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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风雨书斋
今天，上自中央高官下至平头百姓的心目中，“科学”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位置，“科学发展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等口号深入人心。

然而，尽管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我们的古代工匠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许多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但是，对于科学之根本的科学原理，我国古代学者则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古罗马时期阿基米德发现的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二千多年我国的学者都毫不知晓。从根本上讲，科学不是在我们本土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一种外来文化。
这种外来文化，来到我们这个几千年封闭，又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国度里，遭到了非常强烈反对和顽固的抵制，发展过程反反复复，历尽坎坷艰难。
反对来自三个方面，以儒生为代表的士大夫、掌握皇权的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
1．传教士向中国开启科学大门
令今天许多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是，首先把近现代科学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一批西方传教士。早在公元13世纪，就有零零星星的方济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少，没产生多大社会影响。至15世纪初，葡萄牙人出现在中国南方，传教士来华的人数大幅增加。自1552年至1800年，来华的传教士总计达920名。
这些传教士中很多既是虔诚的教士，也是学问渊博的学者，怀着对宗教的献身精神，来到中国。他们带到中国的行李箱里，不仅有圣经和圣像，也有大量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科学仪器。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认识到，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教义，应当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和皇宫大臣的兴趣。同时，应该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用适合中国的方式传教。
利玛窦在中国文人中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天圆地方”。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以此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这幅地图中，利玛窦做了点小小的手脚，他不是采用世界地图的一般做法，而是把中国放置到地图的正中央，既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哦，天下原来有这么多国家！”也让中国人的虚荣心得到巨大的满足：“嘿，咱中国被四夷围在正中央，真是众星拱月呀！”地图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
利玛窦的策略和努力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结交了一批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产生了一定得社会影响。他结交的官员中，杨廷筠、李之藻和徐光启成为当年在中国推广基督教的“三大柱石”。
其中，徐光启因官居朝廷高位和不遗余力的努力，作用尤为突出。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提出要用基督教教义“补儒易佛”。出于对西方科学的仰慕，徐光启提出要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认为，要学习西方科学，首先得在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学会逻辑推理。而最合适的途径就是学习几何学。在他的推荐下，他与徐光启等人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困难是很大的，几何学中的大多数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等都没有相应的词汇对应，只能由他们从新创造。这些词汇被创造后，一直沿用至今。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翻译完成《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在北京印刷出版。
由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从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余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马窦于1610年逝世，1611年墓地迁葬于北京二里沟滕公栅栏。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其后清政府重修被毁墓地，还立了道歉石碑。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埋于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1979年后墓地得到修复。 2007年11月8日，在纪念《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纪念活动上，徐光启、利玛窦及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的三位翻译者后裔，在有关部门牵线安排下，在上海聚会。
汤若望（1592 ~1666年）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是继利玛窦之后，第二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传教士。汤若望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到达澳门，1623到达北京。在入京的头两年中，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1626年，汤若望在中国撰写了详尽说明望远镜的“远镜说”。1630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供职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期间，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定名为“坤舆格致”。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崇祯七年，汤若望与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督造战炮，指导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放炮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
1644明亡后，汤若望为满清政府服务，摄政王多尔衮决定，将他修订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崇祯历书》删节版），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受命掌钦天监监正。钦天监地点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担任台长。以后，这一朝廷的重要职务由西方传教士担任了150多年。
汤若望逝世后，其继承者是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南怀仁 1657年，被派遣来华，1659年被派去陕西，1660年被调往北京帮助汤若望从事历算工作。1664年，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受到迫害。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无力申辩。南怀仁不辞艰险为他辩护。1669年南怀仁获得开释。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4月9日，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
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重造天文仪器。1673，他设计监制的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到北京观象台上。南怀仁后来还制造过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多种天文仪器。这些仪器，典雅精美，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还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立说。南怀仁接着又编纂完成了《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
南怀仁不仅在中国天文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生有大量著作：《测验纪略》一卷（1669）、《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672）、《坤舆图说》二卷（1674）、《简平规总星图》（1674）、《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1674）、《坤舆外纪》一卷（1676）、《坤舆格致略说》一卷（1676）、《神威图说》（1682）、《形性之理推》（1683）、《穷理学》（1683）（未刊刻）、Astronomia Eu-ropaea（1687，《欧洲天文学》等。
这些著作不仅包括，西方精深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工程等科学知识，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社会法律、交通运输、气候条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大百科全书的宏大方式展示在当时的中国人面前。
传教士不仅传授理论知识，而且，利用机会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技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如：
1661年4月，汤若望、南怀仁用滑轮组将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到钟楼里，这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1669年清廷要将孝陵大石牌坊石料运过卢沟桥。石料重12万斤，放在16个轮子的大平板上，至少需要300匹马来拉，可是，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根本不可能驾驭。在一筹莫展之际，清廷想到了南怀仁。南怀仁决定采用绞盘来牵引。起动命令一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运石车稳稳当当通过了卢沟桥。以后，所有的其他巨形石都这样运过了卢沟桥。
南怀仁还为清廷设计制造至少566门先进火炮。其中有：神威将军炮240门、红衣大炮53门、永固大将军炮61门和神功将军炮80门。1680，康熙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还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南怀仁制造的火炮至今犹存。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南怀仁对清代火炮技术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火炮的瞄准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写成专著《神威图说》。
南怀仁于1688年逝世，在华近三十多年，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获得谥号的。
传教士与清朝皇帝有过一段良好关系，顺治帝把汤若望称作“玛法”（满语意为老爷爷），封为一品光禄大夫。
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南怀仁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
康熙对西法十分景仰，无奈的对大臣们说：“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然而，传教士与中国朝廷的关系远不是一直在度蜜月，而是危机四伏。
2．禁教和对科学的封杀

中国在大唐时国力空前强大，强大的自信心使中国以博大的胸怀，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艺术，出现了空前文化繁荣。但是，宋、明以来，随着对外战争一次次的屈居下风，华夏民族的心理也一步步滑向偏狭。二千多年来的固步自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天天僵化，失去了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兴趣。
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荣宗耀祖，考不上就什么也不是。而打开科举大门的唯一敲门砖是熟读《四书五经》这样的圣贤书。在科场面前，西方科学毫无用处。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习俗等重要因素，阻碍中国士大夫与基督教接触：

基督教教堂里，男男女女一起做礼拜，如此的男女混杂，在中国士人眼中，简直不成体统；

基督教规定一夫一妻制，这一规定是硬性的，绝对不能违反。然而，许多士大夫或由于对年青女性的喜爱，或由于传宗接代的需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他们放弃纳妾去皈依到基督门下，是很难接受的；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祭孔”和“祭祖”的认识。基督教是一神教，除了上帝，其它一律不得祭拜。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圣人，祖宗也是绝不能忘记的。利玛窦深深懂得这些在中国人心目中重要性，因此，他，允许教徒祭孔祭祖，并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崇敬祖先的仪式，而不是迷信。但是，许多天主教士强烈反对，最后导致中西双方的激烈冲突。
早在明末的1616年至1621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反基督运动以南京为中心展开。一位名叫沈漼的官员在奏章中指控基督教会密谋聚众谋反等罪名。南京的教堂被搜查，传教士被捕，4人被驱逐出境。对基督教的这次冲击仅持续很短的时间，也只局限于南京。
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鳌拜辅政。1664年，大臣杨光先等攻击新历谬误，并指控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未为病死的皇子选择吉日下葬，导致皇后与皇帝先后哀痛去世。鳌拜随即废除新历，逮捕已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
翌年，汤若望等钦天监官员被判处死刑。执行前，进行了一次中国和西洋预测日食时间的对比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预测的日食时间远较中国方法精确。荒唐的是，对汤若望等人的惩罚反而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凌迟。但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了大地震。清宫被吓傻了，汤若望被释放。而其他相关的一大批汉人，包括：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等人，依旧都被斩首。徐光启自崇祯年起，精心培养的一大批学会西方数学天文的汉人专家，被彻底斩尽杀绝，可叹！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死于寓所，三年后，始获得平反。
1693年起，罗马教皇裁定中国人的“祭孔祭祖”属于迷信，悍然下令禁止中国信徒从事这样的活动。清廷与罗马教会爆发了“礼仪之争”，最后，双方闹到彻底决裂。1721年，康熙帝对天主教颁布了禁教令，以后，被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继承和严格执行，成为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基督教活动被迫转入半地下，局限在边远地区的民间。18世纪时，中国的基督徒从30万减少到20万。

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而受伤害最大的是中国学习近代科学的进程，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自然科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是完全空白。自然科学，首先要求研究者对自然有强烈的兴趣和专注。然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训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读圣贤书。”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在方法上，现代科学建筑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两大支柱之上。很遗憾，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从来都没有这两方面内容。
清代的俞正燮（1775——1840）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俞正燮是当时的一位大学问家，著作浩繁，传颂遐迩。一次，他偶然读了一本洋人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说人的心脏位于左侧，而以前他从中国的古书里看到的是人心在右侧。于是，这位大学问家大大感叹一番，怪不得洋人信基督、我们信孔孟，原来洋人的心和我们的心的位置是颠倒的。
今天，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位学问家实在荒唐可笑，他为什么不抬起手来去摸一下自己的胸口，到底心跳在哪边。但是，这怪不得他，他只信书，而不信实验。即使是摸一下自己胸口那样的简单实验，他也想不到去做的。而他根据心脏位置来判读信仰的跳跃式推理方法，也让今人目瞪口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他没学过逻辑推理。
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这道大门被沉重关上后，一耽误就是一百多年。
3．教会为近现代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开创性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形势出现了根本性转变，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不再是传教士们通过门缝塞进来，而是西方列强大炮把大门轰开来了。
西方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办学的权利，一批批传教士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各地。1835年，郭实腊夫人（Mrs.Gutzlaff）在澳门创立女塾，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耶酥会于1850年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掀开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办学的历史。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八百所，1900年时，教会学校总数达两千所，学生四万人。到1914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后的两年，各种教会学校总数达12134所，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城市和乡镇。1905年，清廷宣布正式废止科举，为科举培养人才的私塾悉数倒闭，新学堂纷纷建立。新式洋学堂的师资力量，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培养的人才，为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知识转型这一巨大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末开始，教会开始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1882年，至少有一所学校具有高等教育性质，1894年，发展到四所。二十世纪初，教会创办的高校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十六所。这些高校无论在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管理制度和学生质量等各方面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
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建立的学校，也不得不聘请洋人来任教。例如，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聘新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总教习。
清华大学的创立，也是与一位美国传教士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有关的。他就是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在1845年7月18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872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到天津任传教士，中国名字叫明恩溥，自此以后，在中国工作了54年，直到1926年81岁高龄时才回国，1932年8月31日去世，终年87岁。到中国后，在山东传教25年。长期的民间生活，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民俗和中国人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先后写了《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农村生活》等著作，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这些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
尽管他在义和团运动中，险遭不测，但是，1906年回到美国后，极力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将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对美的庚子赔款，用作供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经费。罗斯福接受了他的建议。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关于将返还庚款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报告在国会获得通过。清华大学作为赴美中国留学生的预修学校得以建立。以后，欧洲各国也仿效美国，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
中国教士马相伯则是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马相伯（1840～1939）祖籍江苏丹阳，父母均信奉天主教，襁褓时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入学法国耶稣会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
马相伯居住上海时，蔡元培常去向他请教拉丁文。1900年8月，马相伯将祖产捐给耶稣会办学， 1902年，创立 “震旦”学院，出任院监并亲自授课。梁启超闻讯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该校肄业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
1905年，马相伯又与严复等创办复旦公学，任校长，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复旦大学。

光绪三十四年，震旦大学迁址卢家湾（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马相伯捐现银4万元。
辛亥革命前后，马相伯还曾在北京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也积极参与。
马相伯一生爱国，被誉为爱国老人。百岁寿诞时，正值抗战，他沉痛地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二十世纪另一位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1876～1962) 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6月24日生于中国杭州，父母皆为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于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08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受委托筹资创办燕京大学。资金由美以美会、北长老会、伦敦会等教会提供。当时，在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上海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以及加拿大等地的教会组织出资资助中国的大学教育，有时同时支持多达十六所大学，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一所，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也是最大的。
燕京大学建校时，司徒雷登设法在北京搞到历史名园作校址，又从美国捐来巨资，盖起高质量的校舍和教授宿舍，大量延聘著名学者来讲学。当时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有世界水平的。燕大和国际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燕京法学院和普林斯登大学有协作关系，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如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仑比亚大学等美国名大学都有关系。
司徒雷登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祖国，希望自己逝世后，能将遗骨埋葬在中国。2008年，遗愿终于得到实现，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出生地西子湖畔的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参加仪式的有杭州市副市长、美国驻华大使和一些政要，一些当年燕大的学生也来为他们的老校长鲜花。

长期以来，教会和传教士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被忽略、误解。甚至被故意歪曲，说成是为了培养帝国主义的奴才。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中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
肄业于震旦学院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
许多教会学校都是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如：圣约翰大学校训为“光与真理”，和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届知名者有：贝聿铭、林语堂、颜惠庆、邹韬奋、顾维钧、王正廷、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周贻春、刘鸿生、颜福庆、陈行、牛惠霖、牛惠生、荣毅仁等。他们都是热爱中国的杰出人才。
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是在1913年，美国北美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北美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学方面保持浓厚的宗教色彩，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对中国文化还是非常重视的，学校创立之际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毕业前必须修完20学分的国文课程，是所有科目中学分要求最高的。学校建筑完全是中国特色，环境优美。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13岁便受洗入教，1902年10月受雅礼差会派遣，与丈夫德本康先生一同来中国传教。1913年，受北美长老会派遣到中国南京筹备建设金陵女子大学，学校建成后任首任校长。
金陵女大把“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其理念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所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也是绝大多数传教士的人生理想。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既爱基督，也爱中国。许多耶稣会传教士是深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有许多传教士后来的思维习惯往往已十分中国化，司徒雷登就自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于右任在马相伯逝世后敬赠的这一挽联，是对这些人一生的共同写照。
过去，许多宣传说，教会学校是培养帝国主义洋奴才的基地。实际上是不值一驳的，例如：

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顾维钧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立场坚定反对日本企图抢占山东，顶着巨大压力拒签巴黎和约。
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也是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是我国著名女教育家。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十三岁时，进入教会西学堂读书，1913年入学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毕生致力于中国和世界的平民教育事业，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说就是：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影响了他一生。
1943年，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并列的有爱因斯坦、杜威、莱特、福特等人。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亚洲人。
今天，我们应当以更客观的事实来对教会和传教士对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作出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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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栏目
（一）基督教传教士打开科学之门——中国科学和教育的曲折道路
（二）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三）
（四）
憨牛斋主人.王熠之（憨牛）国画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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