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朝，存在吗？

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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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搜集史料。上午九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十四日启程往河南。”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下这天的活动，也终于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这位71岁的老人要进行的是一项听起来颇不可思议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日后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写出缘起：“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因寻找“夏墟”而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徐旭生家属供图）

徐旭生是谁？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夏朝，为什么是由他来找？夏朝的传说存在了三千多年，怎么新中国都成立十周年了才去找，之前找过吗？为什么去河南找，他到了之后又要怎么找？更重要的，他——以及他的后继者们——找到了吗？

接受本刊采访的徐旭生先生儿子徐桂伦（87岁），女儿王忱（89岁）。他们回忆了父亲，并提供了徐旭生从未公开发表的1958-1960年间日记，这正是寻找“夏墟”前后的关键时期（朱墨摄）

暂且略过中间复杂的过程，直面最后这个问题。王巍给过本刊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如果现在中国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个应该会说是”。王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夏商周考古。

他给出的更为具体和审慎的解释是：“考古研究认为，二里头时期是一个新的、可叫做王国文明的历史阶段，且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二里头整体上和商文化不同。而对照文献记载，商王朝前有一个夏王朝，因此，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遗存。”

这个“二里头”，正是徐旭生1959年的那次寻找“夏墟”发现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河南村庄的朴素名字，因为徐旭生的考察而成为考古学上的“二里头遗址”，一代代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渐渐揭开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国家”的面纱。

1978 年二里头2 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供图）

瑞典官方颁给徐旭生的“古斯塔夫三世勋章”，以表彰其在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担任中方团长的贡献。正是那次西北考察，使徐旭生从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西洋哲学教授转向为以考古学为方法的中国古史研究者（朱墨摄）

从洛阳龙门高铁站下车，再需一个小时车程就能到达二里头村。圪当头村与之紧邻，村口一块石牌坊十分引人瞩目，上书“最早的中国”五个大字。据说这个村子的人商量什么事情意见都不一样，唯独立这块石牌坊全体一致通过。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包括四个自然村，考古人员最初到达二里头村并以此命名，但很多重要的发现诞生在圪当头村，于是圪当头村村民毅然竖起了这座石牌坊。还请“许博士”——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圪当头村荣誉村民许宏，为之写了一幅对联：“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

圪当头村村口的石牌坊，上书“最早的中国”五个大字，这是许宏对二里头的概括（蔡小川摄）

正是在圪当头村的西边，许宏及团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他将之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三千多年宫城的鼻祖，因为在此之前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从二里头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散乱无序的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许宏团队的发现使这种怀疑不攻自破。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其上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也接连在二里头遗址发现。

宫殿区发掘现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供图）

在墓葬发掘现场绘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供图）

“最早的中国”，是许宏给二里头的概括。这五个字，掷地有声、一目了然、过目不忘。无论是圪当头村的石牌坊，还是许宏考古科普作品《最早的中国》热销不断，都可见其在公众中影响力之大。

看起来皆大欢喜。前有徐旭生寻第一个王朝寻到二里头，后有许宏主持二里头考古发掘呈现“最早的中国”。故事到此似乎就可以大团圆结局了。

从二里头村通往宫殿区的生产路，徐旭生先生一行最有可能在这一带确认了二里头遗址（蔡小川摄）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副队长赵海涛和高级技师王宏章（由左至右）在二里头发掘现场（蔡小川摄）

只不过还没有那么简单。

许宏，这个近二十年内的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竟然是中国考古学界少数认为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观存在都还存疑的人：“夏王朝是否存在过，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按他的观点，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早期还不属于信史时代，商王朝的上限仍不能确定，因而还不能彻底排除二里头的主体属于早商的可能性。如果二里头的主体是商，那在早于它的考古遗存中还看不到什么能和文献中兴盛的夏王朝对应起来的“王朝气象”。

虽然“冒中国考古之大不韪”，可许宏的观点在不同代际和知识背景的人之中，却很可能是主流。孙庆伟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的通识核心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他发现，年轻的同学天然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信古”是保守、落后的。但孙教授不能同意，他认为：“‘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究竟孰是孰非？

二里头考古队前的广场上，除了地方政府竖立的各类标志碑外，二里头村也不失时机地立起了宣传自己的村史碑（蔡小川摄）

而无论二里头是不是夏，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我们都已经可以一窥当时文明发展的情形。例如用作本期封面图片的被称作“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它的存在意味什么？陶器、青铜爵……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对二里头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以及或许同样多的困惑。

今天的中国，从南到北5500公里，从东到西5200公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为34个行政区，13亿人民由56个民族组成，人民币上印着五种文字：汉、壮、蒙、维、藏。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人说“中国”就像滚雪球，民族、文化、疆域，一点点增添新的内容，直滚成今天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夏朝就是这个雪球最开始得以滚起来的“芯”。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陶器，其中小陶方鼎很可能是铜方鼎的模仿品，暗示二里头存在铜方鼎的可能（蔡小川摄）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白陶酒器，白陶高岭土做的，烧制温度更高，由含铁的多少，呈现不同的颜色（蔡小川摄）

许宏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却不言夏。孙庆伟坚定认为夏王朝存在，乃至要用考古学“重建夏代信史”，他说夏朝是最早中国，却不同意二里头是最早中国。二里头、夏、最早中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朱墨摄）

“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原本是两套话语系统中的词汇，一套是考古学的文化类型，按时间先后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另一套是古史框架下的说法，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将“最早的中国”用考古学文化来表述，还是用古史框架里的时期来表述，代表了对“中国”的不同理解。

更有学者提醒，谈论早期文明时，“中国”就是一个危险而充满陷阱的词。中华文明——据一种说法——有五千年历史。可夏朝的开端（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只有四千年。夏以前“满天星斗”的时代如何理解？另一种提醒在于，用“中国”（无论是否最早）来谈论三四千年前发生在东亚大地上的事情，想必是把那些文明当作我们的先辈而以单线进化的思路去上溯，可我们有没有把祖先当作“他者”来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实验室中清理出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本期封面图片中文物的全貌。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墓主人为一名35岁男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供图）

1990年，美国洛杉矶举办“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首次在国外进行大规模夏文化研讨，考古学家邹衡前往参会。据邹衡回忆，会议开始后国内学者颇意外，原本准备的发言都是关于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而大会中心议题竟是夏朝是否客观存在。会上学者大致分为三派意见，据邹衡的总结，第一派对夏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其客观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的时代，“持这种意见者几乎都是欧美学者”；第二派肯定夏朝的客观存在，“持这种意见者基本上都是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人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等”；还有第三派，他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不表态，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观点和身份之间竟有如此之强的联系，即使最迟钝的人也会意识到，考古学这门学问难以“纯粹”，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丰富历史遗产或负担的民族。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直到今天，都被评价为“民族主义”的。不过李零教授提醒：“民族主义，并不全是负面”。

我们邀请读者们一起，踏上这趟“寻找夏朝”的旅程。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请来封面大使李零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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