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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淡吟淺唱
一、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 —— 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二、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

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

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

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
除了登州文会馆外：
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

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

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

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五、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

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

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

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

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

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六、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

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位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

1898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自制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

1911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

192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七、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

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八、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九、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

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那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十、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
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

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

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十一、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

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十二、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

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

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十三、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

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十四、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

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

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传教士们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形间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稣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他们是天上来的种子，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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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栏目
（一）基督教传教士打开科学之门——中国科学和教育的曲折道路
（二）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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