角中动手打了一个同学，学校当局袒护校医，学生愤极而罢课。后来，校方要开除学生会的闹事者，费孝通也名列其中。后考虑到费孝通专业成绩优异，一向为教师所称许，而免遭开除，只是被令转学……
转到燕京大学后，费孝通在择业上的想法进一步产生了变化…他说：‘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最初，费孝通曾想选心理学，但在入校后的第一周里拜访各系系主任的过程中，最后选定并注册为社会学系的学生。从此，他跟现代中国第一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学习了三年之久。
——节选自余玮《费孝通：亦政亦学总关情》
其二，是关于他的婚姻历程。
费老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也是吴文藻的学生，两人在求知治学上有共同的追求。学生时代，费老曾以“穿梭往来、红门立雪”形容两人的恋爱经历。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
回想和王同惠在校园的相恋时光，费孝通曾说：
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
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
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顺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1935年8月，两人在燕京校园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共赴广西瑶山进行实地调查。12月16日，在由象县古陈村至平南县罗运乡间的山道上，向导失引，费孝通与王同惠迷了路，进入一片竹林。
林中阴黑，他俩摸索着走进一片竹篱，看见一个小门，以为已至近村。费孝通先一步前探，不料竟入了瑶民设下的虎阱。一踏机关，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砸在下。
惊乱之间，王同惠奋不顾身，把木石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是腰足俱伤，不能起立。王同惠再三安慰丈夫，赶紧出林呼援，却不料竟一去不返。费孝通独自在荒林寒夜度过一夜，至次日破晓，忍痛向外爬行，如此一日，直至薄暮时分，才遇见瑶民，便急请瑶民出寻爱妻。直到第七天，终于在罗运境内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费孝通在大瑶山的题词：“青春作伴，瑶汉情深”
此时，二人结婚才108天。费孝通后来在给老师吴文藻的信中写道，要“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以尽未了之责。”
伤情好转后，他开始整理他与王同惠一起在瑶山调查中搜集的资料，在王同惠调查笔记的基础上，整理完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
全书只有六七万字。吴文藻评价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如此完整和精练，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
王同惠葬在梧州。1988年12月，费老再次见到同惠碑时赋诗一首，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他说，自己老骥伏枥，而曾经有过的生死爱情，又使他灵魂升华，始终本着“荣辱任来去”宗旨做人。
联想到他在反“右”、“文革”、民院五七干校的经历，大约能想到“荣辱任来去”背后的辛酸。
1994年12月，费老相濡以沫55年的第二任妻子孟吟病逝。
费孝通与孟吟
一个月后，费老写下古体诗《悼亡》：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费老的文笔可见一斑了。
2
费老一生的学术成就中，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江村经济》，另一本就是《乡土中国》，二者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江村经济》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老则将之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另一方面，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老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
在书的前言，费老曾说明他的写作目的：“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对于《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最欣赏的正是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
3
《乡土中国》（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辑录的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费老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
这本书于1947年出版，1984年重刊。费老在《重刊序言》中写：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费老以这本小书来“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他在《重刊序言》中做的三点说明有助于读者理解他的观点：
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4
费老的14篇文章是层层推进的，从乡人与土地（即人与空间）的关联谈起，延伸到由此生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等等。
书中最重要、也是最负盛名的概念之一，是差序格局（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其实讨论的是有关“公”与“私”的观念。
他将西方社会结构的格局比作捆柴：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Western societies are somewhat like the way we collect rice straw to use to cook our food. After harvest, the rice straw is bound into small bundles; several bundles are bound into larger bundles; and these are then stacked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be carried on shoulder poles.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很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Each piece of straw belongs in a small bundle, which in turn belongs in a larger bundle, which in turn makes up a stack. The separate straws, the separate bundles, and finally the separate stacks all fit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whole haystack. In this way, the separately bound bundles can be stacked in an orderly way. In Western society, these separate units are organizations.
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By making an analogy between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haystacks, I want to indicate that in Western society individuals form organizations. Each organization has its own boundaries, which clearly define those people who are members and those who are not. That much is always clear. The people in an organization form a group,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organization is usually the same.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group members or distinctions among rank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se would have been agreed upon earlier as part of the rules of the organization.
费老把西方社会的这种格局称为“团体格局”（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人概念里的“家”可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概念了，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人，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亲戚，甚至可以包罗任何想要拉入自己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这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It is like the circles that appear on the surface of a lake when a rock is thrown into it. Everyone stands at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s produced by his or her own social influence. Everyone’s circles are interrelated. One touches different circle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possess a self-centered quality. Like the ripples formed from a stone thrown into a lake, each spreading out from the center becomes more dista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insignificant.
在这种格局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的中心（即“己”）都不同，推出去的波纹也各不相同。
费老举了《红楼梦》中贾家的例子。极盛之时，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还能住下宝琴、岫烟，等等；而至没落时，树倒猢狲散，缩成了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These highly elastic social circles, which can be expanded or contracted according to a change in the power of the center, cause the Chinese to b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human relationships.
“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Westerners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but in our society people seek connections in higher places and do things for the sake of friendship.
差序即是“伦”，儒家所讲的“推己及人”，也就是顺着这个同心圆的伦常向外推，因而所谓的“本”就是在克己、修身了。这种“自我主义”的群己界限是相对的、道德范围依着需要也是能够推广或者缩小的。在费老看来：
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Our social morality makes sense only in terms of these personal connections.
5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礼治秩序（a rule of ritual）。
电影《红高粱》剧照
显然，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但另一方面，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由传统来维持，而人们是主动服膺于礼的。因为：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人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Tradition is accumulated social experience…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rn. Therefore, those results that work successfully for one generation can be taugh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kind of accumulation over many generations produces a set of methods that help people in their lives.
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
Therefore, when people are born, they are born into a world in which other people have already worked out way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that they will likely encounter themselves.”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
Culture itself is tradition...We do not have to b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most basic things in life food, clothes,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because, thanks to our ancestors, we have ready-made rules to follow.
而这套不需要推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只需要按照规定的方法照做、并且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仪式”了。
这一整套关乎礼的传统，是由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的秩序，它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而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6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的论述开宗明义：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Chinese society is fundamentally rural.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Indeed, those who must depend on farming seem to be stuck in the soil.
这种安土重迁的传统生发出社会流动微弱、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孤立和隔膜的聚居社区（村落）、以及熟人社会的特征。
电影《活着》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对于周遭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他们的认识是个别的、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
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
They only need to know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s and end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activities.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乡下人不识字、抑或只知自己名字怎么写，不能代表乡下人就是“愚”了——这是环境所造就的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与城里人捉蚱蜢捉不过乡下人是出于一个道理。
费老认为，文字的发生是因为空间和时间使得人与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而熟人社会大量依靠面对面的交流，文字并不是人们传情表意的必要工具。因此“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想见，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安土重迁的传统以及相应的社会特征，因而保留了变迁很慢的乡土社会特色。
7
有了以上的铺垫和线索，我们似乎可以尝试思考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如今的中国乡村还是费老所指称的“乡土社会”吗？换句话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依然成立吗？如果依然成立，我们所说的“乡土性”，与费老所指的“乡土性”，是否一致？
这个问题很宏大，寻求答案已经不是重点，也许思考本身、以及如何思考这个问题才是。
人口的加速流动，比如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空心村”的出现、部分大学生返乡就业；通讯、网络、物流（电子商务）逐渐渗透到偏远山区，将乡村、小城镇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同一的移动社交网络之中，这些对乡村本身、以及城乡关系带去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许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混合的状态，令人难以辨清。一些乡村、小镇，越来越多地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然而那些更内核的东西，比如民风民俗、人们的观念、交往方式、社会结构，似乎还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另一些村镇，表面上看经济面貌、社会关系并无太大变化，然而从人们的衣着、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上，又明明看得见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
有很多非虚构、民族志、新闻作品在试图以个例描绘这其中发生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时不时地去到一个地方短暂停留、感受。但同时，费老的作品描写了动态变迁中的乡土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皆是有迹可循，点与面都有涉及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的思路和方法。时不时地重读他的作品，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编辑：李雪晴
参考资料：
《乡土中国》（汉英对照版），费孝通 著；[美]韩格里，王政译
余玮《费孝通：亦政亦学总关情》
徐平《费孝通：从实求和 志在富民》，原载《光明日报》
吴晓波《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怀念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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