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七七事变“前后的五张面孔

.今天是2017年7月7日

这是馒头说第159篇文章

谨以此文，献给“七七事变”爆发八十周年

【今日主打】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7月6日，大雨。

何基沣的双眉皱在了一起。

副官刚刚又来报告了一次：宛平城外，那队冒雨站在城门口的日本官兵，已经站了一整天了。

何基沣知道这帮日本人想干什么。

1936年，中国的华北，早已毫无国家主权可言。

《何梅协定》的签订，导致当时的华北存在三股势力：宋哲元二十九军成立的“冀察政府”，汉奸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有就是潜在实力最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经过多年经营，日本的驻屯军已经渗入到了华北经贸、政治、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其实已经是华北地区的统治者了。

而对于华北乃至中国的重镇北平，日军早就垂涎欲滴了。

事实上，经过不断蚕食，当时北平的东、北、南三面均已被日军和伪军所控制，唯一留下西南面的宛平城还控制在二十九军的手中——一旦宛平失守，北平将被完全切割包围。

卢沟桥的地理位置

日军侦察机拍摄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从照片中可看出，宛平城和卢沟桥，是北平当时对外的唯一出入口，一旦被切割，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作为宋哲元手下最信得过的人之一，何基沣旅长带着他的第100旅被派驻到了敏感的宛平城。

谁都看得清宛平城的重要性。针对日军频频要求穿过宛平城去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的要求，自1937年6月下旬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明令禁止。

我管不了你演习，但我可以禁止你通过宛平城。

于是，7月6日宛平城外的这一幕就上演了：日军就站在宛平城外，坚决要求打开城门，中国士兵荷枪实弹站在城门口，坚决不开门。

两队士兵就在滂沱的大雨中怒视对方，站了一整天。

何基沣知道，尽管下着大雨，但双方之间的火药味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一颗火星，就能引起一场大爆炸。

对于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而言，他们是不想和日本人闹翻的。

这支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而立下赫赫威名的军队，在进入华北之后，却有了割据之心——“西北军”历史上从来没占据过中国那么重要的地理位置，宋哲元不想让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任何一方面涉足此地。

宋哲元在“长城抗战”期间的题字。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也停留在了那里。

为此，就在一个月前，宋哲元亲自做东，在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的军官。

这本是一场“示好”的宴请，结果却演变成了险些擦枪走火的“团战”：

中日两军的军官们，一共坐满了十大桌。酒才过两巡，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了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何基沣马上也跳上了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唱了一段中国的京剧；

然后，日本军官忽然又开始跳起了日本的舞蹈，两名中国军官立刻上前舞拳；

日本人随后提出比字，当天被宋哲元邀来作陪的还有昔日北洋军阀老帅吴佩孚，吴佩孚的一手好字让人日本人无话可说；

最后，日本军官忽然把宋哲元和副军长秦德纯举了起来，抛向空中，中国的军官立刻一拥上前，把河边正三这位日本旅团司令也给举了起来，而且抛得更高……

谁都知道，在这样的氛围下，“擦枪走火”是早晚的事情。何基沣知道日本人对宛平城图谋已久，绝不会善罢甘休——比如7月6号站在城门口的这群日本兵，究竟什么时候肯走？

但是，第二天，手下忽然来报：日本兵又来了！但这次没有站在城门口，而是绕过城门，直接去了卢沟桥以北。

何基沣微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放心：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

何基沣。1939年1月，何基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等职位，1980年病逝。

1937年7月7日，晚上10点30分。

志村菊次郎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肚子忽然痛了起来。

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兵，属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是清水节郎。这一天晚上7点半，第八中队奉命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绕过宛平城的那支部队，就是第八中队。

就在演习进行到10点多的时候，志村菊次郎感觉自己肚子痛，于是，就找了一个地方去解手。等解完手，因为天色太黑，路又不熟，他走了一条相反的方向，找不到队伍了。

费了一番周折之后，志村菊次郎赶上了队伍，向自己的长官报到——他忽然发现，从长官到士兵看自己的眼神不太一样。

此时的志村菊次郎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解手，改变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命运。

志村菊次郎因为这次解手，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

就在志村菊次郎“失踪”的这段时间里，经过层层上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立刻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要求他向中国提出交涉，进宛平城搜索。

于是，松井久太郎立刻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同时也是北平市市长秦德纯：

我们在演习中，有军队从后方射来了几发实弹，我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所为。现在，我们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了！我们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秦德纯当即回绝。

此时，宛平城外，日本军队也已抵达了城门下，要求进城搜索失踪的士兵。

守城的中国军队也当即拒绝。

松井久太郎又打电话给秦德纯：如果还不打开城门，我们将强行进城！

秦德纯表示：天亮后，我们的警察会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有你们的士兵，马上送还！

志村菊次郎此时此刻可能会感到无比的“温暖”：自己只不过是因为解手迷路了，现在整个日本驻屯军上上下下都开始行动了起来。

他并不知道，他的中队长清水节郎其实早就向上级汇报了他自己已经归队的消息，并且在清水节郎的日记里，明明白白写着：

“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但志村菊次郎更不会知道，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当时给松井久太郎发去的电文里，有这样四个字：

“机不可失！”

1937年7月8日，凌晨2点。

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的眉头，拧到了一起。

此时此刻，他正在北平，与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

王冷斋皱眉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复向日本人解释，中国军队没有开过枪，并拿出了“军中每人携带的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的证据，也表示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根本就没什么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根本就不听这些。

王冷斋忍不住质问：

“请问，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这么能在城内失踪？”

松井久太郎根本就不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坚持要日军进城搜索，并表示王冷斋是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权责”。

就在僵持中，有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大约5、600人，携带六门大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往卢沟桥开进。

中国士兵在卢沟桥上架起了防御工事，准备迎战

王冷斋当下就决定于樱井德太郎等人去现场查看究竟。

车开到离宛平城大约还有两里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均已被日军占领，而且都已经架起了机枪，日本士兵也都上了刺刀。

同行的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觉得，这样的阵势可以“吓”到眼前的这位县长，于是再次提出：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再次拒绝，并且提醒：

“万一时态扩大，你们二人当负全责！”

7月8日凌晨4点20分，等在宛平城外的一木清直大队终于按捺不住，向宛平城发射了第一颗炮弹。

日军炮轰宛平城

中国军队立刻开枪还击。

日本军队的一发炮弹，越过城墙，奇准无比地击中了宛平城县长公署，公署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王冷斋后来回忆起，公署成立的时候，一木清直大队长专门前来表达祝贺。当天令人奇怪的是，一木清直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骑马，而是带着随从徒步走来的。

王冷斋这才明白：日本人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距离。

这场事变，日本人已经憋了很久了。

王冷斋，毕业于保定军校，也是军人出身。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王冷斋前往东京出庭作证。1949年后，王冷斋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病逝。

1937年7月8日晚上6点40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石原莞尔的眉头皱了起来。

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刚刚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了“临命第400号”指示，向在中国的日本驻屯军发出命令：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但这个命令，遭到日本陆军内部强烈的反对。

在日本的内阁和统帅部，对待中国问题，一直有“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的意见。

不要以为这两个派别是“主和”与“主战”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要不要现在就全面侵略中国”以及“侵略中国到什么程度”而已。

“不扩大派”以石原莞尔为代表，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两点：

第一，日本还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无论是军队数量（石原莞尔认为要至少充分动员十五个陆军师团）还是战争资金，都还需要时间。不然的话，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

第二，一旦日本全面侵华，苏联是不是会立即反应？一旦形成夹攻之势，日本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石原莞尔，后来官拜日本陆军中将，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石原断言：“如果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那么美国人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

而“扩大派”以陆军大臣山杉元为代表，无论人数还是官阶都远胜“不扩大派”。“扩大派”认为：

第一，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日本只需要动用三、四个师团，就可以征服中国。身为“中国课课长”的久津佐比重甚至还认为：只要日本的军舰开到塘沽口，甚至不用开炮，北平和天津都会投降。

第二，苏联刚刚经历了“大清洗”，红军的优秀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自己枪毙了，毫无战斗力可言。再说西边又有德国牵制，绝对不会出兵。

石原莞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的命令刚刚下达，之前一直打打停停的宛平城，又枪炮声大作，中日两军又陷入了激战。

宛平县城的中国二十九军士兵跑步进入阵地

这就让石原莞尔非常痛苦了。

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案就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就地解决”这次所谓的“士兵走失”事件。但是从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反抗，让他也必须承认，仅凭那些部队，恐怕根本不可能解决这次的事件。

最终，石原莞尔批准上呈由“扩大派”制订的向中国派兵增援方案。

而一旦派兵，就意味着日本认为“事态确实扩大化了”。

这也是全面与中国开战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8年7月8日下午，江西庐山。

蒋介石的眉毛皱了起来。

上午，他收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来的电报，报告卢沟桥发生了中日军队交火的事件。

尽管从1931年以来，比这种级别大得多的中日冲突事件，乃至双方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战役，蒋介石都见了多了，但这一次，他有一个预感：

日本人真的准备全面动手了。

蒋介石是清楚中日国力对比的，但与中国全面落后的军工、经济、军队素质相比，蒋介石更担心的是中国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国家”的状态。

此时的中国，可能叫一个“松散的联盟”更确切一些：

蒋介石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在广博的中国土地上，能差遣得动的绝对效忠势力并不算多。那些表面上尊蒋介石为领袖的各地军阀们，几年前还是在“中原大战”中互相悬赏对方人头的冤家。他们各自割据，各拥兵力，各打算盘，各行其事。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一次对方“降维打击”的“灭国战”，所以，蒋介石决定立即给各路军阀发出电报——邀请他们一起上庐山，商讨一致抗战。

有点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这可能是他一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登高一呼，全国响应”的待遇：

蒋介石最头疼的军阀派系——桂系率先响应。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立刻回电：

“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

随后，一向机敏谨慎，从不肯给蒋介石任何可趁之机的白崇禧，亲自奔赴庐山面见蒋介石。

随后，之前还劝阻白崇禧要“小心蒋介石”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发出通电：

“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

刘湘自己亲赴庐山。没多久，40万川军出川抗日。

云南省主席，滇西军阀首领龙云，“山西王”阎锡山，“宁夏王”马鸿逵等等，全部通电全国，宣布拥护蒋介石，全力抗战！

最让蒋介石意外的，是7月8日他收到的一封电报，来自毛泽东等六个人：

“……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为国之目的。、

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

庚亥”

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哪还有什么地盘？哪还分什么党派？

没多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华民族八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

【馒头说】

1937年7月8日，日军在正面攻击宛平县城没有得手的情况下，转而攻击龙王庙的中国军队防区。

在龙王庙阵地，中国守军是两个排，大约70多人，而日军是两个中队，500多人。
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炮火，70多个中国军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顽强阻击，打光所有子弹后，抄起了大砍刀冲上去肉搏。
70多名中国军人，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这可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阵亡的第一批军人。
阵地前的日本士兵有些无法理解：平时看似不经一击的“支那”士兵，为何会变得如此英勇，明知实力悬殊，却誓死不退？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1931年到1937年，甚至再往前推，从1894年到1937年，中国人已经隐忍日本人太久了。
而任何隐忍都是有底线的——从1937年的7月7日开始，中国人决定不能再忍了。
在之后的七年里，从卢沟桥到平型关，从上高到台儿庄，从上海到长沙，从徐州到武汉，中国军队面对实力远远高于自己的对手，虽然屡遭重创，但誓死不降：士兵倒下了，连长冲上去，旅长阵亡了，师长顶上去，军长牺牲了，集团军总司令自己冲上去……
中华民族在之后的七年里，体会到了炼狱般的残酷，但也经历了浴火的重生。
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故事：
抗战期间，一个记者采访一位普通的中国士兵，问他对抗战前景的看法。
士兵回答：“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的，这是肯定的！”
记者问：“那到了那个时候，你会选择干嘛？”
士兵笑了笑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这是强调“大东亚共荣”的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会理解的一种乐观和顽强。
因为中国人从不相信什么所谓的“共荣”，中国人只知道一句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