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场精华 | 周上白：小议“以儒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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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以儒解庄”

周上白

历史上解读《庄子》有许多种方法，比如用《老子》解庄，用《周易》解庄，用阴阳解庄，还有通过《庄子》内外篇来相互解释的。不过最常用的诠释方法是“以佛解庄”和“以儒解庄”。

“以佛解庄”，顾名思义，即用佛家思想来解释《庄子》，东晋的支遁（支道林）用佛家般若学重新诠释的《逍遥游》，在当时算是最好的解释。唐朝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是历史上第二部重要的庄学著作，里面也有很多佛教思想。再就是南宋林希逸的《南华真经口义》，这本书分别用儒学和禅宗来解释《庄子》，明朝时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庄子学一度被这部书垄断了。后来用佛教思想解释庄子的，几乎每一部书都有一些。佛学与庄学确实有不少相通之处，不过这些著作有些地方却不免过度发挥、牵强附会了。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以儒解庄”。纵观两千多年庄子研究的历史，“以儒解庄”这种思想倾向很明显。这种倾向与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有很大关系，大家思想当中根深蒂固的是儒学，跳不出这个框架，就像改革开放前一刀切用马列主义解释一切现象一样。华师大方勇先生所提倡的“新子学”里，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观念中总是有一种“经学化”的思维，很多东西绝对化了，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

用庄子的观点来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儒学的看法则比较僵死，可是中国人受儒学影响大，觉得上面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面的人才会做一点具体的文化建设。这反映了一种“经学思维”，这正是“新子学”要破除的。

最早用儒学解释《庄子》，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就发生了。《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按远山先生的观点，外杂篇不是庄子的文章，是他的学生或者这个学派写的。外杂篇观点很不一致，文笔也不一致。从“以儒解庄”这个方面来看，“内七篇”最后一篇《应帝王》是谈政治的，完全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让天下万物自由发展，不去干涉。这是内篇的政治思想，没有谈到君主跟臣子在治国方法上是否一样。

但到了外篇，特别是《天道》篇就不一样了。《天道》篇里就明确提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好比习主席说努力拼搏实现中国梦，谈几个口号就行了，李克强作为臣子，今年国民经济增长多少，小数点后面几位都需要讲得出来的，这是外篇的政治思想——君主无为臣下有为。一方面，它继承了内篇的政治思想，同时又将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讲。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以儒解庄”的因素了。

这种思想到了西汉黄老学兴起时就更加明显。西汉前期七八十年采取了黄老学。黄帝是托名的，主要是引用老庄来作为国策的指导。经过战国几百年的战争和楚汉战争，社会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君主就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黄老学已经不是老庄思想了，里面掺进了儒学和法家。

举一个例子，在《庄子》里，来表达保护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是怎么讲的呢？完全顺应自然，无为地让其自由发展。比如《马蹄》篇就说伯乐把马蹄钉钉到马蹄底下，这是要不得的，伯乐是罪人，伤害了马的自然本性。

这个例子在《淮南子》里也出现了，但《淮南子》改造了老庄思想，说马的天性就会跑就会跳，按照它的本性不去训练它，一天可以跑300里，通过训练发挥它的特长，一天就可以跑500里、600里，这是顺应自然的，如果超越它的能力非要让它一天跑1000里，这就是损害自然本性了。《淮南子》同样举了这个例子，但是加以改正，有所为，有所不为。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政治，就是老百姓要适当加以调教，让他们提高生产力，但应该适可而止，一个老百姓一天只能耕种一亩地，你非要让他种两亩，就超过他的负担了，就不是无为而治了。

同样解释“无为而治”，庄子外杂篇与内篇就不一样，到汉初又和先秦不一样。现在看来，汉代的黄老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所以整个汉代，包括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里谈到道家，对道家的界定，实际上是黄老学思想，当时黄老学弥漫了整个社会，统治了人们的灵魂，所以解释出来的老庄就是黄老学，跟先秦的老庄不一样。甚至一些儒学著作，汉文帝时韩婴的《韩诗外传》就引用《庄子》的一段段故事来解释《诗经》，这是“以庄解儒”了，反过来也可以理解成“以儒解庄”。

到了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了。我们知道玄学有“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开始的时候，玄学的主体是《老子》，到了竹林七贤的时候，就开始高扬《庄子》的批判精神。历史上对《庄子》的批判精神发挥到最高境界的就是竹林七贤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玄学的主题是《庄子》。发展到西晋，《庄子》作为玄学主体达到最高峰，标志就是西晋初年郭象写了《庄子注》。

我们现在大力批判郭象曲解了庄子的原意，但在当时这本书是相当受文人欢迎的。为什么？这部书实际上是彻底把儒道融合在一起。在玄学开始阶段，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这等于是说儒学是从老庄这儿生发出来的。到了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儒学跟老庄对立起来了。到了西晋初年，社会统一了，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也比较安定，这些文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司马氏集团基本没有什么反抗精神，所以《庄子》的批判精神也就用不着了，可以扔掉啦。

一方面从统治集团到下面的人都喜欢玄学，喜欢老庄，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思想，又不能抛弃儒学，所以要将这二者统一起来，这个任务是由郭象通过注解《庄子》来完成的，所以他的观点就是：名教即自然，这就意味着儒学和老庄可以等同的。

举一个例子：庄子在《逍遥游》里说，唐尧要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说，我干嘛要这个东西，名者，实之宾也，名这个东西是附在实物上面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要它干嘛？在庄子看来，许由是圣人，是逍遥的得道者，用远山先生的“庄学四境”说，许由属于“大知”。

到了郭象就不这样了，他说，唐尧在天下需要他时，他顺应民意，顺应自然，来治理天下，天下治理好之后，他坦然将天下交出，得到逍遥，所以儒学和庄学在唐尧的精神世界里是统一的；而许由在天下需要他的时候，他违背民心，不顺应自然，所以得不到逍遥。所以郭象最后得出结论，不要以为大禹治水是很辛苦的，只要心里很坦然，也是能够得到逍遥的，好比李克强坐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里面批阅文件、挥汗如雨，但心里很坦然，在郭象看来，这就是逍遥。

到了隋唐以后，进一步是这样了，几乎每一部书都出现了类似“以儒解庄”的倾向，只是有的明显，有的不太明显。因为从隋唐开始，整个文化的格局是儒道佛三位一体，三家并重。儒学肯定要用的，不用儒学，全任老庄的话，整个社会一盘散沙，但全然按照儒学的话，社会会很僵化，人民没什么创造性。两汉时期就缺乏创造性，魏晋南北朝放开，弊端很大，但理论方面却发展起来，灵感出来了，这得益于老庄。

从隋唐开始，整个社会儒道佛三教并行，治理国家用儒学，李世民就喜欢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实际上内部还是有老庄思想。因为李唐是武夫出身，门阀很低，为了提高统治效果，须要提高自己的门第。《史记》说老子姓李，李唐便说，老子是他们第一个祖宗，然后下令各个地方——特别是唐明皇时——都要建轩辕庙，中间坐着的是老子，当朝的皇帝站在两边，老庄就这样上去了，谁也不敢反对。

佛教在淡化人们的反抗意识方面有一定用处，武则天夺取天下时，佛教帮了她大忙，所以那个时候，佛教也提得很高。后来的人也喜欢佛教，虽然没有武则天时地位那么高，但也很盛行。唐明皇李隆基就注解过《金刚经》、《孝经》、《老子》，这样的格局更加促进了“以儒解庄”的风气。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韩愈的《送王秀才序》，它还不是学术著作，但影响力非常高。这篇二三百字的小文章里面提到，孔子学问很广博，他的学生只能继承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子夏主要从文学这个角度继承发展孔子，子贡又在政治方面，后学因为本性不一样，对孔子学问理解得不一样，形成了各个学派，庄子可能是从这些流派中派生的，并且走得比较远。其根据就是《庄子·外篇》的《田子方》，这篇文章对田子方大加赞美。而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田子方是子夏的学生，子夏是孔子的学生，那么孔子的学问是通过子夏通过田子方一直传到庄子的。这么一种推测现在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人们观念中有一种“经学思维”，须要进一步把儒学和老庄协调起来，所以这篇小文章一出来以后，影响非常深远。

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利用《庄子》里面的思想，来为他改革的理论服务。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庄周》，分上下篇。他提出来这个观念：研究庄子的人分为两大派，一派崇尚他的书，凡是庄子说的没有不好的，另一派彻底反对，觉得《庄子》这本书是大毒草，应该烧掉。王安石说两派都不对，他说《庄子》这本书对社会产生的效果不好，往往是消极的，或者说对儒学有破坏作用，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看到儒学传到战国中期被歪曲了，被儒学末流弄得不像样子，心里非常着急，所以来批判儒学，也就是说庄子批判的不是孔子的儒学，而是末流的儒学，我们读《庄子》时，应该把读这本书跟体会庄子本意分开来。这个观点影响非常深远。

同时苏东坡写了一篇《庄子祠堂记》，他说司马迁认为庄子“剽剥儒墨”实际上是不懂庄子，他说批判儒学是为了儒学好啊，所谓“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排挤儒学，但暗地里却是在帮助儒学，用现代的话讲，妈妈打你的屁股是为了你好，让你改掉不好的习惯，庄子批判儒学，就是打了儒学末流的屁股。

妈妈你来打我啊

不过《庄子》里面有几篇文章苏东坡是没办法否定的，像《胠箧》、《渔父》、《盗跖》，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苏东坡没法解释了，他就说这几篇文章写得不好，水平也不高，不是庄子写的，是伪劣产品。他这个观点和王安石的观点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整个两宋的庄子学几乎没有一部是不表现出儒学化倾向的。

这里还有另外的原因，从文化方面来看，南宋前期的文人很多都是苏东坡门下弟子或再传弟子，势力非常大，像黄庭坚文章里，用到庄子的东西非常多，还专门写过论文解释《齐物论》，这是受苏东坡文章的影响。王安石的影响则主要在政界，南宋前期的政客往往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属下，所以整个学界、政界基本被这两个人影响掉了。

再加上理学兴起以后，理学家认为，两汉经学通过训诂通过解释字义来探讨儒家的本意，这种方法不好，把儒家的思想弄得支离破碎了，所以理学家就提倡要整体的来理解儒学。但是儒学本身思辨性是比较差的，而佛教和老庄的思辨性很强，所以他们暗地里吸收了一些佛学和老庄思想来建构他们的理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口头上不承认的。

比如我们当年研究马列主义，经常说马列主义被谁谁谁篡改了，是修正主义，我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当时肯定也是这个问题，理学家口头上表白我是正宗的儒学，实际上掺杂了很多老庄思想。

但是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特别是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二十五卷》，对于庄子的文章非常欣赏的，对庄子的才华非常肯定，就是说他目无君主，目无礼仪，这些他们很反感。他们暗地用了老庄，用了佛家，但是不敢承认。

到了王阳明心学就大胆地引用，大胆地承认。所以整个两宋的理学跟明朝心学“以儒解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福建的林希逸，宋理宗时候的人，很明显地佛家和儒家思想解释《庄子》。这种格局一直推到明朝。整个元朝没有庄子学，因为国家被外族统治，知识分子沦为了臭老九，比妓女的地位还要低。

明朝前期思想控制得特别严格，到了正统年间，土木之变，朝廷内讧，舆论控制的能力削弱了，无法实际控制意识形态，所以理论思想就放开了，老庄乘机而起。但是这个时候，考试用程朱理学，里面也是充满着“以儒解庄”。到了清朝，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这些著作都是充满着“以儒解庄”的意味，现在看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这时期其中有几个突出的理论，比较新颖的观点，须要提出来讲一下。明末清初，因为国家覆亡，满洲人入主中原，知识分子像南宋遗民一样，心里非常着急，他们最着急的是传统华夏文明被少数民族改变了，这是读书人最担心的事。朝代更替不可怕，但是文化和历史的灭亡是最可怕的，于是他们就用很隐晦的办法来传承儒家文化。

比如有一个叫做觉浪道盛的人，本来是个儒生，明朝末年做了和尚，到过很多地方，最后到了金陵。方以智还做过他的徒弟，钱澄之也和他有师徒关系。一大帮遗民都以禅宗的形式到寺庙里隐居起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庄子是孔子的“教外别传”，实际上这个观点和韩愈的说法一样，意思是说，孔子最正宗的学术是通过颜回再通过庄子传下来的，庄子是从偏的方向发展出一套学问来。他们觉得庄子如果是亲自得到孔子的熏陶、教诲，凭他的才能，成就不会亚于孟子。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但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孔子通过子夏，田子方，再到庄子，就走偏了，就相当于马列主义传播，有一些变成修正主义了。

但是，觉浪道盛这个观点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言论不能随便说，他便用很隐晦的东西来传承中国文化。那个时候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学，这个观点很隐晦，解释起来很难说清楚，但他的用意是这样。这个观点一出来，很多人都表示赞同，觉得这真是探讨到了庄子学说的灵魂，很大一部分人都在阐发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大致意思是，庄子主要是继承了颜回的学问。我们知道，孔子对天道是不怎么讲的，他觉得天道很深奥，不好谈，所以他完全是点到为止，不去发挥，但这毕竟是孔子学问里境界最高的一个东西，一个无形的东西。像子夏继承他的文学，子贡发挥他的政治学，这些东西比较好学，他的学生继承下来了，但天道这个东西很抽象，最灵魂性的东西没人继承下来，只有颜回体会到了，在孔子弟子中，颜回主要继承了孔子对天、天道、天命的觉悟，但不幸早死，所以孔子很伤心。

而《庄子》里面有很多故事是写到颜回的，比如《人间世》里面写“心斋”，还有外杂篇里孔子跟颜渊的一些故事。后人就说庄子是从颜回这一脉来的，主要发挥了颜回的心性之学，而颜回的心性之学直接是阐发孔子的，所以孔子最精华的部分是通过颜回再通过庄子传承下来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五六十年代的锺泰先生的《庄子发微》也是这个观点，钱穆写过一两本庄子学著作，也明显有这种观念。所以理论思想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两千年来，“以儒解庄”是最明显的一个倾向，其他还有很多，不是最主要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以佛家思想来解释《庄子》了。综合起来讲，都跟“经学思维”有关系，中华民族头脑中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们现在讲“新庄学”、“新子学”，就是要破除这种经学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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