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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创立至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这份由英国改革派医生托马斯·威克利创立的学术期刊，在现任主编理查德·霍顿的领导下，秉承了编辑独立、启发民智、关注全球健康事业发展的理念。七年前《柳叶刀》杂志将其亚洲办公室的总部设立在北京。作为亚洲区执行主编的王辉女士见证了《柳叶刀》杂志七年来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帮助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的历程。近日，知社学术圈对王辉女士进行了专访。她说自己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能与执掌《柳叶刀》的医疗家和改革者理查德·霍顿主编等一流团队一起共事，这份工作也让她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并感到责任重大。王辉女士与我们分享了她对《柳叶刀》高拒稿率、期刊如何应对学术不端、利益冲突和同行评议，以及中国作者的临床研究水平等问题的真知灼见。

全球知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创刊于1823年，那时正是中国的晚清时期。和全球许多医学期刊隶属于医学会不同的是，《柳叶刀》由28岁的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威克利(Thomas Wakley) 创立。威克利医生个性极端激进，不满于英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心怀改革之志的他决定创办一本杂志。由于深感医疗政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威克利后来还成为英国国会议员，决心从源头上影响医疗政策的制定。他的个人风格一直影响到《柳叶刀》今天的办刊主旨，这家医学学术杂志仍旧以观点尖锐，不落窠臼著称。
威克利给杂志的取名一语双关，“Lancet” 一词在中国被翻译成柳叶刀，即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也是这个词语最直白的解释，而其蕴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则是教堂里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寓意让智慧和真理的光芒照射进来，启迪大众。
《柳叶刀》现任主编为英国医生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霍顿34岁就任，已经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21年。他才思敏捷、文笔出众且直言不讳，每周都通过专栏文章发表意见。和威克利一样，霍顿秉信政治和医疗难以分家，在和全球公共卫生和医疗有关的重大话题上，总能听到他独树一帜和具有感召力的声音。
《柳叶刀》亚洲执行主编 王辉
在《柳叶刀》亚洲执行主编王辉女士看来，吸引她加入《柳叶刀》工作的原因是这本医学期刊所具有的不可多得的全球观，尤其是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卫生医疗事业的关注，和被她称为“绝对的天才人物”的霍顿主编对中国的重视（霍顿主编因为《柳叶刀》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支持获得了2015年中国政府授予的外国专家友谊奖。）2010年，《柳叶刀》继在伦敦总部和纽约办公室后，在北京开办了亚洲办公室。毕业于原同济医科大学（现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王辉加入，负责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地区的编辑、审稿、写稿和组稿工作，至今已有七年。七年中，在王辉和伦敦编辑团队的努力之下，《柳叶刀》除了发表中国医疗工作者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临床研究工作，和中国的关联也日益紧密。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主题的专刊，深入关注中国临床医学研究最前沿和最具突破性的研究，公共健康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医疗改革问题。去年开始，《柳叶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举行医学科学峰会，为中国医疗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她也见证着中国医疗学术研究工作水平的进步，如今中国作者以每年1000篇的投稿量成为仅次于英美的第三大投稿来源地。
她自言这个工作令她学习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和霍顿主编等一流团队一起工作的经历，让她倍感幸运，也让她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她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庆幸，生活在霍顿执掌《柳叶刀》的时代。对于卫生健康领域许多现实而严峻的问题，指责（别人）是容易的，重要的是要问问自己，你能做什么。” 她说，也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她个人的任何发展是依托于中国的发展，如果不是有中国医学事业风起云涌的发展，《柳叶刀》不可能把亚洲办公室设立在中国，而且也是因为这份工作，让她结识了很多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脊梁”——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取法的人。
尽管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视野都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柳叶刀》对于大多数医疗研究者来说，仍然显得高不可攀。王辉坦言，这本周刊原创性研究的全球平均拒稿率高达97%。除了专刊，每年中国作者的发表的原创性研究只有3-4篇。
上个月，知社学术圈在《柳叶刀》北京办公室采访了王辉女士。我们和她讨论的话题包括：拒稿率为何这么高？学术期刊怎么处理同行评议、利益冲突和学术不端？中国作者和西方作者在前沿医疗研究工作上的差距几何等问题。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实录，并经过本人审阅。
《柳叶刀》的编辑理念
知社：和其他医学类期刊相比，《柳叶刀》有什么特点？
王辉：和全球许多医学期刊隶属于医学会不同，《柳叶刀》是个人创办，今天还在延续着托马斯·威克利当时的办刊观点。尽管如今这家杂志已经隶属于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该集团还拥有Cell等期刊），但是让我们这些专业编辑感到幸运的是，爱思唯尔公司充分尊重编辑独立性（editorial independence）,编辑的工作很纯粹，就是我们确保编辑质量精益求精，而且编辑部可以撰写独立社论。经营业务由爱思唯尔公司负责。
我在国内期刊也从事过编辑工作，我听过国内一些编辑抱怨，就是他们可能还要参与商业运营，所以给他们的工作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编辑内容独立比较舒服的地方，商业从别的角度推动，各司其职挺好的。
《柳叶刀》还有和其他几个医学期刊不一样的就是它很早就有全球意识，而不是只关注高精尖的科技。但是《柳叶刀》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的健康问题，这是令我特别感动的。这也是她关注中国的原因，并不是说咱们中国不发达，而是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一个世界医学领域的跟随者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变成一个引领者，所以她非常关注。不像一些杂志，只是关注自己国内的那些内容，所以我觉得《柳叶刀》全局观很好。
不是《柳叶刀》一本刊，它是一个家族，有很多的子刊，这些子刊都是从主刊分出去的，表现都非常好。对于很多投稿，如果我们觉得不适合主刊就会推荐到子刊上去。所以，这些子刊从一开始出身就很好，它们很容易接触到好文章，影响因子很容易蹿到很高的位置，在专科领域的影响力是最强的。
还有一点跟其他期刊不一样，我们所有的编辑都是全职编辑，而很多其他杂志的编辑并不是全职。
知社：《柳叶刀》拒稿率很高，编辑选取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王辉：其实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新颖性，因为有些研究你明显看到中国如果是重复西方的研究，重复不同的人群，可能在新颖性方面就会打折扣。还有就是方法学是不是足够强，有很多观察性的研究，在循证医学的证据等级方面层级有限，存在很多混淆因素。所以，我们对研究方法有很高的要求。还有就是道德伦理方面，就是你一定要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拿到患者的知情同意，因为临床研究是在人身上做研究，所以对伦理道德要求很高。
就新颖性而言，我们更关注在这个领域里面是开创性的研究或者是最后盖棺定论的研究，但我们不关注中间量变的研究，即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相信不光是《柳叶刀》，其实很多医学期刊也是用这个标准在衡量文章。
还有一个拒稿的原因就是过于内容专业，因为《柳叶刀》是一个关注所有医学领域的杂志，我们倾向于考虑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比如说肥胖、糖尿病等常见病和多发病，并不是说我们不考虑少见病。如果你能够改变某种少见病的临床实践，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有时候拒稿的原因就是内容过于专业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或者会推荐到适合的子刊，或者就拒稿。
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是一个临床的杂志，我们是做人的研究，而不是在蛋白、细胞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更适合投给基础性研究的杂志。
知社：《柳叶刀》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是如何进行的？霍顿主编曾经公开批评过同行评议的弊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辉：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柳叶刀》的编辑流程是，首先副主编做第一次初审直接会拒掉一些投稿，比如说一看这个标题不对，或者是在动物身上实验，或者提交文章都不完整，这批稿件就会被直接拒掉了；然后他将剩下的稿件根据研究领域和提交的地域第二次分发给我们编辑手里。我曾经给医生们打过一个比方，有很多稿件其实被编辑部直接拒掉，没有机会拿出去送审，就像病人来了就在门诊上处理，只有部分病人可能会从门诊收治入院。我们编辑跟门诊医生一样，对稿件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了之后跟医生开处方一样，要在内部系统写清楚拒稿还是继续进行下去的理由。如果这个稿子我这一级拒了之后，会再被副主编这一级的人看，他们还有权利挽救（rescue）。一篇稿件被拒的时候，实际上至少被读过三次，拒稿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
当我觉得某个稿件有潜力，我们就要拿到内部的编辑会议上去讨论，会上至少有六个编辑大家民主投票，会议同意稿件拿出去审理，我们才可以送出去给同行进行评议，拿出来送审的其实只有20%的稿件，所以80%稿件会直接被编辑部拒稿，而且是没有所谓的修改意见的，拒稿的原因大部分是基于我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对于在外经历同行评议的稿件，我们要请三个行业内专家和一个统计学专家审稿，他们给回来的意见，只是作为参考，最终的决定权是在编辑部这里。
我曾经处理过审稿人都说好，我们最后拒的稿件，也曾经处理过审稿人都说拒稿，我们根据文章研究的问题和趋势，继续进行下去的稿件，直到最后接受，但这都是极少数的情况。大部分情况是审稿人之间意见不统一，编辑部来根据议题和编辑讨论会做最终决定。
对经过同行评议的稿件做最终决定的过程，很像医院的大查房。医生们跟着主任一起查房，讨论病人的情况，管床医生会跟负责该病区的主任汇报病史，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该病例该如何解决。我们在会上每个编辑会像讲述病人病史一样讲解自己负责的文章，根据多方意见，给出临床诊断——就是这篇稿件的去留。在编辑部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有很多火花碰撞，最后会议会得出一致意见，征得主编同意后，编辑会按照这个意见进行下一步，比如需要作者修改。很遗憾有时候作者就算有修改的机会，但因为修改没有达到编辑部的要求，还会有很大一部分被拒掉，所以原创性论著最终只有3%的接收率，可以说是非常难。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柳叶刀》不是所有的栏目都经过上述复杂的同行评议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适用于原创性论著，综述类文章和病案报道。有些栏目，比如Correspondence（通讯栏目）就不需要同行评议，这也是中国作者投稿量最多的栏目。我统计中国作者平均每年发表3-4篇原创性文章，是不包括通讯类文章的。
同行评审虽然不尽完美，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优势，所以如何尽量发挥同行评审的价值，避免问题的出现，是我们编辑时刻努力在做的。《柳叶刀》对于同行评审采取的策略是，编辑会非常认真审读审稿者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审稿人声明相关的利益冲突；还会根据他们的审稿意见评分；对于reviewer的选择也都是非常严格的，不会让其言论一家独大，成为决定性因素。
对于来自中国的投稿，我们往往会找一个当地的reviewer，其实我们是想给作者一个更公平的对待，因为当地的reviewer更了解中国的情况。
王辉女士
知社：对于潜在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是如何处理的呢？
王辉：首先，利益冲突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不是说只要存在利益冲突，就会被拒稿。在医学研究中，很多利益冲突来自于研究得到的资金项目支持，比如大家都知道医学研究很多是药厂来资助的，而且很多新药研发对于临床是有很大意义的。
我们处理稿件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是，希望作者、审稿人和编辑都能开诚布公地声明自己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声明在临床医学研究上特别重要。
对于利益冲突需要公开透明，我想强调的是所有可能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声明，跟研究作者本人判断并不相关，因为最终是由读者和审稿人来评判是否具有利益冲突。我本人工作中遇到一个例子，是审稿人发现作者之前在另一篇文章里对于利益冲突声明前后矛盾，还专门做过相关利益冲突的更正，所以他怀疑作者在这篇投稿里一样没有声明清楚自己的利益冲突，从而对于作者研究的严谨性提出疑问。
《柳叶刀》的审稿会也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每次周四的审稿例会，我们都对外面的学者开放 ，欢迎他们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审稿过程中。
知社：《柳叶刀》是怎样处理学术不端的行为的？
王辉：《柳叶刀》是COPE-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shing Ethics)的签约协议杂志，就是说我们处理任何学术不端，会根据COPE的指南和规范来处理。今年我也很荣幸被评选为COPE的全球理事会理事。 COPE是成立于英国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很多签约成员期刊和出版物，爱思唯尔和《柳叶刀》都在其中。该委员会就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有很详细的指导意见。
我在中国处理过几次学术不端，我觉得很多中国作者有一个误解，普遍认为期刊的编辑应该是“警察”，应该到学术机构来进行调查作者或者学术不端的细节。但是根据COPE的意见和规范，调查行为应该是由作者的上级机构，比如隶属的学校来发起，而并非编辑部。
一旦发生任何学术冲突，我们完全是按照出版伦理委员会的流程图走，比如说我们会立刻联系作者单位的相关领导，按照COPE指南来进行惯例检查。
我在出版伦理委员会的工作时常碰到各种疑难案子，就像医生在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病例，杂志遇到这些纠纷会向COPE咨询意见，COPE在征求全球委员的意见后，综合方案并回复杂志。但这个意见不是强迫杂志执行，而是COPE作为咨询方，建议杂志该怎么做。通过COPE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学术不端是全球广泛存在的。我当年加入COPE的初衷，是我深深担忧中国学术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在COPE工作后，我才意识到中国问题突出，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不重视，不了解，而且中国现在研究数量多，又在发展阶段，所以出现的问题很多。
《柳叶刀》与中国
知社：《柳叶刀》为何如此重视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
王辉：《柳叶刀》非常看重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学者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是长期的，而且我们有专门帮助中国科研成长的China Strategy（中国策略），具体体现在每年出版一期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刊，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举行年度医学高峰论坛，还组织很多写作讨论会，帮助中国作者了解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文章。
中国医学原创研究水平发展很快，但要成熟还需要时间。比如，原创研究有时候要对大规模的人群观察二三十年，这不能一蹴而就。霍顿主编看到中国研究者的热情和动力，了解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想参与到国际论坛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我们就连续七年推出了中国特刊，加上去年开始的医学科学峰会，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中国从投稿量来说真的是增长挺快的，现在每年都是一千多篇，仅次于英美。
知社：在《柳叶刀》发表的中国的原创研究中，有没有哪些范例？
王辉：今年我们发表的三篇中国的文章全都是临床上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这也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方法。比如，今年10月《柳叶刀》杂志中国专刊发表了的中山大学肿瘤研究中心张力教授团队集合全国22家中心开展的一项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随机对照3期临床研究。这也是我做《柳叶刀》编辑七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肿瘤研究能发表。
当时这个稿件正是我处理的，我觉得文章作者非常专业，很国际化，团队知道怎么样应对编辑和审稿人的意见，怎么样有效投稿，比如他们一开始走了我们的快速处理通道（Fast Track），他们的稿子大概不到一个月就接收了，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作者团队很了解《柳叶刀》需求和审稿规则，然后他们修改得非常专业，准时完成。
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又抓住了中国的优势，鼻咽癌治疗是中国的优势学科。该研究被同行评议者称为game changer，认为其结果将改变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临床实践，研究结果会作为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标准一线化疗方案写进入国际指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考虑文章的时候，如果能改变临床实践，那一定是我们重点考虑的研究，而且是用很强的研究方法去验证，在临床领域构成较大的突破。 
知社：什么样的文章能够进入Fast Track？
王辉：很多作者都希望尽快发表自己的研究，Fast Track 是《柳叶刀》为重要研究尽快发表提供的特别通道，就好比是飞机的 “商务舱”或者“头等舱”。Fast Track有多快呢，大概十个工作日接受，十个工作日发表，而我们倾向于将重要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作为Fast Track的主要考虑对象。
我们此举的目的是希望能将重要的研究，尤其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尽快发表，造福大众，这个也是作者所希望的。刚才提到的张力教授自己要求做Fast Track，对于这个特殊的途径，很多中国作者是不知道的，也不会去主动申请。
知社：Fast Track就是既可以作者申请，也可以你们去作判断是吗？
王辉：对，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RCT（随机对照研究）特别重要，我们就可以给它升级成Fast Track，而且我们有个专门的Fast Track团队,分布在纽约、中国和伦敦，三地一起努力工作，尽快服务作者和大众。对于这类文章，不一定要走编辑部讨论会投票的形式，而是由专门小组决定是否值得做快速处理,然后直接将意见呈给主编，都能保证这个文章用最速度发表。给reviewer评议的时间只有两个工作日，然后我们编辑也是承诺24小时就会给回复。
主编霍顿是一个天才
知社：提到霍顿主编，您怎么评价这个人，以及他对《柳叶刀》的影响？
王辉：他是一个天才，他改变了我对医学的理解，因为我是学临床出身，我就觉得医学的意义就是治病，怎么样有新的疗法，有高精尖的科技就是最牛的。但是主编对于医学的理解，尤其是他不断地推动全球健康、健康公平化，关注非洲，关注贫困地区，关注公共卫生，以及对中国的无限关注和热忱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对中国的兴趣，不仅仅体现在支持中国科研上，他还关注中国文化，研读孔孟理论，甚至还有毛主席在公共卫生方面发表的重要文章。

《柳叶刀》杂志主编 理查德·霍顿
他本人在《柳叶刀》一直亲自参与文章写作，而且还有一个每周专栏，他文笔很漂亮。他既一个医学家，也真的是一个改革家，演讲非常具有激情。我觉得他延续了《柳叶刀》创刊人威克利的理念。

霍顿主编非常注重全球健康，不管从影响因子还是全球影响力来说，真的把《柳叶刀》推到了一个高峰。在《柳叶刀》，他建立了一个王国，我觉得他在主刊和子刊之间建立了一种家庭的气氛，大家可以经常沟通，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子刊成长得这么快。
他去年获得了“中国政府外国专家友谊奖”，那是中国政府给外国专家颁发的最高荣誉，李克强总理亲自给他授予了这个奖项。
在霍顿看来，非常重要的是要让关于中国的不同声音发出来。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不了解，有时候造成一些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但霍顿认为从国外看中国，很容易跟着各种各样的报道来评价中国。只有亲自来到中国，看这里的研究，跟这里的人沟通，才会发现中国跟很多报道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蛮亲中国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霍顿还促进成立了《柳叶刀》中国基层卫生保健专家委员会和中国健康城市专家委员会，来共同撰写这两个方面的权威报告，希望能探讨中国最亟待解决的卫生问题。
基层卫生保健专家委员会是由北京阜外医院的蒋立新主任牵头，健康城市专家委员会是由清华大学的宫鹏教授牵头，希望在明后年发布这两份重要报告。
提高临床研究水平，中国还在路上
知社：中国研究者在投稿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方面吗？
王辉：刚才我们说了利益冲突声明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就是我觉得中国作者投稿时，经常单纯从影响因子出发，从高往低投稿，但很少关心这个杂志究竟关注什么话题和领域。
再有，还是不太了解投稿的基本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张力教授团队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很少看到中国作者在投稿方面如此专业娴熟。我后来还采访过一次张教授，问他为什么整个过程都那么专业。他就说我不断地跟国际学者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经验就积累起来了。所以我想，他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作者还有一个特点，有时候通讯作者不通讯，因为我知道医生评比职称，只看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就导致中国文章很多要求两到三个通讯作者，但是通讯作者该尽的责任和该做的工作呢？可能大家并不关注。我觉得这还是跟评价体制相关。

王辉女士
知社：您觉得中国作者在医疗领域的哪些话题做得不错，哪些关注得还不够好？
王辉：中国作者的进步真是挺明显的，数量在增长，质量确实也在进步，而且规范度已经越来越高。比如前几年还有人做RCT而没有按要求在世卫组织（WHO）注册，这几年已经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中国作者需要更多承担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验证一些国际上已经发表过的结果。其实现在是到了去关注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研究影响力的时候了。
我们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是中山医大牵头的一个文章，讲中国大学在全球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在哪里，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中国的大学不仅仅要关注和发达国家地区，像英美国家的合作，而且应该更多和发展中国家来合作，其实我们有这个优势，尤其我们中国有这么多援非的医疗队。中国从全球影响力研究方面，能不能有更多的声音出来，这是我考虑的一个方面。
再就是临床研究能力，这个也是卫计委李斌主任强调的中国需要提高临床研究能力。我之前了解一些医生，包括我自己在医学院里学习的时候，我对于很多临床医生忽略临床研究，而重点做基础研究感到遗憾，可能相比临床研究，基础研究比较容易出结果，也更容易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我觉得临床医生应该发挥自己在临床工作的优势，而且只有临床才能最直接有效解决患者最基本的问题。
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来教育医学生如何进行临床研究，不知道现在情况是否有变化，所以我们首先缺乏这方面相关培训和教育。第二，我们尚未建立成熟体系来支持医生或者临床研究者顺利有效地利用我们宝贵丰富的临床资源。
国外这方面支持系统很好，比如说我做临床研究，有统计学家，有流行病学家，会跟你一起来讨论来确认研究方法设计达到最佳。因为医生只是知道治病或者发现重要临床问题，但是怎么样计算样本量，怎么样去找最好的方法验证，需要找统计学专家或者流行病学家一起来商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请统计学专家来审稿的原因。中国的医生在临床研究方面不能“单打独斗”。
可喜的是，国内已经有临床研究的团队开始建立。比如我看到阜外医院蒋立新主任团队，他们就是专门做临床研究方面的团队，而且有力量协同全国多中心的合作，所以一直有重要的临床研究进行和在国际期刊发表。
知社：医生去做基础研究而不是临床研究是不是也和医生的评价机制有关系？
王辉：像我前面所说的，评价体系重视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而基础研究又相对容易申请到基金，而且时效性也比较强，出结果快，不像临床研究有时候跟踪随访甚至要几十年；而且有时候还要整合多中心，要在医患关系复杂的年代，说服患者参与到临床研究中，也有难度。所以相比临床研究，很多医生还热衷于做基础研究。前几天我去参加医学科学院60周年院庆，期间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专家讲，他们之前是没有临床研究这个部门的，都是跟生物放在一起，他们是最近几年开始越来越意识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开始专门给临床研究拨款。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知社：中国医生有没有足够的驱动力去做临床研究呢？
王辉：我想医学大家们是非常重视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研究的。比如，钟南山院士是呼吸科权威，但他后来关注的绝对不仅是呼吸科的内容了，而是关注全民健康，关注吸烟等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正在转型，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重视临床研究。但是，中青年的医生在这种方面可能困惑多一些，一方面要做临床，一方面又要做研究，整个系统和资源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有限。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了，有了很多积极的信号。我相信中国的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也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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