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随感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人类正常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人的惰性和贪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只要有人性，就会有泡沫。只要有泡沫，就会有危机。市场机制的优点，并不在于人变聪明，决策更英明，而在于其良好的纠错机制。经济危机，是市场再平衡的一部分。

正如疾病是正常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疾病的危害，但不能彻底避免疾病。当一个人不会生病的时候，那就是死了。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试图消灭危机。现代的经济学越来越趋向于数学工具来创建理想的发展模型，包括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企图消灭人性，建立一个有无数动态变量的模型，最终都是空想。

　　经济危机越早破灭，社会代价越小。试图拖延危机，或消灭危机，都是在制造更大的经济危机。

案例一

　　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教科书里大多是资本家太贪婪，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导致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最后危机大爆发。1933年罗斯福新政，大搞货币扩张和基建项目、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会组织和社保体系。当代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伯克南和弗里德曼，也把大萧条的主因归结于长期的自由市场和美联储的收缩政策，鼓吹深度管制。但可惜的是，罗斯福使出了浑身解数搞新政，并没有能够结束大萧条。1937年经济危机再次在美国爆发，并再次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1937年5月到1938年6月，美国工业产出下滑了30%，经济严重衰退。看最关键的失业率，1931年为16.3%，1938年为16.5%，1939年为17.2%，反而是不断走高。

　　最终靠什么结束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军需，更重要的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资金都流进美国。可惜，原本人类不需要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在我看来，诱发1929年大萧条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核心因素。当时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和收益远远超越了实体经济，有研究数据称其收益的差距是三倍多。大萧条前的美国，不管富人穷人，都涌入虚拟经济。与其投资实业，不如投资股票。与其工作，不如炒股。

超额利润源于垄断，垄断通常以监管的名义实施。正是对股票市场的严格管制，才导致了股票投资收益的虚高。放开企业股票市场，充分竞争之下，股票的收益自然会趋于正常。对于上述危机，只要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所需，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过几年经济就会自然恢复。

　　如果管制能够创造公平和美好，那也不会有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的悲剧。现实的政治难题是，人们在突如其来的困境中，更期盼着一种希望，即使这希望包含着毒丸，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大经济危机来临，那些善于画大饼、煽动仇恨的野心家就会上台，德国纳粹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如此。

案例二

　　欧洲花园的二次公投，值得人们思考。瑞士人在2014年5月公投否决最低工资法案，2016年6月公投中否决无条件“全民发薪”法案，都是高票否决，这和罗斯福当年的新政完全相反。以最低工资法案为例，支持者们认为，瑞士物价奇高，最低工资标准若是低了，低收入群体怎么谋生？但并非低收入者都支持这个法案，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设定最低工资看上去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实际强制提升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只能削减工作岗位，最终却是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瑞士人抛弃了美好而简单的想象，选择了认真而努力的生活，不得不称赞瑞士人的理性和成熟。

瑞士是地球上最棒的国家

三架马车

　　三架马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只有消费才是正常的可持续的经济行为。

　　鼓励出口，其实是全社会对外贸行业、外国人的补贴，受益者是出口相关行业，受损者是整个社会。对出口的补贴力度越大，将来经济失衡的问题会越严重。

　　基建投资，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以适用够用为目标，而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本身。如果修铁路公路、盖大楼就能够发展经济，那世界倒简单了，也不需要什么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了。

　　以持续的大规模基建投资来发展经济，不过是以长期负债的形式实现了经济数据的表面增长。这不仅使得某些行业畸形增长、经济结构扭曲，而且会导致大量的财政赤字，形成通货膨胀。

目前为止，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没有超越现有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经济增长，不止是数量，最重要的是质量。没有质量的单纯数字式增长，早晚会露出原形。

高房价

　　基于垄断基础上的行业，可以看作是税收。而税收，本质上是社会的财富转移机制。

　　房屋的建设成本是固定的，基于土地垄断的高房价，其实是一种超高的税收。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管理者为什么要不惜代价拆除那些集体“自建房”。无论会损耗多少社会财富，无论房子质量的好坏，它们都必须被拆除，这是为了确保整体的税收水平。

　　高房价以隐蔽的手段进行着财富转移。一方面房地产行业成为造富机器；另一方面，抬高了全社会的成本，形成了对其它行业的抽血效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高房价对人们心理的压抑，认真工作一辈子不如买套房子，房子已经成为某种宗教式的存在。

案例一

　　新加坡和香港的高房价，可以作对比。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对土地严格管制，但是其管理者把住房看作了民生的基本要求，以公屋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安居需求，以少量的市场化解决了高端消费的需求。而香港则不同，一方面对土地严格管制，一方面却放任房地产市场化，导致了房价畸高，香港人的住房痛苦指数世界领先。但香港毕竟还有一个优势，其高效率的文官制度，提供了除住房以外的其它福利，比如医疗和教育。我曾遇到一位开出租车的香港司机，自豪地说起他的二个子女，看病免费上学免费，最后都考上了香港大学。

　　这二个地区都是城市型，其模式并不适用于大国。

案例二

　　日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房地泡沫也是非常严重。到了1990年日本主动消除泡沫，经济其实一直保持健康发展。即使近三十年GDP数字增长不亮眼，但日本的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在各个行业都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特别提一下，在日本国内，从来没有过“失去的二十年”一说。如果真的有失去的衰退的二十年，那日本现在该有多惨？正好相反，日本人从地产经济狂热中脱身认真做实业，人家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

拉动内需

　　内需不足，不是消费者不愿化钱，而是因为消费者没有钱。

　　内需为什么不足，或者说消费者为什么没有钱？因为民众获得的收益，相当部分通过高房价、强制社保和其它垄断性的支出，回流到了政府手中，这可以通过比较每年税费、GDP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率获得实证。

　　有专家提议要国人向欧美国家学习，外国人都不储蓄，挣多少化多少。这不是废话嘛，人家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啥都要靠自己，孩子要上学、自己要看病、老人要养老，怎么敢化钱？

　　所以，拉动内需，是个伪命题。老百姓的消费，化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是基于理性的结果。所有拉动内需的政策，对整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徒劳的。但政策的制定部门与实施过程，少部分行业与人群受益，但这个受益是以损害全社会为代价的。

　　经济学把花钱办事分为四种。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务实；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拉动内需，这就是典型的化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现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但已经远离了凯恩斯的本意。

　　凯恩斯是衣食无忧的中上阶层，他看到了经济危机中社会剧烈变革的惨重代价，希望提供一种能够减轻社会动荡、相对温和的发展方案。凯恩斯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小政府社会，其悖论在于：一方面他想在保持大市场小政府的前提下消除经济周期波动的危害，一方面方案的实施过程却是在向弱市场强政府的方向狂奔。

　　凯恩斯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凯恩斯主义者，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种种变形理论。他们既不相信人类理性的局限，也不认同市场的纠错机制，而宁愿相信自己和决策者的理性。最后，他们以哈耶克描述的《致命的自负》，成为波普尔所描述的《开放社会的敌人》。

　　凯恩斯，远比人们想象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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