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没文化的时代，把十二兽首当成了珍贵文物，还有莫名其妙的动辄几千万几亿的当代书画作品拍卖。如果张伯驹先生九泉下有知，不知何感。
　　张伯驹先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曾作诗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两将军，辽东是指张学良，东北军少帅；红豆是指溥侗，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的曾孙，贝勒载治第三子，别号“红豆馆主”，世袭镇国将军。中州是河南古称，双词客指袁克文和张伯驹，二人都喜好填词，又都是痴迷于戏曲的票友，克文号“寒云”，伯驹别号“冻云楼主”，所以称为“双词客”和“二云”。
　　比起冲动无脑的花花公子张学良，其它三位公子明显在学识修养上高出一筹，张伯驹更是其中的杰出人物。生逢乱世，张伯驹先生的前半生为阻止国宝流失而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后半生又将国宝全数上交国家，其修养学识堪称近代士人楷模。
看一下张先生捐献的华夏国宝。
《平复帖》 西晋 陆机
　　《平复帖》作于公元三世纪后期晋武帝初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年，比王羲之《兰亭序》早数十年，是中国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被称为“天下第一贴”。作者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之孙。
　　《平复帖》是陆机为祝福好友病情康复而草就的手札，历经千年未能完全释读。启功先生的释文如下：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游春图》 隋朝 展子虔
　　《游春图》是隋代绘画大师展子虔唯一传世的真迹。其距今一千四百多年，也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画作，被尊为“天下第一画卷”。
《上阳台帖》 唐朝 李白
　　《上阳台帖》为大诗人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724年（唐开元十二年）李白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彼此投缘，相谈甚欢。二十年后，744年（天宝三年）李白游王屋山阳台宫寻访司马承祯，方知司马已经仙逝，无缘再见。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李白有感而作《上阳台》。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张好好诗》 唐朝 杜牧　
　　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一千二百年前，唐代诗人杜牧用诗句描述了歌妓张好好的不幸身世。江西少女张好好因容颜娇美、才华出众，得高官沈传师宠遇，并随其来到宣城，与杜牧颇有往来，后被沈传师之弟沈述师纳为妾。数年后杜牧来到洛阳，才发现张好好已被弃，在洛阳东城的一处酒家卖酒。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诗绝句传世，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小杜和老杜一样，关注民生疾苦：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子来。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23岁就作出《阿房宫赋》这样的伟大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百年来一直发人深省，为人们世代传颂。
　　杜牧，他是京兆万年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长安区人。杜牧家族祖茔在长安区司马村以西，杜淹、杜如晦、杜济、杜亚、杜佑、杜敳等均祔葬于此，作为华夏历史上一位极其杰出的人物，他的墓地却沦为垃圾废弃地。当地管理者舍得化巨资搞伊斯兰文化街，却对如此厚重的华夏文化传承视而不见，真是让人痛彻心扉，愧对先人啊！
《道服赞》 北宋 范仲淹
　　这篇《道服赞》是范仲淹的好友“平海书记许兄”在新得道服后延请范仲淹写下的赞文。书卷中内容如下：道服赞并序。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范仲淹是中国杰出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正如《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辈子都在践行“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不忘初心容易，坚守初心很难。这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
　　有网友这样评价：早年三次离京，只为与皇家据理力争，可见其气节；其曰一家之哭，不如一路之人皆哭，可见其正直；庆历新政损害大批官员利益，凛然不惧，可见其坚毅；上马可带兵为将，下马可执政为相，远谪可执教兴学，政绩显耀，可见其才华；郁郁不得志而死，天下士人皆悲，谥号文正，可见其得人心。千古完人范仲淹，诚不欺我。
　　历史上有很多佳话。范文正公次子范纯仁继承父风，官职北宋宰相，同样立身守正，为人简朴，为官正直。后世的曾文正公，同样是其次子曾纪泽，担任驻英法公使，在国难之际临危受命出使沙俄，历经千辛万苦终收回伊犁，创造了近代弱国外交的奇迹。家风传承，并非虚言。
　　试想一下，如果故宫博物馆没有了这些文化瑰宝，那么......
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看一下张伯驹在那十年困境中写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还有过去的那个年代。
　　在那十年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运动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qú shū，毛织的地毯，古指舞台]，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瑯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世人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科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始终有坚守。优秀的文化传承，可以超越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张伯驹倾家荡产收藏国宝，不为占有，也不为谋利，而是为了传承华夏文明。正如他收藏的座右铭：“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把这些无价之宝都献给了国家，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同样珍贵的精神传承。而这种千古传承的士人精神，是用多少金钱都无法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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