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过去了。新一线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当我们决定再次为中国城市排名，其实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我们走访了285家大公司，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它们与不同城市的连接程度，用类似Google搜索的PageRank的思路为中国城市分级。
变的东西似乎很多。2013年，许多城市还没有万达广场，PM2.5刚成为常识，“爆买”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现在，这些事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
2013年，我们预言15个城市将成为新的一线城市，目的是告诉公司：是时候到这些城市去了。而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如果考察星巴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年开店数量，你会发现，它在一线城市都会先经历3到5年——有时甚至更长——的缓慢增长期，这时它主要在整个市区分散布局，然后突然开始爆发，增加在中心城区的开店密度。大概是在2010年，上海、北京开始进入“转角又遇星巴克”的阶段。而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者，比如成都、杭州，如今正在经历这个爆发过程。

我们在过去3年撰写了49篇大公司新一线报告，涵盖酒店、零售、制造业、电影、汽车等行业。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变化，大公司不再说“新一线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它们的逻辑变成了：我们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
这种区别，对单个公司来说只是经营策略的正常延续，但从城市的角度观察，那就意味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将更明显。在我们与公司的交谈中，成都、杭州、武汉在商业策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北上广深。
总部位于法国的迪卡侬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之一，以类似大卖场的形式出售各个运动门类的器械、服装和装备。2011年的时候，迪卡侬在中国只有37家商场，而到2015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66家。

迪卡侬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开店数在2013年时超过了一线城市。当年，迪卡侬和万科达成战略合作，迪卡侬用租赁或定制的方式进入万科的住宅或商业地产项目中。在这个合作框架下开在沈阳的首家门店，只用两个月就敲定了细节。
在法国，一个常见的迪卡侬商场是这样的：自己买地，面积足够大，大多在郊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留出足够大的运动体验空间和停车空间，也使得迪卡侬成为了欧洲人去郊区度周末的好去处。
不过迪卡侬发现，在中国，即使周末，人们也愿意往市中心跑。显然，在市中心买下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不容易，与地产商合作，才能帮助它快速扩张。
迪卡侬需要速度。“我们开店需要土地资源，你知道，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是很稀缺的。”迪卡侬大中华区副总裁、西区总经理孙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与星巴克类似，迪卡侬正在努力增加大城市的商场密度。去年，迪卡侬开始尝试一种仅在中国开设的小型商场——Decathlon sMall。相比常规迪卡侬商场不小于4000平方米的面积，它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最主要的合作方有万达广场、银泰、华润万象城等。
这种变通，你同样能在宝马4S店，或电影院线的扩张中看到。它的本质是，再也没有公司可以掉以轻心了，只有细节专业、花心思理解中国消费者才能做好生意。
按照迪卡侬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有120个城市拥有迪卡侬商场，这也许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它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阿迪达斯近期发布了一个截至2020年的大中华区规划，它在中国市场设定了23个“核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香港和台北，其余17个分别为天津、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长沙、济南、青岛、郑州、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

和许多零售公司一样，阿迪达斯不愿透露它选择这些城市的精确指标，它认为具体的城市战略算得上是自己在中国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阿迪达斯中国区总经理高嘉礼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阿迪达斯在中国选择了50个城市，他们考察了每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了解这些商圈都有哪些品牌，绘制出品牌地图，同时分析人流量、消费者的类型及其购买的主要品牌，评估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
当时的调研结论是，销售渠道需要下沉。为此阿迪达斯推出了“通向2015计划”，将线下零售店从550个城市扩展至1400个，新增2500家门店。
同时阿迪达斯也开始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施差异化策略。高嘉礼会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开店委员会”会议，确定在某个区域或城市开哪种层次的店——中档价位、更偏生活休闲的NEO在一到六线城市都能开店，而女子专卖店或跑步专门店只开在一线和二线城市。
现在它更聚焦了。阿迪达斯目前在23个核心城市的业务总量已经占到大中华区市场50%以上，未来它还将集中在这些城市投入资源，提升销售量。
高嘉礼相信，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策略”，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大城市就像灯塔，它引领着消费者的升级。”高嘉礼说。

过去3年，所有公司都在谈论中国的消费升级。它们起初只是惊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就像2015年第48期的封面报道《来自新一线的10亿消费者》里说的，相比绝对金额，消费结构和理念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
公司们不再小心翼翼，担心“这里的消费者或许不理解我们的价值”。它们尽情地把自己的品牌、价值观连同那些“宇宙旗舰店”一起输入新一线城市。那里的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超想象。
过去两年，浮潜面罩和滑雪镜这两种运动装备在迪卡侬的成都商场里热销，甚至卖断了货。但问题是，它们在成都本地完全用不上。
迪卡侬的产品以囊括几乎所有运动项目著称。但销售主力还是健身、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大众运动。潜水和滑雪，这两个品类过去在销量统计里都被忽略不计，如今，却成为迪卡侬在成都不可忽略的“长尾”。
不过孙瑜可以明确解释潜水和滑雪在成都流行的原因，“这两种运动都与度假旅游密切相关，而那些最有名的度假胜地，成都双流机场都有直飞航班。现在，在假期飞去毛里求斯玩浮潜，对成都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按照飞常准提供的数据，成都双流机场共有53条国际航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

这是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公司人、公司和城市三者如何互相激发，变得更好。成都人的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吃穿玩乐上；看到机会的大公司纷纷涌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城市本身则提供了升级空间，并且吸引更多的公司和公司人。
同样的正循环，也在重庆、长沙、武汉、厦门和杭州等城市发生，隐秘而深刻地改变着这些城市。
如果不是Uber，闻一龙可能不会回到杭州。18岁时他从杭州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深造。在拿到机械工程和工程管理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他成了奔驰美国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这大概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所能企盼的完美结局——如无意外，他可以在美国定居、拿到绿卡，时常去欧洲出差。闻一龙也想过回国发展，不过似乎找不到一个足以PK掉这种生活的机会。
2014年，他看到了Uber招募杭州团队的消息，决定应聘。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了Uber杭州的运营经理。就这样，闻一龙回国了。
和大多数Uber员工一样，闻一龙将这解释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和对创业的向往。他喜欢在奔驰的工作，但坐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很难有做成一件事的快感——在Uber内部，这些气质被统称为“Uberness”。
“父母是三重强烈反对。不理解我为什么回国，也不理解我居然回到杭州而不是上海，更不理解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前景不明、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的团队。”闻一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接下来则是典型的Uber式励志故事。闻一龙过上了每天睡6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工作的生活。在杭州的出色表现让他被派去开拓南京市场，之后是合肥。他把这两个城市先后做成了Uber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城市。
“父母当初反对更多是担心我。他们当然希望儿子能在身边，生怕我在这里没有好的发展。”闻一龙说，现在他是Uber苏皖大区总经理的。

高晖负责Uber中国城市总经理（GM）的招聘工作。城市GM是Uber在每个城市的领导者，全权负责该城市的所有战略。因此城市GM的招聘极为严格，候选者大多来自投行或咨询机构，需要通过7轮面试。
而另一方面，正快速扩张的Uber也亟需人才。截至目前Uber在中国进入了大约50个城市，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变成100个。
“但我们不会降低城市GM的招聘条件。”高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过Uber还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整，它把原本在美国需要半年的GM招聘流程压缩到两三个月，还加快了内部提拔的速度。闻一龙是2014年下半年加入Uber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轮转了3个城市，职位从运营经理升到城市GM，又成为大区总经理。
“虽然很困难，但Uber至少能吸引一些出色的公司人离开北上广深，在过去，有这样意愿的人极少。”秦青是一名猎头，她正在帮助Uber华东区招聘城市GM和战略分析师。
人才，可能是新一线城市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它只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升级逐渐改善。无论如何，新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吸引Uber这样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把令人兴奋的年轻人带回来。
这几个故事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为中国城市排名。因为一切都变了——城市变了，公司变了，公司人变了。
而评估这些变化的方式也变得更精准了。闻一龙认为Uber在新一线城市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我刚回到杭州，发现连烧卖铺也接受支付宝支付，我还以为这是阿里巴巴的总部设在杭州的缘故。后来去了南京和合肥，才发觉好像每个城市都这样。”闻一龙说。
这也是我们选择大量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因而它们本身也能反映和代表更多。
在2015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首次使用了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数据让我们把之前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的判断和推测落到了实处。这让我们有信心，用完整、直观和具有指向性的数据来评估城市。
此次我们针对33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收集了160个品牌的门店分布和14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个维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
其中，前两个指标更多关心的是公司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里包含了消费类品牌、摩天大楼和人口等数据，它大致描述了一个城市有多“大”。规模仍然是评估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

城市枢纽性描述的是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它类似于高嘉礼所说的辐射力。在中国，不少新一线城市都是一个商业资源的“枢纽站”，它承接一线城市的资源，同时拥有广阔的腹地市场。
另外3个指标则聚焦在人上。城市人活跃度的数据是最庞杂的，包括了交通、移动设备和职场的活跃度数据。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它的市民应该是“不安分”的。闻一龙和他的同事多少可以代表这种状态。
生活方式多样性测量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好玩。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意味着顾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大公司更优的市场选择。
未来可塑性勾勒的则是城市的潜力。当然，年轻人是永远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有趣而极具指向性的数据，来描述这个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最终，依照这5个维度平均加权计算后，我们评出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榜单。
如果参与到所有指标计算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而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
这份信息量颇大的排名有太多值得解读的结果。相比2013年的榜单，苏州和宁波新晋入榜，福州和济南则降为二线城市。北京、上海依然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城市，而成都、杭州、武汉正在迅速接近“第一集团”。
这对城市来说不啻为一个提醒。一线城市的数量是有限的。迪卡侬在成都的故事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好的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节点掉队，失去公司和公司人的青睐，可能就难以扳回了。对于在二线城市中仍然靠后的省会或“重点城市”，以及正被追赶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不多了。
闻一龙评价说，这两年他对杭州的了解超过了当初的18年。“过去对故乡的印象不过是家人、亲戚、学校周边的建筑。现在我知道了杭州的政府、公司经营者、普通职员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想变得更好。”
一切都变了，但有一点没变——在中国的城市里，聚集了数以亿计想要变得更好的人。也是这一点，让人对中国的城市充满希望。

中国城市分级完整名单（包含338个城市）
一线城市
（4个）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新一线城市
（15个）
成都市
杭州市
武汉市
天津市
南京市
重庆市
西安市
长沙市
青岛市
沈阳市
大连市
厦门市
苏州市
宁波市
无锡市
二线城市
（30个）
福州市
合肥市
郑州市
哈尔滨市
佛山市
济南市
东莞市
昆明市
太原市
南昌市
南宁市
温州市
石家庄市
长春市
泉州市
贵阳市
常州市
珠海市
金华市
烟台市
海口市
惠州市
乌鲁木齐市
徐州市
嘉兴市
潍坊市
洛阳市
南通市
扬州市
汕头市
三线城市
（70个）
兰州市
桂林市
三亚市
呼和浩特市
绍兴市
泰州市
银川市
中山市
保定市
西宁市
芜湖市
赣州市
绵阳市
漳州市
莆田市
威海市
邯郸市
临沂市
唐山市
台州市
宜昌市
湖州市
包头市
济宁市
盐城市
鞍山市
廊坊市
衡阳市
秦皇岛市
吉林市
大庆市
淮安市
丽江市
揭阳市
荆州市
连云港市
张家口市
遵义市
上饶市
龙岩市
衢州市
赤峰市
湛江市
运城市
鄂尔多斯市
岳阳市
安阳市
株洲市
镇江市
淄博市
郴州市
南平市
齐齐哈尔市
常德市
柳州市
咸阳市
南充市
泸州市
蚌埠市
邢台市
舟山市
宝鸡市
德阳市
抚顺市
宜宾市
宜春市
怀化市
榆林市
梅州市
呼伦贝尔市
四线城市
（90个）
临汾市
南阳市
新乡市
肇庆市
丹东市
德州市
菏泽市
江门市
黄山市
渭南市
营口市
娄底市
九江市
永州市
邵阳市
清远市
大同市
枣庄市
北海市
丽水市
孝感市
沧州市
马鞍山市
聊城市
三明市
开封市
锦州市
汉中市
商丘市
泰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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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
韶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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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
湘潭市
盘锦市
驻马店市
酒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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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
五线城市
（129个）
滨州市
阳泉市
周口市
遂宁市
吉安市
长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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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藏族自治州
海北藏族自治州
玉树藏族自治州
阿里地区
那曲地区
黄南藏族自治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果洛藏族自治州
三沙市
文/肖文杰 施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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