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比较：出世与入世

作者 | 庄祖鲲，牧师，宣教学博士

文章来源 | 藉我赐恩福

编者按

近年来，从“国学热”到“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日隆，关于“儒道佛”思想如何影响各自信众的人生观及社会参与度的论述不绝于耳。

本文以文化比较的视角，梳理了儒家如何从先秦孔孟倡导的“修己达人”“内圣外王”的入世思想，转为到了宋明诸子在佛道宗教思想渗透下大力提倡消减外王理想的“心性之学”；回顾了具有“厌世出世”性格的佛教从备受韩愈等儒家严厉批评的外来宗教，到明清发展为与儒道互补的帝王执政工具，再到民国以及台湾当前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被中国人彻底改造为极具“入世”面貌宗教的历史过程。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比基督教，介绍了基督教“仅此一世”“后有审判”的信仰。借此谈到基督徒充满积极动力的人生，特別重视在有生之年善用自己的光阴、钱财去济世助人，成为世上的“光与盐”；并且以“不属世”的灵魂激励服务大众、贡献社会的“入世”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接受、融合那些可以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外来思想，也在于能够不断转化、改造那些阻碍文明发展的外来消极因素，更应该看到历史留给我们震耳发聩的普遍启示：儒道佛的“内圣”从起初就没有竖立起大义天下的可能，因此势必以“入世、避世、逃世”的消极来掩映两难之处境。

本文客观理智溯源性的对比，尤显重要。新千年中华文明如果崛起，首要解决的是人性烂根的问题。基督信仰究竟会不会成为中华文明崛起的主力军呢？庄祖鲲好文，共飨大家，先睹为快！

正文 TEXT↘

中国的根文化其民族性注重实际，因此强调入世胸怀的当属儒家比较能与其共鸣。而相反，所有的宗教，无论是佛教或基督教，似乎都是强调出世的。这种印象往往成为中国人（特別是知识分子）对宗教产生排斥感的原因。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也是宗教对话中必须克服的问题。

儒家的入世观

孔子是一位务实的伦理道德倡导者、教育家，他对形而上的哲学及宗教兴趣都不大；但他秉持入世的精神，强调“经世致用”，透过为政，达到致天下於太平的抱负。这就是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论语 · 宪问篇）及“内圣外王”的观念。

关于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蔡仁厚认为，“内圣”是安身立命的道德宗教问题，属于终极关怀方面；“外王”是社会实践问题，属于现实关怀方面。1 从原始儒家观念来看，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的理想，是同等重要的。特別是孔子兴起于春秋乱世，志在拨乱反正，所以极为关注外王的问题，内圣是为实现外王理想而存在的基本步骤。

《礼记大学篇》为内圣外王建立了一个顺序：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换言之，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首先要从修身做起。然而修身（即内圣、成德）的工夫却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久而久之，外王的理想就只剩下一个虚影。

儒学既然主张入世，也就积极鼓励知识分子议政甚至参政，强调“学而优则仕”，并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不是圣贤，而是“君子”。因为圣贤是遥不可及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反地，君子却是经过道德的实践，可以达到的境界。同时，“君子”一词可能有双关语的意味，2 既是道德上令人尊敬之人，也可能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亦即，儒家的理想人物“君子”，有政治上的涵义。

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旦卷入政治的漩涡，就往往难以自拔。更何况，当人存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功利心态去读书、去考功名时，恐怕为国为民的胸怀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因此，历史事实是，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往往是凤毛麟角；而且，凡有此志向者，在仕途中也恐怕都饱经挫折。

到了宋明新儒学，程朱理学还秉承着原始儒家的那一点“真骨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为方式，以便达到为政者“敬天保民”的儒家仁政理想；王阳明之后，诸子则大力提倡心性之学，虽然形式上仍继续以“内圣外王”为追求的目标，但实际上却更加重视“内圣”的修己功夫，而忽视“外王”是为了兼济天下。3 韦政通认为，因着道家及禅宗思想的渗入，使得宋明儒学将外王的理想逐渐消减甚至消除了。4

当世局纷乱、势不可为之时，儒家又如何应对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 ·泰伯篇）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却怀才不遇时，也曾不禁发出“乘桴浮于海”的感叹，这就是“无道则隐”的选择。而孟子则进一步说：“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于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 尽心上）

然而有人指出，用“隐”来面对“无道”，毕竟是有些消极的，有明哲保身的思想导向。5 这与道家采取避世修仙、隐逸于山水，寻求精神自由的人生观，其实相去不远。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进而以“儒”积极入世，退而以“道”无为避世。苏轼也认为儒家与道家“相反而相为用”，所以他“以儒为表，以道为里”。这或许也就是陶渊明退隐江湖之后，能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来源吧！

关于这一点，于丹也看到了：“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的信念；而道家看重的，永远是更高旷的苍天之上的精神自由，永远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中国儒家思想……要求人担当；但道家思想……要求人超越。”6

所以洪修平指出，7 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因而比较强调宗法伦理；而道家却着重人的自然性，强调个人的自主、独立和自由。在实现人生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借用了道家一部分思想的道教则讲避世“无为而归真”，通过逍遥无为来实现人生。

佛教的“出世“与”入世”

关于佛教的“出世”思想，台大哲学系杨惠南教授在评论台湾佛教（包括前中国佛教）时，8 提到传统台湾佛教的“出世”性格，至少包括四方面：

厌弃本土而盛赞他方世界
散漫而无作为的教徒组织
甚少参与社会政治、文化事业
传教方法落伍

他提到，中国佛教在明朝只剩禅、净二宗。但是到了清朝，尤其是雍正皇帝，除了个人倾向喇嘛教之外，还刻意地打压禅宗，提倡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使禅宗迅速没落。以至於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佛教不问其宗派如何，都以念佛为本。9 而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强调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基本上是主张厌弃世间（裟婆世界），而切慕往生净土的“出世”思想。在这种思想里，往往强调先成就自己，再利益众生。因此，除了一心念佛之外，很容易荒废世俗实务。

这种出世心态，曾引起著名儒者如韩愈等人的严厉批评。但是到了明朝，儒道佛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交融之后，佛教在中国与儒生和道教形成了独特的互补现象，10 甚至有“三教同源”的说法。换句话说，若是世态险恶，以儒家入世不得，以道教避世也不成，则有佛教的万法虚幻、唯心净土、即心即佛、轮回报应，及天堂地狱等说，给人精神安慰。所以儒道佛三教彼此分工配合，正如禅宗大师憨山所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1

自明朝开始，佛教就提出“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的说法。至此，讲求“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入世”而面向人生。1980年代之后的台湾佛教，更有走向“入世”的倾向，令人耳目一新。其实台湾佛教界的走向，应该可追溯自民国初年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太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宗教思想的冲击下，对当时佛教的腐败及出世精神，做了深刻的批判与反省，大力提倡以人生为中心的“人生佛教”。

太虚在有生之年，并未能看见中国佛教的改革开花结果。但是他的弟子印顺法师，后来却在台湾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并且蔚然有成。印顺法师以学术见长，曾以《中国禅宗史》一书，在1973年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博士学位。

印顺认为，中国佛教的衰微，根本的原因是自身思想体系的缺陷。12 因此他从天台宗、禅宗到净土宗，批判传统的中国佛教，对净土宗言词更是严厉。而印顺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基本上是人文主义式的，13 也特別强调社会关怀。14

目前台湾的佛教界号称有四大山头：星云法师的佛光山系统，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法鼓山系统，以及惟觉法师的中台山系统。不约而同地，这四大系统都全力发展教育、文化及慈善事业，兴建大学、医院，拥有电视台及新闻媒体。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系统都是禅宗的成分居多，圣严与证严更直接或间接与印顺有关，都尊称印顺为“导师”。圣严近年来全力推动“人间净土”运动；证严则以慈善事业闻名於世，两人都是实践被中国人改造过的佛教才有的入世精神的代表。

基督教是“入世”还是“出世”？

曾有人说，基督教有“他世”情怀，儒家却肯定“现世”。其实基督教没有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却强调“仅此一生”。所以，基督徒特別重视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自己的光阴、钱财，去济世助人。因此，有“他世”情怀的基督教，在社会改革、慈善救济、捐资兴学上的贡献，却比一般社会大众高出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反倒是肯定“现世”精神的儒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却逐渐失去了原有济世担当的热情，不是存着“学而优则仕”的私心，就是逐渐转为出世本质的“逃禅”“无道则隐”了。

基督教究竟是采取出世还是入世的人生观？可能耶稣自己的话最有代表性。耶稣曾对祂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5:13-16）。基督徒有服务社会、扭转世界潮流的责任与担当，这就是“光与盐”的意思。使徒保罗也曾进一步地劝勉信徒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2:15-16）

虽然基督教强调“末世”的审判与赏罚，但“末世”审判与赏罚却是以“仅此一世”的表现为根据的。耶稣曾非常明确地告诫门徒说：“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耶稣离世前，在最后的晚餐中，以下面的祷告结束祂对门徒最后的劝勉：“我不求你（上帝）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上帝）保守他们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你（天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约翰福音》17:15-18）。

所以基督信仰不能够以简单的“入世/出世”二分法来界定，因为基督教既非出世，亦非入世。以耶稣的话来说，基督徒应该是“身在世界，心却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是心中另有所属（即属乎神、道、真理），却又被差派到这世界来的人，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从基督徒的存在特征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只是从基督徒的存在价值来看：身在世界，以终极的人文关怀投身舍己，付代价爱人爱己；身在世界，但心却不被这世界所累住，不以这世界的报偿为终极奖赏。从基督徒的胸怀来看：基督徒是身在世界，心承天下，缔结人文传承，带上永世的光辉。

附注：

1. 蔡仁厚：〈儒学的常与变〉，收录於《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编)，正中书局，1997，87页。

2. 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7页。姚新中曾讨论「君子」一词的各种不同的英译，如superior man（上等人）、ideal man（理想的人）、gentleman（绅士）等。但是依据中文来说，「君子」乃「国君之子」，所以应该指贵族。因此我认为「君子」应译为「高贵之人」（noble man）。而且noble一词的英文既可以指贵族的身分，也可以指因为品格高尚而被视为尊贵的人。

3. 李焯然：〈论儒家的经世精神〉，收录於《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编)，正中书局，1997，470-71页。

4. 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台北水牛出版公司，1989，20页。

5. 吴光：〈论儒学对知识份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收录於《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编），正中书局，1997，383页。

6. 于丹：《庄子心得》，9页。

7. 洪修平：〈儒道佛人生哲学的互补〉，收录於《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何光沪、许志伟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31页。

8. 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东大，1991，1页。

9.同上，7页。

10.洪修平：〈儒道佛人生哲学的互补〉，138页。

11. 《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

12. 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121页。

13. 同上，115页。

14. 同上，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