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 第 114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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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本应是一个受人尊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岗位，但到了今天，仿佛成了“遍受质疑、普遭微词”的对象，不禁要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此外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最理想的校长？ 大学是学府还是衙门？
今天推送两篇文章的合集，一篇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一篇旧文，他在文章中阐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流学者不能当校长。文章摘自《大学何为》（陈平原/著）一书。另外一篇来自作者苏子，质疑了中国大学是学府还是衙门， 此原文较长，【留美学子】就重要的内容，做以精选编辑，并诚意推荐，如果转载，敬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文： 陈平原
来源： 中国好学者
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中国缺优秀的大学校长（一般意义上的校长不缺），但更缺愿意且能够坚守学问的第一流的专家学者，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近些年，政府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大量提拔学有所长者出任各级行政领导，而当官的好处又是那么明显，如此巨大的诱惑，使得稍有学术业绩且政治正确者，均跃跃欲试，希望得到提拔——不能当个省长市长，也得混个校长院长。
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教授”，没有其他头衔，不要说在社会上“没市场”，在大学里也会吃不开。
有感于学界之日趋势利，我撰写了《“专任教授”的骄傲》，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这不是个别人的志趣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
所谓“官大学问大”，虽不是共识，但已成通例。近年偶尔参加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以及学术著作的评奖，深感目前这套评审制度，对于普通教授太不公平。
可“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上者为国为民，下者蝇营狗苟，而无论上策下策，尊卑雅俗，全都必须殚精竭虑。同样的，从事专精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全力投入（即便如此，尚不能保证出一流成果）。两个“全心全意”互相打架，于是培育出众多“半心半意”的学者。
如今的大学教授，聪明点的，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在做学问，但随时准备收拾行李当官去。
以前学校里的职务不算官，如今“换了人间”，有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的分别，还有各种相关待遇。学校里开会，介绍来宾时，也都井然有序，从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所长到教研室主任，中间还得考虑“正院长”“副书记”以及“校长助理”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最后，才轮到“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著名学者某某某等”，真让人啼笑皆非。
这一套“仿官场”的规矩，即便只是仪式，也都变成一种“无言的教诲”。
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因热爱学问而拒绝出任各级行政领导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是“稀有动物”。长此以往，期待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实在是难了点。
在我看来，奖励优秀学者的办法，不是让他/她去当校长、院长、系主任，而是让他/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我才说，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可惜了。
至于我谈第一流学者执掌大学后可能出现的弊病，那是在“学科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
最近十五年，中国大学改革的趋势是，从单科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从小巧大学向巨型大学转移，这样一来，如何有效地管理大学，尤其是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
承认大学里有不同学术背景造成的隔阂，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不同思路、尊重其趣味与选择，这对于“术业有专攻”的前学者、现校长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不仅仅是“一碗水端平”，不过分看重、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其间更包括避免用自己学科的管理方式来“大力支持”其他学科。谈到这里，我举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
其实，这意思我十年前就说了。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1998）中，我曾这样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
蔡元培与陈独秀
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应《南方人物周刊》之邀，我曾撰写《为大学校长“正名”》（2004），谈及大学校长的诸多标准，其中第二点是“有专业，能超越”。具体论述如下：
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并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大学校长不该是纯粹的行政官员，而应是著名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问题在于，对于“学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
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倾向于将“院士”作为主要指标。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简单：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这个偏差实在太明显了，相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
我想质疑的是：选择大学校长，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顶尖学者”。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是第一流的大学者，不该委以校长重任—— 让其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其次，大学者不见得就能管好大学。
我担忧的不是其行政经验（那是可以培养训练的），而是平日里特立独行（作为学者，那是美德；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成其“大”），一旦转化为权力很大的管理者，是否会变得刚愎自用？
还有，长期从事“高精尖”的专业研究，有所见也有所蔽，出任大学校长，能否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顶尖学者”，大多对自家从事的专业极端自负，而对其他学科的价值及进展缺乏起码的了解，甚至不无偏见。就因为出任校长，必须一碗水端平，如此“委曲求全”，对人对己都很失当。
在那篇文章中，我同样提及，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回首民国年间诸多有所作为的大学校长，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等，都是有专业，而又并非第一流学者。
“其实，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好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既当校长，又抢课题，还带了不少研究生，这种‘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做法，我颇为怀疑。不是你当校长不够尽心，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挂名——谁都明白，做好这两件事，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你一天又不可能变出四十八小时。与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我以为，国家根本就不该给大学校长重大科研项目。”
至于谁的学问一流、谁的学问二流，有时是见仁见智，或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既不必对号入座，也不好强做分辨，说到底，只是为了说明“大学管理”不同于“专业研究”，各有各的努力方向。而且，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谈这个问题，暗含李方桂的故事。
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曾拒绝出任中央研究院拟设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理由是：“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据说前去说项的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听后，并没发火，而是作一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作为后来者，我们能理解李、傅二君各自立场的差异，但又承认，二人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极为难得的“第一等人才”。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不该让第一流学者当校长，既是希望社会及政府尊重学问，也是意识到今天中国大学问题的复杂性，远非“学问中人”所能理解、所能驾驭。不要说“世上已无蔡元培”，即便蔡先生再世，也都可能回天乏力。
2007年10月15日于圆明园花园
附文
中国副部级大学名单曝光
学府还是衙门？
作者： 苏子    来源：掌停车
如今，一流的大学成了一流的“衙门”，层级分明，等级森严，哪还有人甘于寂寞，好好做学问？
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一般情况下，普通本科高校的级别是正厅级，但是，在全国有32所大学被定位为副部级大学，这32所副部级大学的书记和校长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任命，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这些大学的校长和党 委书 记全部享受副部级待遇，由中组部管理。其中，国防科技大学为副大军区级别。
中国32所副部级高校名单如下：
北京区（7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天津区（2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东北区（3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陕西区（3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上海区（3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江苏区（2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湖北区（2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区（2所）：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副大军区级）
安徽区（1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区（1所）：厦门大学
广东区（1所）：中山大学
浙江区（1所）：浙江大学
四川区（1所）：四川大学
重庆区（1所）：重庆大学
山东区（1所）：山东大学
甘肃区（1所）：兰州大学
除去32所副部级高校的所有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即包含7所985大学、所有非985的211大学，以及其他所有普通本科高校都属于厅局级单位，其中，中央直属高校的书记和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宣布；高职高专院校则属于副厅级，包括所有公办专科高校、公办职业技术学院。另外，独立学院有公办民助的性质，级别一般也是副厅级；民办高校一般不署行政级别。
戴着“官帽子”的中国大学，与人们心中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高地早已相去甚远。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若干司局长熬了许多年，在大学里谋个副部安度余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所谓“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有一个真实故事：
某学生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结果毕业证上统统盖的是北大校长林建华的章。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调侃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段子，经过查证北大林校长的履历，发现这名学生确实没有弄虚作假，怪就怪中国校长走马灯般变换得太频繁了。
林建华履历（节选）：
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委、校长;
2013年6月至2015年2月任浙江大学校长;
2015年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校长;
2015年3月5日，国务 院正式任命林建华为北京大学校长。
今年1月，施校长愤而辞职，原因是清华“就业引导教育”的功利性，导致中国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无人再潜心科技研究。以施校长之材，绝对是清华一大损失。
也就是说在“官本位”的渗透下，中国诞生了32个副部级大学，那么就需配置64个副部级干部。由此类推，正厅，副厅、正处、副处......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都争着谋个处长或副处长的原因了。另外，要是能在教育部或国家学术评审机构占个一席之位就更好了，这样不单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教授说话自然也更有分量。“官大学问深”，不是共识，却已成通例。
中国大学：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
忆往昔，民国时期的大学之风，称得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开一代学术与自由之风”的北大蔡元培、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南开张伯苓、浙大学风与灵魂缔造者竺可桢、以及与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等，一代代闪耀人性光芒的伟大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何曾想自己一手打造的理想国，如今竟乌烟瘴气、危若累卵。
从左至右：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
在现在的大学里，就业率才是最紧要的行政任务，为了千方百计提高就业率，甚至有学校“绑架”学生的毕业证，要求学生拿就业证明来赎。那漂亮的数字背后，风光无限的高等学府只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学生则一如流水线上的商品，被粗暴地被打包出售。
对此，北大学者钱理群直言不讳，最著名的是《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他在文中警告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可谓振聋发聩！
“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触目惊心！学者资中筠痛心疾首：“大学培养了一群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学生，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只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多少家长为了将孩子送上名牌大学疲于奔命，殊不知，金玉其外的高等学府早已是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名牌大学毕业又怎样？马云就说了，北大、清华毕业的，不要去阿里上班，应该去中小企业锻炼。另外，马云建议哈佛、清华等名校毕业生，要尊重那些差劲一些的学校出来的学生，非名校毕业的学生，也请尊重自己。只要努力，会有机会的。
今天，我们说大学变了、老师变了，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怂恿学生们放弃读书，放弃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是最质朴的金玉良言，即便你不在学校，学习也必须是终生事业。尤其是寒门子弟，要始终坚信只有读书才是你改变命运的“人生捷径”。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百年前梁启超的殷切期盼，如今读来仍使人心潮澎湃。在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上，还请中国教育者再三思量！
2018年高考在即，借用蔡元培校长一句话：“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祈盼广大青年奋发图强，只争朝夕。

来源：陈平原、苏子/ 中国好学者、掌停车【留美学子】删节整理，转载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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