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甘露顺
 编辑 | 八月
自商业诞生以来,就不乏有竞争。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里,商业的战火虽没有现在这么激烈,但是却仍然是名声在外,中国十大商帮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中的浓墨一笔
独爱西部地段的陕西商帮
陕西商帮就是十大商帮之一,走着众多富商的老套路——依赖于盐业起家。盐在当时是属于官方限制品,却又是大家日常生活所需之物,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之下所蕴含的巨大利润是不言而喻。随着产业的“做大做强”,陕西商帮的经营范围拓展到了蚕丝、棉花、棉布、药材、茶叶等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利润足厚的行业。
陕西商帮之中较为热门的就是布业和盐业,靠着跨区域的销售转卖逐渐做大做强。乾隆年间记载称:陕西一省“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同治年间陕西巡抚蒋志章也说:“潼关冲要,行旅必经。⋯⋯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道光年间洛阳至少有西安、同州二府商人开设的布铺40余家。

陕西商帮的主要市场范围
经营行业的特殊性使得陕西商帮偏爱中西部地段。以布业为例,当时主要的棉布产区,一在黄河以北的河南、怀庆二府;一在南部的汝宁府,以正阳县陡沟店所产最盛。
而这些产品的经营销售范围则“东达颍亳,西达山陕”。在太平天国占领江浙地区之后,陕西布商瞄准了湖北,将湖北的土布销往甘肃。
在盐业方面,在被挤出淮杨市场之后,陕西商帮就转而进入了四川盐场,开发四川井盐。凭借着财大气粗,陕西商人在井盐业独占优势,史称“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
陕西商帮另一发家致富之路是水烟和皮货业。水烟,是甘肃特产,兰州所产的水烟多为当时赫赫有名的陕西同州帮所垄断。皮毛制品则是陕西的主要特产,靠着自家门里的商机,陕西商帮从中赚足了腰包。
所以总体而言,陕西商帮最能驰骋得开的是四川、甘肃以及兰州等西部地段,颇有避开其他商帮必争之地而自我独占一方的妙处。
热门地段里的两大商帮
如今谈起商帮,也会提及和陕西商帮齐名的其他九大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江苏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江右商帮和广东商帮
若要讲起排资论辈的话,山西商帮算得上是各大商帮里的老大哥,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十大商帮的主要分布
所以,当其他商帮逐渐兴起抢去晋商风头的时候,山西商帮是最有底气说出“我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但晋商的主要依托仍是在中国北方地区,以山西一带为依托,多方向发展。
晋商的活动范围如此之广,不单单是货物转运,更有票号不可抹去的痕迹。山西商帮素来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界执牛耳者”,靠着汇票的经营模式,晋商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至了全国多个地域,东北、西北、中原地段以及南方地段都“收入囊中”。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在清政府流亡期间,山西票号更是成了清王朝的救命稻草,成为了资金的主要流通来源
山西商帮靠着一张纸拿下了众多城市

能与晋商齐名的就是另外一个帮派—徽州帮派,徽州帮派兴起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主要依托于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商一个典型的特点就在于儒字,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在商业道德上带有浓厚的儒家味,也正是靠着这一点,徽商夺取了商界的东南半壁江山,并继续向南拓展至了东南亚各国。
因地制宜的地方商帮
相比于形成时间较早,势力范围广泛的大帮大派,一些小家碧玉式的小型商帮也是靠着自家独具特色的特点登上了商帮排位。山东商帮主要是依赖于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讲究义字当先,所以也成了关公像的忠实粉丝。
早期鲁商代表——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他是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主角白景琦的原型
鲁商大部分可以说是封建性的商人—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龙游商帮的兴起则更是有点玄乎,就在大佬们徽商和晋商商战正酣之时,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了一个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因龙游县人数较多,就被称之为了龙游商帮,主要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商业
珠宝的主要市场在京师一带,而造纸印书的市场除却江浙一带,还有河北、山东以及京师。不得不提的是,龙游商帮靠着自己敢闯的精神也在海外贸易上插了一手,和日本、缅甸、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有贸易往来。
十大商帮的主要分布
宁波商帮和江苏商帮则属于强劲之旅,主攻江浙沪一带,在那个没办法包邮的时代,宁波商帮则主要把商业和金融业相结合起来,在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闻名遐迩,活动区域也由江浙沪而不断向外拓展。
江苏商帮虽独处南方,却并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利用苏州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江苏商帮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横向一下子比较起来,江西商帮怕是最为低调的了,江西商人绝大多是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基本上都是靠贩卖本地土特产品而起家的,小商小贾比较众多,算是典型的小家碧玉式的商帮。而福建商帮则是内外通吃,水陆两栖,把国内外的贸易结合起来,在海外南洋、中国台湾等地开辟出了一块新天地。
不同商帮的特征各有差异
广东商帮的兴起——勇敢者的冒险
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不断进入中国,对原先的商帮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原有的商帮模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所以众多商帮片甲不留,却唯独有一个流派独立生存了下来,那就是广东商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帮,是由广东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商帮团体构成。
根据不同的方言,广东商帮可分为以讲广州方言为主的“广府帮”;讲潮州方言为主的“潮州帮”;讲海南话为主的“海南帮”和以讲客家话为主的梅县“客家帮”等多个商帮。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十三行成为了广东商帮的发展源头
广东商帮凭借着敢闯敢拼的精神在海外却是搏得了一片新天地,在日本、朝鲜、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智利、巴西、英国、法国、荷兰、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等世界上多个地域都开辟了市场,丰富的海外开拓经验也是让广东商帮和时兴的经济生产方式接触得最多,在后期众多商帮开始对新形势不太适应的时候,广东商帮却是脱颖而出。
凭借着海外市场的优势更新着自身力量,在其余九大商帮纷纷戏罢离场的时候,广东商帮倒是开始了搭台唱戏,一直唱到了现在。如今的李嘉诚和马化腾就被视为是广东商帮在新时代的化身。
商帮之间的争夺战
历数这十大商帮,虽说是号称十强,但是在势力范围和影响上并不可同等视之,多的还是有着鲜明特征自成一家的小本买卖,而真要论起影响力来当数晋商、徽商和潮商,都曾在中国有闻名遐迩之势。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巅峰,在其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几乎占尽了全大陆汇兑业务,手里的蛋糕如此诱人,晋商不仅是外敌环伺,就在内部也是形成了分化,一度形成“北号南庄”的局面
晋商票号多集中在晋中地区,属于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帮;而晋商钱庄则多集中在晋南地区,属于平阳商帮,两大商帮之间也是多有竞争,就势力范围而言,也是交叉错落着的。当时平祁太介商帮主要从事北方、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商帮则称雄于京师、河北、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东南亚一带。
有内部分化,同样也有向外媾合。徽商和浙商就是典型例子,徽商主要以徽州为中心,也就是现在的黄山一带,囿于地形限制,徽商其实和南部沟通联系更为紧密,也就是浙江一带。“徽杭古道”就是是古时徽商和浙商互通贸易的重要通道。
同时在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推动下,他作为徽商代表人物却是发迹于浙江一带,所以算得上是徽商和浙商沟通的样本。商帮带动着地域发展,安徽北部和南部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在近代以后这种差距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地域发展的分化。
徽商代表胡雪岩
而另外一边的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则常常会抱团取暖,共御强敌竞争。常常凭借地域邻近而相互结合,还有着被合称为“西商”和“山陕商人”的佳话。
但两者在盐业上的竞争却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分道扬镳,陕西盐商来到四川独立发展,这是之前所讲到陕西商帮形成的前因。
所以就在这一个大的利益场内,难谈得上的是永远的朋友,多是一时的生意伙伴。也就是在一番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商场争夺战之后,谁更和外面市场合得来生存力更强,这恐怕是经济全球化最为生动的注解了,虽然这已经不再是十个人的的排位赛了。
[1]张小健.江右商帮兴衰研究(1368-1911)[D].华中师范大学,2015.
[2]张军,范树青.江右商帮消隐的制度成因分析[J]. 科技广场,2015,(04):30-37.
[3]中国十大商帮如何打造金钱帝国[J]. 西部大开发,2015,(Z1):112-117.
[4]杨涌泉.山西商帮:以末起家 以本守之(下)[J].现代国企研究,2013,(07):92-96.
[5]杨涌泉.山西商帮:以末起家 以本守之(上)[J].现代国企研究,2013,(06):92-96.
[6]杨涌泉.广东商帮: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下)[J].现代国企研究,2013,(03):90-96.
[7]杨涌泉.广东商帮: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上)[J].现代国企研究,2013,(Z1):106-112.
[8]杨涌泉.陕西商帮崛起之路(上)[J].现代国企研究,2012,(06):94-96.
[9]周膺.当代地域商人群体与古代商帮的差异[J].浙江学刊,2011,(05):95-102.
[10]邓俏丽,章喜为.中国商帮文化特征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09,(30):140-142.
[11]韩永学.浙江历史上的主要商帮及其经营思想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2009,29(01):55-57.
[12]支雅惠.陕西商帮在近代解体的原因探析[D].西北大学,2008.
[13]林枫.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02):37-45.
[14]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79-92.
[15]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03):93-103.
[16]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J].浙江学刊,2006,(02):83-93.
[17]王苏喜,张欣.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5,(11):128-130.
[18]中国历史上的商帮与商人精神[N]. 北京日报,2004-03-15.
[19]曹天生. 旧中国十大商帮[J]. 湖南文史,2003,(09):45-48.
[20]石忆邵. 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的动力机制及地域分异特征[J]. 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02):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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