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了50万人，在今天的天府广场召开了文革中四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这次的批斗对象，是四川的领导班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除了挂黑牌，坐喷气式外，被批斗的人还被押着在成都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
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植岩也在被批斗的十人之列。三个月后，他从关押地成都锦江宾馆9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终年49岁。
半个世纪后，刘植岩的儿子成为结束中美这场贸易对抗的重要人物：副总理刘鹤。
一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河北省昌黎县两河村的刘冠儒家生了个儿子。刘冠儒种地为生，靠务农挣下了一份家业，他给儿子起名为润春。因为润春表字雨楼，后人就多以刘雨楼相称。
虽然刘雨楼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有志于学问，但是刘冠儒并不看重读书，在十三岁时就早早给刘雨楼娶了妻子谢静宜，想要拴住他在家乖乖打理家业。刘雨楼对此十分苦恼，最后他的丈母娘见其志向远大，于是变卖了自己的田产，供他上了永平府中学堂及大清银行专修科。
四十年代的刘雨楼
在永平府中学堂时，刘雨楼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后来鼎鼎有名的李大钊。
从大清银行专修科毕业后，刘雨楼投身了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
后来刘雨楼因为得罪了上司而被迫离职。刘家后人回忆，上司曾向刘雨楼索要银库的钥匙，他认为不符合规定，开银库应该是有规定的人数一起去，所以拒绝。后来银行做投资，刘雨楼误判行情造成亏损，上司借此机会开罪于他，迫他辞职。
离开银行，刘雨楼在同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介绍下进了研究院。先当会计课办事，后来又担任起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
根据刘雨楼流传下来的日记，其秉性刚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常遭排挤，多有情绪发泄在日记中。如：“研究院之事务方面，北平诸君如XX、XXX等，皆未能尽职。以李圣章之提携，直如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而李润章（注：李书华，字润章）先生休休有容，不辨贤愚，是其高处，亦是其短处，偶触念及此，辄欲作不平之鸣，吾将老矣，与润章之私交公谊，不好不厚，倘遇不得已时，惟有一走了事，绝不愿再受XX等之排挤。”
二
1918年2月7日，刘鹤的父亲刘植岩出生了。刘雨楼育有儿女四人，长女刘植莲，次女刘植兰，儿子刘植岩，三女刘植荃，刘植岩是唯一的儿子。
刘雨楼的四个子女合照。
刘植岩是老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尚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中的刘植岩，就与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墙壁上办救亡墙报，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

1935年他和一些高中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同年又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五区队队长。
刘雨楼知道自己儿子在闹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欲写信给植岩，而其行踪似有离开晋城之势，十有八九不能收到。欲不写则心中不能搁置，惟有不管收到与否，姑写之寄之而已。”
抗战时，刘植岩先在平津流亡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后受组织派遣到孙殿英部从事旧军改造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工委书记。
1939年，刘植岩奉命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1940年起，先后担任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岳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兼屯留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
刘植岩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岳北地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西北局工委委员，太岳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委，晋绥十一地委书记兼十一军分区政委等。
1949年5月，刘植岩被调回北京。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后出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长、第一局副局长。1952年秋天，又被调到组织部任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干部管理处二处处长等。

刘植岩是中组部比较有名的“笔杆子”，他擅长写作与家庭氛围有关。父亲刘雨楼酷爱旧体诗，常在家吟诗作对，任职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也是民国有名的学术机构。刘植岩的大姐刘植莲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后来化名雷妍成为沦陷区有名的女作家。
30年代的刘植莲（雷妍）
受父亲和姐姐的熏陶，刘植岩也喜爱诗歌，文笔颇好。抗日救亡时，他就以“上官橘”、“赵橘”为笔名在上海《新诗》等杂志发表进步诗歌。
在1936年加入共产党前后，刘植岩写了一首《书怀》：
一种迷茫，一种需求，一种爱。/落日时黄金的叶子，暮春时的风，初秋的雨。/没有声音，没有思索，只有遥远的凝视。/或是行走，或是叹息，或是永恒的休息。/逝者如斯夫，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独惆怅于美好的往昔，不觉日之迟暮了。/泛孤舟于无尽的溪流或仰首看一天风云憔悴。/在沉沉的寂静中，已显露出神明的启示。
在1937年的第1期《新诗》上他也发表过一篇《喟》：
是大雾中旅人的来临吗
在那被阳光照成橘色的迷雾中
他吹响了一支芦苇
像火焰 红的 黄的
燃烧在薄暮的森林中
幻异地诉说忧愁的故事
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李德伦是刘植岩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曾回忆，上中学时刘植岩就在读诸如现代派、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等方面的著述。1947年夏天，李德伦在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碰到刘植岩，当时刘植岩正在读的书是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在中组部，不少文件、报告、社论都出自刘植岩的手笔。例如《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等等。
三
1958年7月，刘植岩被中组部下放到云南，任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他先后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
尔后文革席卷而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植岩被任命为西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炮打西南局的口号下，大批学生冲击西南局机关，出面接待应付学生的，主要就是刘植岩。见过他当时接待学生的人回忆，刘植岩个头很高，口才好，讲话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学生本来是来闹事的，但被他的讲话折服，他讲完后都拍手，跟着他呼完口号后，就回学校去了。”
不久后，刘植岩被打倒了。他被定性为刘少奇、邓小平、安子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谋士、大帮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爪牙。”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批斗和迫害。
安子文是刘植岩多年的老领导，抗战时期，安子文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刘植岩就在他手下工作，得到安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任组织部长，刘植岩也在组织部工作，仍是他的下属。1956年，在安子文的推荐下，刘植岩成了中组部唯一的处级干部八大代表。
在刘植岩的罪状中，有一条为“保护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时，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准备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肃反控制名单”。把中央机关和各省市上千名有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列入名单，进行保护，不准批判。这个名单，就是刘植岩领导的组织部二处负责搜集整理的。这后来成了安子文和刘植岩的罪状之一。
另外一条罪状，是他保护过刘少奇。
原东北局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李纯六搞了一份材料，说有一个叫刘少犹的人在东北搞地下工作时叛变投敌。李纯六认为，“犹为奇误，刘少犹就是刘少奇”。刘植岩当时在组织部二处，派人到东北进行了调查，并对李纯六进行了处分。刘植岩说：“刘少奇没有到东北去过，一直是在南方工作，李纯六完全是造谣胡说。”这成了他的另一条罪状。
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黑干将、鼓吹刘邓这些帽子，都扣在了刘植岩头上，不止一次批斗、挨打。在当时的一份造反派小册子中写道：“以李井泉、刘植岩为首的西南局，不是承认错误……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这本小册子中，甚至还有他的“供词”。
1967年，刘植岩被关在锦江宾馆9楼参加学习班，12月12日，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从9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这一年他仅49岁。
四
那一年，刘鹤15岁。
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101中学，这所学校是在革命老区创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1951年，经周恩来特批从河北张家口迁至圆明园南侧，生源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和烈士孤儿。
1969年刘鹤到了吉林下乡插队，第二年参军，三年后退伍回北京无线电厂做了一个工人，后来转为干部。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刘鹤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在人大读工业经济系。他曾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1988年，刘鹤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992年至1995年，刘鹤留学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学位。
作为学术型官员的刘鹤，一直都不够闪耀，在成为副总理前，普罗大众对他知之甚少。那时候在美国人眼里，刘鹤更一直是那种普通的文职官员。直到2013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Tom Donilon在北京参加中美高峰会晤时，最高领导人指着他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此后，美国人才开始把刘鹤当作中国的重要经济顾问。
早在1989年，刘鹤作为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经济师，就发表了一篇《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提出倾斜地充实社会资本，为直接经济活动和外资流入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加强市场的组织化，有重点地改造存量资本；全力支持创汇产业。今天看这种思路，很有远见。
多年后，刘鹤成了副总理。在刚刚休战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刘鹤作为特使，主持了和美国的多轮谈判，最终化解了贸易战。
刘鹤达沃斯演讲阐述未来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附全文）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全文如下：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2018年1月24日）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因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过去5年，又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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