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带什么？

文：泥巴青年图：胡萝卜

昨天腊月二十三，今天腊月二十四，满屏到底哪天是小年？有人说，北方二十三，南方二十四；有人说官三民四。不论小年是哪天，大年都是越来越近了。回家也是越来越近了。

要装箱了，回家到底带什么呢？不由得想起这些年，从作为“留守儿童”期盼父母回家，再到外地求学工作回家看望“留守父母”，再到自己为人父母后的回老家，箱子里塞些什么东西好呢？

曾经最期待父亲带回来的面包。县城菜市场里有卖面包的师傅，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装着大箱子，里面是整袋的面包，黄灿灿油亮亮香喷喷软绵绵，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吃。一块钱一袋，一袋四个。父亲买回来后，我舍不得整个地狼吞虎咽，要掰碎了一点一点地拿，一点一点地尝，那是真正的“手撕面包”。现在看来，就是最最简单的老面包，没有任何的花式。小学课文中讲到，革命导师在狱中用面包做墨水瓶，牛奶做墨水，有次担心敌人发现，居然一气吃了六个墨水瓶！羡慕得一群山里苦孩子差点流出了哈达子，对革命事业萌发了朴素的由衷的向往。

最惊喜的水果，应当是香蕉。农村杂货店里的水果常见的只有一种，青涩坚硬的苹果，耐放，可以卖很久。然后是青皮的桔子。香蕉是稀罕物，卖不掉容易坏，因此是没有小店愿意卖的。如果父亲回来买了香蕉，那真是惊喜了——有次半夜就被母亲推醒，吃了一小截熟透了快烂的香蕉，真是美味。当然，我的父亲很了不起，常常给我们惊喜，比如有次居然从海南扛回来一蛇皮袋新鲜的菠萝——那时候可没高铁，飞机更是不可能的。在安庆码头，一群人看着稀奇，有人撺掇他卖了，出价20元一个，那是很高的价钱。老爸硬是不卖，全部扛回来了。那些天，一起琢磨削菠萝、吃菠萝，可以幸福一个假期。

零食期盼的是方便面、豆奶粉。刚才说了，面包有时可以央求，牛奶可真是奢侈，到了大学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那时流行麦乳精、桂圆大补膏，当然这些都是给老人的，小孩子偶尔能够尝到一两口。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偶尔可以搞一小袋（泡一杯的小袋）豆奶粉，在班级绝对是可以神乎的事。跟赈济灾民的一个个空碗似的，一小袋豆奶粉的主人拿着那个小包，撕个缺口，往每只小手心里挤出来一点点。大家都稀奇地去舔手心上的奶粉，脸上是满意的幸福。如果手心的一小撮多了一点，或者舔快了，奶粉会黏成一小坨，粘在牙缝间，那是奇怪的幸福感。然而手心总是黏糊糊的。另外期盼的就是方便面，叫“幸运”的牌子，袋子里一大块面饼，还有一小袋极香的葱油。每人掰一点点，一小块几小根面头，可以做一天甚至一周的念想。

穿着的期盼，是每年初一的新衣新鞋。新衣是大事，一年到头，父母总给孩子到裁缝店做一回，平时只有实在没衣可穿的时候，才会去扯布做。更多时候是凑合着穿，老大的旧衣补了或者改了给老二老小。因为新衣太过贵重，只能作为大年初一的礼物，年底不敢过多期望。如有亲戚家的大事喜事，或者孩子第一次上门，在几个糖果鸡蛋切糖之外，如果能有双袜子、或者一条毛巾、或者一方手帕，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礼物。新鞋是母亲或奶奶外婆纳的千层底。每年要割麻、泡麻、剥麻、刮皮、搓线，要剪纸版、晒鞋面，最后才是纳鞋底。一针一线，现在想来十分不易。勤快的婆子，一年会给家里每人做一双，偶尔还能给特别好的亲戚做一双。当小孩子被喊着伸出脚来，与鞋底比划测量脚的尺寸时，好事就近了！当然，小孩子也是可以做些贡献的，比如帮忙搓麻；还有更重要的是帮忙穿针——小孩子眼睛好，来帮奶奶穿针。有些手巧的妈妈，还会用毛线织毛衣，两根长针上下翻飞煞是神奇。孩子能做的是帮忙“绕毛线”，就是将买来的毛线绕成线团。

后来读高中，住宿到县城了。手头有了伙食钱，过年过节回家，除了拿腌菜和换季的衣，也想买点啥东西带给父母亲和爷爷奶奶。奈何手头实在寒酸，也就是几根香蕉的财力。有时买一点点城里的稀罕物，比如话梅、柿饼、夹心饼干、桃酥等山里自己做不了的、少量的又不太贵的。胡萝卜妈妈高中时，第一次知道了“母亲节”，恰逢那个周末回家，心血来潮，买了束康乃馨送给她母亲。母亲嗔怪道，“嗯呐（家乡话：你啊），搞钱不容易哦。”现在记忆犹新，犹在耳畔。

读大学到了大城市，能买回家的玩意儿就多了。大学生可以做做家教兼职，手头的钱总会多了些，花费也多了不少。过年带回家的，主要还是些特产吃的。不过我有个愿望，给父亲买个二胡。父亲有双巧手，竹匠篾匠的手工活儿都能无师自通做一些，字也写得好，读书时老师的油墨卷子很多都是他在蜡纸上刻写的，还能拉二胡。我小时候的玩具之一，就是根形状奇特很精致的小木棍，后来知道那是二胡的琴轴。大学第一年过年回家，我给父亲买了把二胡，花了160元，成了后来很多年我们家过年时的休闲乐事。

读书时也异想天开，让父亲学外语。前些时间写过一篇“孩子何时开始学英语？”，回忆了山里纳凉的夏夜，父亲教我“三块肉喂你妈吃”（thank you very much)的英语启蒙。于是给他买了教英语口语简单句子的书。父亲学得很起劲，会了很多句。期间还有次很神奇的经历。父亲是做猪鬃的大师傅，南京某个制刷厂的老板，要做一单印度的外贸生意。印度的老板要亲自来考察供货的猪鬃是否靠谱。父亲就被中方老板邀请作为专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陪同外方出了一趟差，鉴定猪鬃质量。父亲回来说，那些经理们，好多也是读了大学的，可真要跟老外说起英语，一个一个都不灵光，都憋不出来，还不如我这“三块肉”的水平，对着猪鬃比划，老外还真能懂。于是更起劲了。但派上用场的也仅仅就这么一次，后面学着也难了，我也没空督促了，现在又回到了“三块肉”的水平。

再后来，我们工作了，经济条件更好了，过年回家买的东西越来越充裕。果脯、茯苓饼、糕点，每次回家都是满满的箱子，年味很浓。想着买点特别的，就给外婆和几位老人买了双很有名的北京传统的老布鞋。当年老人们给孩孙们纳了那么多的鞋底，如今收到这双鞋面精美的布鞋，格外地珍惜。让她们穿，都舍不得——老人们有自己的心思。多年后，外婆离我们而去了，她也终于穿上了——如她所愿，她穿着外孙带回来的这双精美的布鞋上了路。

近些年回家，农村经济条件都好了，交通发达了，购物便利了，反而不知道买什么了。有好多同龄人或者年纪更轻的子弟也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搬到城里住。仅就过年回家住几天而言，生活上与在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环境空气都更好了，但总是感觉缺了啥。直到自己的孩子识字说话麻利了，我才意识到缺了什么。

胡萝卜回老家很兴奋。后来被问到老家好不好，他想了想，说：“老家没有书。”

老家只有两本书，一本旧来一本古。

要想买本娃娃书，满山找遍无问处。

——2017年2月，六岁孩子眼里的老家。

孩子的话很直接。我后来留心观察，老家很多亲朋家里，装潢家具与大城市都一样了，但真的没有书。现在想想，我们当年成长在这里，那时也有想读书的内在冲动，但没有“读书”这个意识，甚至都没有“读书”这个词。或者说，那时“读书”二字之于我们，仅仅是上学的课文学好、考试考好。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过让父亲买书回来，如果能买几支铅笔作业本，那就极好不过了。

我在山里，除了小朋友手中极少的连环画，只在舅舅房间里看了大半本的《瓦岗英雄传》、在一位老爷爷家里看了一本《李自成传》。那是真正的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根本不知道回家吃饭。母亲喊了几遍也不回家，老爷爷家把饭菜做好了也不吃，非要看完不可。现在有句话，大意是，你读了什么书，你就成什么样的人。以至于现在，胡萝卜妈妈还笑话我“山里出来的，有匪气”，大约一是生长在山里，二是更主要的，读了两本“土匪”的书。高考结束后，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满宿舍的同学买了个巨大的西瓜，用大刀劈了酣畅淋漓地分食了。另一件，就是一头扎进桐中门口的新华书店，疯狂地看书，从中午看到下午看到天黑看到打烊，从站着看到倚着看到坐在地上看，以至于感动了书店的负责人阿姨——这孩子高考结束了还这么死劲看书——她可能不知道，高考结束了才是我真正要看书能看书的时候。阿姨说，孩子，我要下班了，这些书送给你吧，不要钱，我付钱，我开书店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爱看书的孩子。最后我抱着十几本书回了家，每年过年都要翻出来晒——那是我的第一批“藏书”。

老家桐城历史上是个读书的地方，现在却很难看到读书的样子了。去年过年回家，可能是因为我们走错了街区，拉着孩子在街上走了很久，各种馆子铺子打牌的喝茶的捏脚的唱歌的非常多，就是没有找到一家像样的书店或者可以读书的地方。仅有的书店小门面，也是卖教辅，至于孩子看的书、大人看的书，很难找到。过年回家的人们，小车后备厢里都带着烟酒，档次越来越高，也有给孩子的电动汽车等玩具或者学习用的电子产品，但没有听说谁给孩子带本书的。当然，不读书、不带书，只带烟酒玩具的大人们，也都不忘记跟孩子提要求：“好好读书，将来考桐中，考大学。”

家乡烟酒的高档次搞攀比是有些名气的，在外常常听乡人谈起此事摇头叹息。我不抽烟，也不嗜酒，不得已的场合喝一点，所以对此没有什么理解。所谓中华玉溪、金皖普皖，除了价格差几倍，对我来说就是一缕烟，一吹就散了。但那一吹，确实可以吹掉很多的书。我跟胡萝卜一起讲故事、胡萝卜画画，一年积累下来，承蒙出版界的朋友抬举，出了两本小书，在书店和京东当当卖，全价才18块钱一本，两本才36块，而且实际卖书都是打很多的折扣，两本书还顶不上半包中华，或者一小杯茅台。

胡萝卜在灯下给自己的两本小书签名《小蜡笔的秘密》、《胡萝卜远行记》

我不知道那几根烟吹掉的感受是如何地“快活似神仙”，但我知道这两本小书，一定能给孩子带来一个假期的惊喜、愉快的读书和读画的体验，激发孩子想象的空间——当然了，如果是爸爸妈妈一起读，那是美好的亲子陪伴。我们自己玩耍的小画书尚且如此，何况那么多的经典好书，价格非常的便宜，却是无尽的宝藏。

于是我想，当你潇洒地给人递根中华烟，不如给人家的孩子递本小书——当然了，如果对方认为这个价值不如一根烟，那这样的人不交往也罢，浪费了那根中华。所以我们带了一些书回来——反正平时我见人也不知道递烟，试着给人递过，被人笑话笨拙。给人递书是我的长项和主业。

今日回老家，有事在省城逗留。刚到合肥住下，就在胡萝卜的要求下，一起去书店，不能让“老家没有书”的事情重演。书真便宜，跟菜市场买菜一样，不用问价钱。胡萝卜一气拿了十九本，才两百五十余元——不要说茅台五粮液了，估计也就是半瓶口子窖。

今天买了19本书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不少世界著名的投资大家和成功企业家，每年底都给他们的伙伴和有来往的人推荐他们当年读的好书，还要写封长长的信，解释为什么今年推荐这本，自己的心得是什么。我因工作关系，每年都能收到几封这样的信或书。有位学识人品很高的学者同时也是学校领导，曾在出差路上问我读了哪些书。还有印象深刻的是某位排名前十的大企业家，他的办公室不仅有成堆的书，他还给我们看那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满满批阅的书本。这些各行各业做得最好的人们，他们认真地读很多书，每次遇见这样的情形，我都既感惭愧，又受鼓舞。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都更好了，回家过年带什么呢？我真希望哪天回家，大家感兴趣的是你今年给家里买了哪几本书？而不是，你给家里带了几条烟几瓶酒。真希望家乡不再以烟酒攀比，而是以读书为荣。如此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二三十年后，当真读书的一代孩子们长大，民风定有新境界。古有乡贤回乡兴学，今日外出归来的人们如果能够带书回家给孩子们，也是大好事一桩。

家乡先贤张英云，读书者不贱；老家俗语称，穷不丢猪，富不丢书。一条好烟不如一本好书，我想这是我们当代读过书的人能做的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2018年2月9日（腊月二十四）凌晨记于合肥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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