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对君主无用就该死？

这一寓言反复提到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实为《庄子·外篇·让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转写[2]。这一思想别无分店，独属庄子学派。因此这一寓言是韩非与庄子暗中较劲的又一铁证。

从情节内容来看，这几乎不能算寓言，而主要是说教。但这只能证明韩非的寓言才能低下，不能否认仍是寓言。至少有两条理由，可以证明这是寓言，而非史实。

首先，周武王姬发伐纣途中受到伯夷、叔齐两兄弟的叩马谏阻，责以君臣大义，认为武王以诸侯讨伐天子是犯上作乱和以暴易暴。周武王怒而欲杀，被姜太公以不可杀贤的理由制止。伯夷、叔齐后来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饿死[3]。韩非在寓言中，让姜太公杀掉两位并未冒犯自己的贤者兄弟，与太公制止周武王诛杀夷、齐兄弟的史实，无法兼容。何况姜太公原是垂钓渭水之滨的隐士，杀隐士更加于理不通。韩非编出这一寓言，正是为了以私见己意“重写”历史。他认为周武王应该杀掉伯夷、叔齐，姜太公不该劝阻。因为伯夷、叔齐两兄弟敢于直斥武王之非，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轻君大罪。所以寓言中被杀的二人是亲兄弟，决非巧合，恰是影射。寓言中特别强调不食君禄、自耕而食等与夷、齐相关的细节，影射之意昭然若揭。可惜韩非没有意识到自相矛盾：如果伯夷、叔齐犯上挑衅君权该死，那么他本该同意，伯夷、叔齐批评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也很正确，率先犯上挑衅君权的正是姬发。何况伯夷、叔齐谏阻姬发之时，姬发尚非天子，被伐的商纣才是天子。两者相较，伯夷、叔齐仅是相对较轻的犯上，姬发才是无以过之的弑君。这正是维护君臣纲常的儒家学说的最大漏洞，为此孟子不得不用“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之类狡辩为周武王开脱[4]，而韩非蛮横得连托辞也没有。因为韩非这样的专制辩护士，只有绝对的势利眼，只为现存秩序辩护，从不在乎理论的前后不融贯，标准的前后不一致。韩非既不在乎姜太公的前后不一致，也不在乎自己的前后不一致，只想为暴君提供暴政的理论根据和诡辩逻辑。

其次，周公姬旦由于协助周武王建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长期在周都镐京任职，没有亲赴封国，只让儿子伯禽到鲁受封[5]。寓言中的周公姬旦，却在紧邻齐国的分封地鲁国听说太公杀贤，即帕特使前往质疑。这是为了方便周公出场，也是韩非伪造历史的一时疏忽。韩非想让周公出场，发表一通在他眼里的“腐儒”之论，然后让姜太公代表韩非，痛痛快快教训周公一顿。众所周知，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而韩非对孔子的道德说教深恶痛绝。但在尊师如父的中国，韩非身为大儒荀况的弟子，不便明目张胆教训本门祖师爷，所以让姜太公直接教训周公，实为韩非间接教训孔子[6]。姜太公是韩非心目中的政治英雄，谙熟文韬武略，精通阴谋诡计。韩非多么渴望自己有姜太公般的幸运，能够得到当世暴君秦王嬴政的重用啊！但是韩非一方面艳羡姜太公，另一方面又深怪姜太公过于心慈手软，没能杀掉伯夷、叔齐，所以要替古人重新执法，要代先王改正错误。在韩非看来，先王确实不值得效法。韩非毫不自知，像他这样天性凉薄的刻薄寡恩之徒千古罕见。姜太公固然是阴谋家，却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韩非从来不懂恩威并施、刚柔相济之道，仅知继承法家先驱商鞅，一味轻用重典，一味痛下杀手[7]。韩非尽管推崇老子，却忘了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要杀得血流成河，偏不信天下人真的不怕。这只能说明，韩非不仅是冷血动物，而且是卑怯之徒。

这符合人性的辩证法。宽厚的仁者，不仅有不忍人之心，而且内心极为刚强，不可能被暴政吓倒，推己及人，就深知暴政并无真正的效果。但是卑怯的暴徒，不仅天性凉薄，而且内心极为虚弱，推己及人，就误以为人人像他一样恐惧暴政。当他对别人施暴之时，就会设想自己若是受害者，必将何等痛苦，以此推测受害者的恐惧。所以越是卑怯之徒，越会坚信暴政是最佳的统治手段。

韩非明确宣布，君主极权制度的“首诛”对象，就是庄子式“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者。所以韩非登场以后，庄子式人物失去了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