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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俄国著名诗人、小说家，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
在中国，普希金不仅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而且也称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诗人，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论者认为，“说他的创作已经融入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一点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章重点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意见。
考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这位皮肤黝黑的俄罗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在这些诗人中，有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曾经向普希金进行过悉心的学习，有的则在诗歌精神、观念和风格上受到过启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标示诗歌时代转折的大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岛、舒婷等。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普希金这个名字便与俄罗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也就会极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普希金

诚然，普希金的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史，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绝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普希金的出现，不仅使纯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得到了确立，而且使俄罗斯语言也获得了标准，如果说此前的罗蒙诺索夫在理论上为俄语阐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可以说，普希金的文学实践使这一理论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和完善，他“一个人完成了两项在其他国家需要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才能做到的工作”。正如别林斯基在《一八四0年的俄国文学》中所称：“正是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他认为，由于普希金的出现，使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发生了一个跳跃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或许正是上述原因，普希金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等美誉，而他生活的年代也被后世看作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
别林斯基，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
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无论是生前身后，普希金一直是他的同胞们的骄傲。外国访问者或游客来到俄罗斯，在与当地人士接触时，只要一谈到普希金，马上就能赢得普遍的尊敬，话题就会随即打开。各类书店的售货员，只要一见到异乡来客，十有八九都会向他（她）推荐民族诗人普希金。据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到俄罗斯访学，在大街上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护照遭到了警察的盘问。而在盘问的过程中，当这位学者告诉警察，他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并当场向后者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歌。这一举动不仅解除了这名警察的敌意，而且还使他们交上了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成了这位学者在俄罗斯自由通行的护照。
如今，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二十一世纪，那么，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十九世纪的普希金来感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普希金妻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对美的敏感。这里也可分出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普希金对艺术形式的探究。文学的发展并不按照进化论的原则，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有着繁复多样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丰富的内容大多被置放在一个个美丽的形式中，朴素鲜活的语言、和谐的韵律、悦耳的节奏、生动的比喻、深刻的象征，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庸常的现实以浪漫主义的光芒。其二，他艺术地看待生活的态度。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还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异性的拒绝，诗人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双充满发现的眼睛，因此总是能够激发无尽的想象力，满怀欣喜地去摄取其中的养料，甚至能够在否定的现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后，运用自己发达的理性去梳理它们，乃至最终选择个性化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受。
其次则是他知识分子的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的审美使命的同时，从来不曾忘却自己的道德使命，他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诗人崇尚公平、正义等理念，并且把它们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对沙皇暴政。他在坚持这些理念时，感到了自信和力量，为此，诗人对普通俄罗斯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创作和经历告诉我们，在缺乏诗意的社会中，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
《致凯恩》节选
普希金
汪剑钊译
我的灵魂被突然惊醒：
再一次出现了你，
仿佛倏忽即逝的幻境，
仿佛那纯美的精灵。
心儿在陶醉中跳荡，
一切又为它再度苏醒，
呵，神明！呵，灵感！
呵，生命、眼泪和爱情！
再次则跟人本身有关。阅读普希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诗人创作中始终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理想，它们最大程度地凸现了诗人博大的爱心，体现了他对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视。众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爱情，这两个动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诗歌辞典里，称得上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诗都是献给那些激发过自己灵感的异性的，其中有着对温柔的渴望、对青春的赞美、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绝望的咀嚼、对爱的欢乐与忧伤的流露、情欲与精神的冲突，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如此丰富的篇章，却绝少有雷同的表现。这一切，由于诗人天性的纯洁而感人至深。不过，看待普希金笔下的“爱情”，我们不能停止于偏狭的理解，正如稍后于他的莱蒙托夫所说，那是一种“奇异的爱”，它常常包括友谊和同情的成分，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也因此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果戈理，19世纪俄国批判主义作家
代表作有《死魂灵》《钦差大臣》等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诗人只活了短短的38岁，但他毕生都在肯定生命的价值，抗击生存虚无主义的侵扰。1936年年末，他在《哦，不，我并不厌倦生活》这首据称是最后的诗篇中还说道，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为了“想象中亲切的幻梦”，为了温存的感受，为了所有的情感，应该热爱生活、渴望生活。尽管诗人不断遭受到命运的打击，他在创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死亡、痛苦、孤独、绝望、悲伤等主题；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内化为新的力量，在诗意的层面上加以提升，从负面的现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为“明亮的忧伤”“痛楚的甜蜜”“绝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当代人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它们体现了一个古典诗人超前的现代意识。
1834年，果戈理曾经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俄国人，两百年才能出一个。但是，两百年已经过去，俄国似乎也还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诞生，它再次说明了这位俄罗斯诗人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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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吴云         本期编辑：周梦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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