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厕所冲水按钮之后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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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污水处理还没有普及之前，用污水施肥种庄稼的污水农场，产销状况良好。巴黎郊区热纳村用城市污水所种出来的蔬菜，就深受巴黎饭店的欢迎。

如何处理自己的粪便，简直就是人类文明史的镜像。11月1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厕所日”，今年是全球第三次过这个节日。

据报道，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近年源源涌入中国游客，但最近困扰园方的是，中国游客蹲坐公共厕所抽水马桶，频频踩坏马桶座。园方的解释是“亚洲蹲”，即“

亚洲人习惯蹲着如厕，中国公厕都是如此，显然与美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

”。

多年前，踩坏抽水马桶的事情就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频繁发生，但当时的解释是如厕者嫌弃其他人坐过抽水马桶，不卫生，所以需要蹲在上面，避免皮肤接触。根据生活经验，这个解释更为靠谱。

如何排泄和处理自己的粪便，今天似乎成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作为以农耕方式为主的文明体，中国人曾经最善于利用自己的粪便

，其使用人类粪便给庄稼施肥的历史长达4000年之久。人类粪便含有丰富的氮和磷，经过4000年精耕细作，中国农村土地仍然非常肥沃，而同时期的其他伟大文明，却因土地退化而纷纷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

对人类粪便的珍视，使中国历史上自出现城市开始，市政当局几乎就没有为粪便的出路发过愁

，没有像同时期的西方城市那样，将粪便直接排入城市河道或遗弃在街道上。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便的人力车或牛车，他们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农民。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大城市基本能管好旱厕。在欧洲历史上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出现。

到了近代，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在一些城市，粪便问题开始变成灾难。19世纪末，在北京城里收集粪便的行业老大们已经被称为“粪霸”或“粪阀”。1925年，北京警察当局让“粪阀”们把晾晒场（晾晒粪块，臭气熏天）搬走，这些粪阀们只罢工三天就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警察不得不让步了事。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城市里一般居民家仍然没有抽水马桶，市政设施没有化粪池等物，各家各户的粪便要么用马桶要么用夜壶，早晨倒给挑着“黄金担”的粪夫，粪夫的营生虽脏虽臭，但收粪是桩没本钱的买卖，早晨从各家收了粪，统一装入粪车，兑入一倍的水，再拉到曹家渡沿苏州河边的粪码头，当肥料卖给乡下农民。家家户户的出货者，若想让这些粪夫上门收货，也需每日付一个铜子，或每月付二十铜子给粪夫作为酬劳，若有谁家惹了粪夫或拒付酬劳，粪夫则拒绝上门，那这家立刻粪满为患。

与北京一样，以粪便为生的粪夫结为“粪帮”，其帮主是流氓大亨黄金荣的老婆阿桂姐，她垄断着华、英、法三界的粪便买卖，加入粪帮的粪夫，每人每年交几块钱给阿桂姐，她再去名流那里募捐，粪帮人员生病即可进医院，账挂在她那里。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粪便通常仍被当作肥料使用。

市政生活表面光鲜，一旦遇上粪便处理，便十分难堪。

笔者当年从乡下到一个大镇上学，有一天在街上，猛地闻到一阵剧烈的粪臭味，抬眼一望，看到远处的一辆架子车上，一个农民正在往运粪便的大木桶里倾倒粪便，粪臭味就是从那里来的。粪便从哪里来的呢？留心看了一下，是另一个农民从一旁的居民家里，一担一担挑出来的。原来是农民清理居民家的粪坑，把粪便拉到乡下做农家肥。那岂不是整个家中，从里到外，都搞得臭气熏天不成？这成了我在这个镇上学习生活的那些年，经常见到的场景，最后习以为常。

文明程度越低，粪便处理越随便。反之如是。

粪便处理背后，涉及自来水、电力、城市规划、污水处理等等诸种现代技术。

即便排除电力因素，这些设施，背靠的是城市公共精神的发育程度。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上了抽水马桶，城市公共厕所越建越多，不过很可能遇上发达国家粪便和污水处理后的另一个难题。

在《厕所决定健康》这本书中，作者提到，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利用污水灌溉田地，出产的核桃个大肉香。

但是到20世纪末，当污水被净化和处理后，被收集和清除掉的泥状沉淀物中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粪便。排到下水道里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留在了泥状沉淀物中。

据估计，全美国的各类工业所使用的化学成分高达10万种，而每年又增加1000种新的成分。这些化学成分中可能包括多氯联苯、邻苯二甲酸盐以及其他致癌物，这些化学成分不可避免进入下水道中；泥状沉淀物中包含所有来源的病原体，医院患者的粪便就是患者的粪便，排到下水道也是患者粪便；此外还有重金属，等等。有人认为，污水处理的水平越高，所除掉的泥状沉淀物就越糟糕。

在离华盛顿6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霍尔特怀疑，施用这种生物固体肥料导致了土壤和水受到污染，使他的孙子和侄孙子都被确诊换上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病。接着，本地一条狗感染上了食肉细菌。接着有人为一对患癌症的夫妇筹措资金，人们开始历数所发生的事情：库克家的三个女儿患上了乳腺癌；霍夫曼的母亲患上了直肠癌，父亲患上了直肠癌，一个13岁的儿子患上了睾丸癌。在一个只有38人的社区，有5例脑癌患者，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新罕布尔州的社会行动家希尔兹一直在收集使用泥状沉积物作为肥料所产生的健康问题的报道。她掌握的材料有500页之多；科内尔大学垃圾管理研究所收集了350件与泥状沉积物有关的健康投诉，并列举了病情特征。

2002年，美国环保署微生物学家刘易斯领导佐治亚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对施用泥状沉积物有关的53份健康问题报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葡萄球菌感染病例高得惊人。刘易斯认为，泥状沉积物中的化学刺激成分可能损害器官，继而使葡萄球菌很容易进入血液。刘易斯含蓄批评了泥状沉积物，尽管被环保署授予了科技成就奖，但是仍被解聘。

1975年，美国环保署有害废物司技术部主任威廉桑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质疑环保署为何能将泥状沉积物视为肥料，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城市污水中工业废水的比例就占去25%，而在某些地区甚至是100%”。3年之后，他又写了一份备忘录，质疑为什么作为肥料的有害废物中不允许含有镉，而泥状沉积物中却允许含有镉，而又没有任何实验证明它的毒性更小。几天之后，他被开除了。

在缺乏一致的科学论断情况下，生物固体肥料工业的命运只有在法庭上见分晓了。肯塔基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法官们已经判定泥状沉淀物的气味是一种扰民现象。

2006年，一个农场主的奶牛在吃了施有泥状沉积物的肥料所种植的饲料后，奶牛的死亡率上升到30%，比奶牛的正常死亡率高出10倍，农场主获赔50万美元。美联社的调查发现，这些奶牛所产的牛奶中，铊的含量是饮用水中所规定含量的120倍。独立的测试发现，砷和镉的含量也是法定含量的两三倍。

诸如亨氏和德尔蒙特等大型食品公司已经拒绝接受在施有泥状沉积物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农作物。全国农场主联合会也制定了政策，规定“将B级生物固体肥料施放在地表上的做法应该被禁止”。

看来，美国生物固体肥料的未来可能会走上欧洲之路。瑞士曾经将40%的泥状沉积物放在地里，但是却在2003年颁布法令禁止这一做法，因为泥状沉积物中的多氯联苯等已经严重超标，还因为农民由于担心伤害自己土地而拒绝使用这种肥料。荷兰已经禁止在农业上使用泥状沉积物，法国、德国和瑞典的全国农场主协会也都反对使用这种肥料。不过英国有些特殊，因为不管是海外派兵还是岛内施放泥状沉积物，都和美国站在统一战线上，所以仍将70%的泥状沉积物在农田里，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替代办法。

但是在中国，公众似乎还没有精力去关注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泥状沉积物最终去了哪里。

【注】本文原标题《厕所无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