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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九十、L．肖洛 （ 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美国物理学家A．L．肖洛（Arthur．L．Schawlow1921-1999），1921年5月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信封基督教新教，卫理公会成员。
1958年，肖洛和汤斯共同发表论文，论述了微波放大器的设想。第一台激光器诞生后，肖洛致力于激光光谱学的研究，1978年他发明了偏振光谱法，并用以测量氢光谱，测得了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常数——里德堡常数，这些科学发现为发展高分辨率激光光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他和布洛姆伯根一起分享了198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科学只能解释怎样，信仰才能让人知道为什么。他说
：“宗教建立于信心。在我看来，当我们面对生命和宇宙的奇迹时，人们必须问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能够回答为什么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宗教。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基督教新教，我从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已经受住了一辈子的考验。”
（原文："Religion is founded on faith.
It seems to me tha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marvels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one must ask why and not just how.
The only possible answers are religious. For me that means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 which I was introduced as a child and which has withstood the tests of a lifetime."

）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上帝
：“但是，宗教架构是科学的大背景。诗篇19章中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此科研是一个虔诚的行动，通过它可以揭示更多上帝创造的奇迹。“

（原文："But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is a great background for doing science.In the words of Psalm 19 ,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firmament shouted his handiwork.\'Thus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worshipful act, in that it reveals more of the wonders of God\'s creation."
“拥有有圣经，尤其是新约，是我们的幸运。它让我们知道了上帝那么多地介入了人间事物。”（原文："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the Bible, especially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tells us so much about God in widely accessible human terms." “
“世界是如此美妙，我无法想象它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产生出来的。” （原文："The world is so wonderful that I can\'t imagine it just having come by pure chance."）
“你不能指望一个农民和一个哲学家地上帝有相同的认识。而我认为上帝足以大到覆盖所有这一切认识，科学家也是这样---他们也有各自对于上帝的认识” （原文："You can\'t expect a peasant and a philosopher to have the same picture of God.I think God is big enough to cover them all, even for science writers--they can have their picture of God."）

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密立根的信仰语录：
To me it is unthinkable that a real atheist could be a scientist."

“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I have never known a thinking man who did not believe in God." “我从不认识一个有思想的人却不相信上帝。”

九十一、薛定谔(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年8月12日－1961年1月4日），又译薛丁格，原名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施罗丁格（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生于维也纳埃德伯格（Wien Erdberg），卒于维也纳。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称为量子物理学之父。
他的父亲鲁道夫·施罗丁格是生产油布和防水布的工厂主同时也是一名园艺家。她的母亲格鲁吉亚娜·艾米莉·布兰达是维也纳高等技术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鲍尔的女儿。
薛定谔因患肺结核在1961年1月4日病逝于维也纳，死后如愿被埋在了阿尔卑包赫村，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他命名的薛定谔方程。
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1926年提出的薛定谔方程，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程的提出只是稍晚于沃纳·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学说，此方程至今仍被认为是绝对的标准，它使用了物理学上所通用的语言即微分方程。这使薛定谔一举成名，他还在同年证明了自己的波动力学是与海森堡和玻恩的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1944年薛定谔出版了《生命是什么》，此书中提出了负熵（Negentropie）的概念。他自己发展了分子生物学，想通过用物理的语言来描述生物学中的课题。他还发表了许多的科普论文，它们至今仍然是进入到广义相对论和统计力学的世界的最好向导。
还有一个著名的是薛定谔的猫，在这个试验中他把量子力学中的反直观的效果转嫁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来，并想以此来表达他对想要用一般的统计学说来解释量子物理的拒绝。
此外薛定谔还发表了50余本著作涉及到不同的题目，还进行了统一的语义场论的努力。
薛定谔非常明白科学的有限性,他说
:“我非常吃惊于我们周围现实世界中科学图片的内容非常匮乏。科学提供大量的事实资料，把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放在一个庞大一致的次序中，但在那些真正接近我们心灵的，最重要的事情上它却保持可怕的沉默。关于红和蓝，苦和甜，身体的痛苦和喜悦，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字;科学对于美与丑，善与恶，上帝与永恒没有任何了解。
科学有时假装能回答这些领域的问题，但答案往往是非常的愚蠢以致我们谁也不把它们当真。"（薛定谔自然与希腊人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93）。

(原文: I am very astonished that the scientific picture of the real world around me is very deficient. It gives a lot of factual information, puts all our experience in a magnificently consistent order, but it is ghastly silent about all and sundry that is really near to our heart, that really matters to us. It cannot tell us a word about red and blue, bitter and sweet, physical pain and physical delight; it knows nothing of beautiful and ugly, good or bad, God and eternity.Science sometimes pretends to answer questions in these domains, but the answers are very often so silly that we are not inclined to take them seriously.”) (Schrödinger 1954, 93).


九十二、亚历克西.卡雷尔 (191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

亚历克西.卡雷尔于1873年6月28日出生于法国里昂。
亚历克西斯少年时在家里接受母亲的教育，后来在里昂的圣约瑟夫学院上大学。
在1914至1919年战争中，卡雷尔在法国军队医疗团工作，此间，他帮助制定了著名的卡雷尔-戴金战伤处理法，这种方法后来被广泛使用。
卡雷尔的研究主要在实验外科和组织及全器官移植。早在1902年他就发明了端对端血管吻合术，1910年他证实了血管可冷藏长期保存，然后再应用于移植手术。 1908年，他设计了全器官移植，1935年，他与第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合作，设计了一个离体器官的无菌供氧机，他对发炎伤口的处理也有创造性的贡献。后来卡雷尔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心脏外科手术，并且在组织培养基上培养出了肉瘤细胞.
卡雷尔因为医学方面的大量成就被美国，西班牙，俄罗斯，瑞典，荷兰，比利时，法国，梵蒂冈，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学术团体的荣誉成员成员，并被贝尔法斯特，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及其他很多教会和国家荣誉。
191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44年11月5日死与巴黎。
他还是一个喜欢祈祷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可以通过祈祷介入个人的生活。他说：“我们被无所不在全能的上帝所爱。上帝可以介入我们的祈祷。我们必须爱他超过所有的被造物。我们自己也必须彼此相爱。（原文： “We are loved by an immaterial and all-powerful Being. This Being is accessible to our prayers. We must love Him above all creatures. And we ourselves must also love one another
¨“基督教给予人类极高的道德标准。它给人们一个可供崇拜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是我们可以触及并且应当去爱的。"（原文：Christianity offers men the very highest of moralities.. It presents to them a God who can be adored because He is within our reach and Whom we ought to love.”） (Carrel 1952, Chap. 9, Part 4).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交托在上帝手中。"
（原文： “I want to be like smoke in the wind at God\'s disposal.”） (Carrel, as cited in Newton 1989).

九十三、安芬森（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克里斯廷·波默·安芬森（Christian Boehmer Anfinsen）1916年生于美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62年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1982年被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学教授。因证实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其一级结构所决定的而获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
安劳森博士在获诺贝尔奖以后，拒绝出任研究院的高层管理职务，仍然像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一样，手持干燥器在走廊上来回奔走。他为人和蔼、诙谐，常请给手下讲讲获诺贝尔奖的体验。
安芬森博士在哈佛大学任助教期间，曾到卡罗琳斯克研究所医学院留学一年。归国后，他考虑到在大学任职，许多时间要用于写讲义、做研究指导，所以毅然转到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样，他就可以潜心从事研究了。
在该研究院，他提出了蛋白质的立体结构是由氨基酸的序列顺序（蛋白质的一级结构）自动决定的学说。他还通过试验证明了自己的学说，即人为使其变性的酶，一旦除去变性因素，可以自然恢复其原有的立体结构，其性能也将随之得到恢复。1972年，他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他为人谦逊，但在反对无神论的问题上他毫不含糊。有一次他接受一次采访：“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包括达尔文，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对于神的概念非常重视。你怎么看待神或上帝的存在呢？”
安芬森回答：
“我认为只有白痴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个有着无限的远见和知识的能力或力量，首先启动了整个宇宙的运行。”
（原文：I think only an idiot can be an atheist We must admit that there exists an incomprehensible power or force with limitless foresight and knowledge that started the whole universe go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finsen, as cited in Margenau and Varghese, Cosmos, Bios, Theos , 1997, 139).

这和牛顿的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观点不谋而合。


九十四、理查德.斯莫利 （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斯莫利( R.E.Smalley ) 1943～2005　被称为"纳米技术之父"的斯莫利出生于美国俄爱俄州。生前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莱斯大学的一名化学教授,他和其他科学家共同发现了碳60分子,也称为"巴基球"。有关碳60的伟大发现奠定了斯莫利在纳米技术领域内的先驱地位,同时也为他赢得了1966年诺贝尔化学奖。
碳纳米管是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斯莫利的主要研究方向。钢铁应该是强度很高了，然而理论预测的纳米碳管强度大约为钢的100倍，而密度只有钢的1/6，并具有很好柔韧性，这不能不叫人为之惊叹！纳米碳管特殊的电学性质以及其微小尺寸，可作为量子导线和可构成晶体管，因此特别适合用于制备纳米电子器件。纳米碳管还可用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的探针，不仅可延长探针的使用寿命，而且可极大地提高显微镜的分辨率，特别是扩展了原子力显微镜等探针型显微镜在蛋白质、生物大分子结构的观察和表征中的应用。另外，纳米碳管在航空，航天，航海以及人类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所以斯莫利对纳米碳管方面的研究成就对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努力和帮助下,美国国会批准并创建了国家纳米技术研究所。此外斯莫利还创造了美国纳米科学与技术（CNST）水稻中心。

他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他提出下一个50年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10大问题是

1Energy能源

2 Water水

3
Food食物

4 Environment环境

5 Poverty贫困

6Terrorism & war恐怖主义与战争

7Disease疾病

8 Education教育

9 Democracy民主

10 Population人口
信仰方面，理查德.斯莫利一度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他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看到神，因而后来回到基督教信仰之中。2005年他在给母校“杰出校友奖”回复信中谈到：“
最近我重新回到教会参加定期活动，我更深地理解了为什么基督教在基督死而复活20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在数亿人的生活中如此富有活力和影响力。
（原文："Recently I have gone back to church regularly with a new focus to understand as best I can what it is that makes Christianity so vital and powerful in the lives of billions of people today, even though almost 200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Although I suspect I will never fully understand, I now think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it\'s true.）

虽然我可能我永远不会完全理解，但现在我认为答案很简单：这是真的。那就是上帝确实在大约137亿年前创造了宇宙，并且必然从那时起一直与他的创造物发生联系。这个宇宙一定有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全知道的目的，而当代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个宇宙是精心调整过以适应人类居住。
（原文： God did create the universe about 13.7 billion years ago, and of necessity has involved Himself with His creation ever s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universe is something that only God knows for sure, but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o modern science that the universe was exquisitely fine-tuned to enable human life.）


九十五、德里克.巴顿 （196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德里克·哈罗德·理查德·巴顿爵士，FRS（Sir Derek Harold Richard Barton，1918年9月8日－1998年3月16日），英国化学家，196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二十世纪有机化学巨匠。在有机化学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人高山仰止。
巴顿出生于英国一个木匠家庭，祖上三代是木匠，到他是第四代。巴顿中学毕业后还的确从事了一年木匠生涯。当时他父亲亡故，家里正指着他继承祖业。一年后巴顿就厌烦了木工活，于是就考大学学化学去了。
巴顿的学术生涯基本特点就是“漂”，流离颠沛。在帝国大学坐稳位子之前就先后在很多小学校呆过。他还一度在一个私人企业做过技术人员。这些看似琐碎的经历其实真正地丰富和拓宽了巴顿的学识。
巴顿的学术贡献是里程碑式的。概况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构象分析；一个是自由基化学。巴顿是构象分析的主要奠基人。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而且他的理论从建立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内没什么大的更动，一直是指导有机合成的重要理论。巴顿还是现代自由基化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在巴顿之前，自由基化学反应因缺乏约束条件被普遍认为无合成价值。在巴顿之后，这个观点被彻底推翻。在现代有机合成中自由基化学在很多场合发挥了其他化学技术难以替代的作用。由于自由基化学避免了酸碱的反应氛围，使得对酸碱敏感的糖化学合成研究得到了巨大的进展。事实上巴顿也是现代糖化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信仰方面，巴顿是改革宗基督徒，他一直很自然地认为科学和宗教都是认识上帝的途径。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
：“上帝就是真理本身。科学与宗教之间没有矛盾。他们在寻求同一个真理，科学显示上帝确实存在。
（原文： “God is Truth. There is no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Both are seeking the same truth.
Science shows that God exists.”） (Barton, as cited in Margenau and Varghese 1997, 144
).¨“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是如此美妙以至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真理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存在具体化的另外一个证明。上帝通过允许人们建立科学真理去彰显他自己。”
（原文：“The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of science are so wonderful that the truth that they establish can surely be accepted a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God. God shows himself by allowing man to establish truth.”） (Barton, as cited in Margenau and Varghese 1997, 145).

九十六、约瑟夫.默里 （1990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
美国外科医生，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1919年4月1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米尔福，祖父母从意大利移居美国，父亲是名律师，母亲是位教师。默里在米尔福读高中，毕业后进入圣十字学院，1940年就读哈佛医学院，1943年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44年加入美国陆军，在宾州总医院开始整形外科生涯。1951年参加设在犹太州医院的器官移植研究小组，1954年到美国波士顿技术协会，关于头及颈部癌症重建手术研究。60年代中期开发颅面重建新技术，1972—1985年担任儿童医院首席整形外科医生，直到1986年退休。默里还担任过美国整形外科院院长，美国整形外科协会董事会主席。
在陆军部队，总有许多烧伤患者，需要皮肤移植。布朗上校与默里常常讨论重度烧伤皮肤移植的皮肤捐赠问题。1937年布朗曾实验过一双孪生兄弟皮肤移植的永久存活，推动了器官移植的研究。1954年12月在波士顿布里格姆医院，默里第一次成功地移植了肾脏，是在两个孪生兄弟之间移植的，直到1962年接受者死于冠状动脉疾病。并且，经多年的努力，首先使用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进行免疫排斥机制的研究。他在组织器官移植和抗免疫排斥反应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获得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信仰方面。约瑟夫.默里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徒。1996年他接受一家杂志采访。问：你认为教会对科学不友好吗？
约瑟夫.默里教授回答说：“作为一个从天主教背景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看不出来这一点。它们一个是启示性真理，另一个是科学性真理。如果你真的相信创造是美好的，那么信仰就不会对学习科学有什么损害。我们对创造的表现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多感知上帝的荣耀。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觉得宗教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冲突。”（原文：Growing up as a Catholic and a scientist - I don\'t see it.One truth is revealed truth, the other is scientific truth.If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creation is good, there can be no harm in studying science.The more we learn about creation - the way it emerged - it just adds to the glory of God.Personally, I\'ve never seen a conflict.” (Murray, as cited in Meyer 1996). ¨“我们只是使用上帝给我们的工具做工。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和宗教必须以敌对关系进行运作。宗教与科学都来自同一来源，既真理之源泉-造物主。“原文：“We\'re just working with the tools God gave us. ...There\'s no reason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have to operate in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 Both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the only source of truth - the Creator.” ）(Murray, as cited in Meyer 1996. In an interview for the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December 1-7, 1996),

九十七、保罗·班德（世界最著名的麻风病专家）
保罗·班德(Paul Brand)出生于一九一四年印度南部的偏远山区，父母是英国人，在印度宣教。九岁被送返英国伦敦接受教育，接下来五、六年的时间不曾看到父母。
他十五岁那年他父亲在回国之前突然死于黑水热。由于当时信件走得很慢，他接到父亲死讯以后还陆陆续续接到父亲的亲笔信，直到收到最后一封父亲在去世前几星期，用海邮寄给他的一封信。
在信中，他的父亲在描绘家园群山之后，下结论：“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他的世界为乐。我们不需要学习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才能欣赏自然界缤纷的生命形态。只要观察、记住、比较，并且常要因他把你放置在这宇宙中可爱的一角──地球上，以感恩、敬拜的心仰望他。”他铭记父亲的建言，一生在印度的山居生活中、在研究人体中，逐渐认识自然界隐藏着上帝的踪迹，在上帝的创造中找到上帝是良善美好的。
又过了一年，母亲回国述职。他惊讶看到母亲不再是记忆中修长、美丽、朝气蓬勃、笑声连连的女子，而是看起来像是八十岁、灰发夹杂伛偻的老妇。在看到母亲的那一刹那，他几乎无法开口叫妈妈。在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她一再重复叨念父亲死亡事件的始末，并且一再反复说自己要再回去，继续事奉。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身体衰弱，精神受到沉重打击的妇人怎能独居在印度山区呢？然而，她恢复得很快，一年后不顾家人乞求，执意回到印度的事奉岗位。
其间，母亲一再提及期望他将来就读医学，因为宣教事工实在需要这样的人才。但他不肯，总是打断母亲的话。他在童年常看父亲医治当地居民身上各样脓肿和疾病，就拿寄生的龙线虫(guinea worms)来说，龙线虫一般宽度约铅笔心，但长度可达一码，在人体皮下寄生，有时可以看见它们在皮下穿梭，附近的村民一生至少会有一次以上被寄生。他的父母花很多心血医治这些病人，他常在父母身边做小帮手，有回还看到一个女人身上的龙线虫尾巴居然露在眼角上。还有一次，他偷偷看到父亲医治麻风病人，那些人粗短、没有趾头的脚，很可怕。事后，父母烧掉碰触这些病人的手套等物件，这根本不合父母平日行事的原则。不但如此，事后父母不准他去那些人待过的地方。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对人的血与脓肿怀着既恐怖又令人嫌恶的感觉。他当然不肯接受母亲的建议。他定意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走上医学的这条路。
班德自小就想当宣教士，父母给他一个印象，就是帮助印度人是最有价值的事业，也是个人应寻求的最高目的。他原先计划要像父亲一样以建筑这一行来宣教，因为看到父亲盖过学校、医院、住宅，了解这些技术在印度宣教很有用。于是，他坚拒一位叔父愿意出钱支持班德学医的好意。他跑去学木工、建筑学、盖屋顶、砌砖、配管系统、电学、石工。他坚持理想，五年不改其志。他最末接的一份工程是帮忙监工盖福特汽车公司的办公室，这显然已经超过他宣教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他急于回印度宣教，但是差会要他先到李文斯敦学院(Livingstone)医务班上课，学习热带疾病与卫生的基本知识。他的班上共有三十五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献身准备进入宣教工场。在这段时间，他被指派到当地医院在病房包扎伤口，一面学习诊断及治疗的基本原则。他没想到自己居然很喜欢医务的工作，对血不再觉得恐怖，也看到医疗的价值，并且开始怀疑自己不学医是否是错误的决定。
然而等医疗课程一结束时，他就把这些念头抛置脑后，急切地跑去见父母所属差会的主任柯林(J. B. Collin)，很自得地告诉柯林自己的意愿。柯林在仔细盘问他的动机与预备之后，很有礼貌地回绝他的申请。柯林劝他再多多预备自己，若还有感动再申请。他当时很气馁，觉得上帝的旨意是那么的清楚，这位大人怎么会横加阻挠呢？
他接着报名参加为期两年的海外宣教训练班(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这是所圣经学校，并且教导怎样在偏远地区生存，他学会了补鞋、剪自己的头发、缝衣服、靠当地土产维生，也参加了医务班。然而，他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引他进入医学界，有逃也逃不掉的感觉。到后来，这种感觉强烈到使他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吞下自己的骄傲，退出宣教班，接受叔父的资助，一九三七年进入伦敦的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医学院就读。
虽然起步得晚，但他念得还不错，也顺利完成了医学训练。并且，在这段读医的期间，他遇见自己未来的伴侣玛瑰·贝瑞(Margaret Barry)，是他的同学。一九四三年，他们一毕业就立即结婚。在受了两种行业的训练之后，他又向差会毛遂自荐，居然又被打回票！这回的干扰是来自大英中央医学战争委员会。他们不批准他到尼泊尔边境差会的某医院工作的申请，而命令他参加伦敦炸伤清理服务队。
两次大好计划被干预，使他如坠入五里雾中，苦思自己是否会错了上帝对自己一生的心意。他被迫只有忍耐等候，在这段等候的时期，他一面在外科方面再进修，得到更高的资格──成为皇家外科学院的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后来还是印度的柯克兰(Dr. Bob Cochrane)医师说服中央医学战争委员会，派他到印度维罗市(Vellore)新成立的基督徒医学院及附设医院(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and Hospital)服务。于是，他与妻子踏着他父母的脚踪，双双前往印度，在那里教导外科手术。纵然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做宣教士，但他只签了一年的合约，因为还不能肯定自己的方向。
在摸索中，他是怎么得知上帝的旨意，全力走上研究麻风病的这条路？他曾用神经的功能类比得知上帝的引领方式，“每一条神经原都有通路，可以直接进入大脑。虽然这条路并不显眼，却是存在的。它那种神经键的连结可以带出强烈的、改变生命的一刻。这种经验发生在我到印度工作的第一年?┅

一到印度，他全力教学、动手术，每天都忙着医院的工作。由于自己所工作的医院不收麻风病人，所以从来没有以医生的身分与麻风患者接触。
有一次，他前去拜访柯克兰大夫，是有名的皮肤专家，在青果埔的一所麻风病院工作。柯大夫带他在医院转一圈，沿路向病人点头打招呼，这些病人都蹲坐着，有的脚上扎满绷带，走路十分艰难，他看见这些病人的手是扭曲、粗糙、流脓的残肢，有的像钳子一样硬，有的没有指头，甚至连整只手掌都不见了。
最后，他再也忍不住，问柯大夫，“多年来，你一直是麻风病专家。你一定有办法医治这些手的！”柯大夫很生气地回答：“这到底是谁的错？我是皮肤科专家，只能维修皮肤，但你是骨科专家，整型外科手术专家！”接着，柯大夫又以较平静、感伤的声音告诉他，世界上得麻风病的患者有一千五百万人之多，但还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师肯下工夫研究这些畸形的手。
柯大夫的话沉入他的内心深处。受麻风病菌侵袭的人数比因小儿麻痹的人数，或因车祸肢体受损的人数要多得多，为何没有一位整型外科医生肯帮助他们？柯大夫解释，这是因为麻风病总是笼罩一层黑巫术的气氛，多数医师都不愿意接触麻风病患。
他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病人，试着脱鞋，但残废的手不肯合作。他走过去问那个病人是否愿意让他看看手，而后请那病人握自己的手。不料，此人力量奇大，像铁爪一样。他痛声失叫，要他放手。他愤怒地看着那个病人，但从病人温柔的笑容，他看出病人并不知情。当时，他极兴奋，好像整个宇宙绕着自己转，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方向。他对这件事的回顾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件小事使我确定了自己的呼召，就好像我体内的细胞知道自己该发挥的功能一样。那幕情景的每个细节──地板上站着的人、树的阴影、与我握手的病人那张困惑的脸──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那一刻是属于我的，我感受到上帝圣灵的呼召，我就是为青果埔那一刻而造的；我也知道回到我的工作基地后，我的人生将指向另一个新方向。从那一刻起到如今，我都不曾再怀疑过。”
自此班德奉献一生，为麻风病人工作，成为世界级著名手部外科和麻疯病专家。在研究麻风病的同时，他的妻子继续进修眼科，同时也帮助麻风病人脱离盲眼之苦。他是否会觉得自己过去在建筑工程花下的时间与精力太浪费？
几十年后，他在《神的形象》(In His Image)一书中，提到他为过去在建筑工程所下的工夫，深深感谢上帝，因为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运用当初所学去修理复健器具，或制作一双更好的鞋子，或是把工程上的机械原理应用到外科手术上，或是架设一部应力试验机。他在印度成立“新生命中心”木工厂，场内的工人都是印度人，他们的手都是经过复健的，工厂的工具是改装过，为的是要保护他们。
除此之外，可别小看制作一双好鞋的重要性。麻风病患需要一双好鞋可以平均分配全身对脚部的压力，保护他们的脚不受伤溃烂、继续恶化。曾经有至少三年的时间，他与一位志愿患者撒丹试过石膏模型、木屐、蜡模、氯化聚乙烯化合物等材质，寻找合适的鞋子，日子在高度希望与极度失望中渡过。曾有段时间，他很想放弃，因为不忍心看到撒丹为此的牺牲，不能与家人团聚。虽然多数人(包括那些有经验的医师)不看好他们的尝试但他们遇挫不馁，终于一起走过来这段漫漫长路。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慢慢摸索出一些绝窍，能在皮肤尚未破，就发现内部受伤的地方，得以及早治疗或修正鞋型。这是很大的突破，加速了寻找最合适鞋子的过程。最后，终于成功了。
这份发明不但是患者的福音，更是划时代的观念，推翻世人(包括医学界)对麻风病的古老偏见──麻风病会腐蚀肉体，证明了麻风病所引起的畸形，是可以防治的。
他在书中说，“神给予我这个荣幸，能够在好几个方面服事这些病人；作大夫医治他们的病，动外科手术修补他们的手，作木匠领班帮助他们学会谋生技能。只有上帝曲折的引导，才使我能同时在这些方面协助他们。无论其中某个时候──例如早到印度几年，或是没去学几年的建筑业──很容易就偏了那么一点点，不会像今天那么有用。事后回顾，我真感到上帝的奇妙，他对我早有计划，并在我一生，事无巨细，都为我有所安排。”不但如此，他也感谢英国官方迫使他专攻外科。
他也进一步解释上帝不要我们明白每次改道的原因，也不要我们因为一些明显的阻碍而沮丧：“他要我们接受他所赐的环境，即使是我们弄不清楚或看似矛盾的环境之下，仍肯信靠顺服他。那些不在我控制之下的事，诸如战争、官府不准，虽阻挡了我的路，却也是一种引导。因而在面对新环境，需要新的判断力与新作法时，使我能转向圣灵求助。”
班德一生的事业集中于被造世界中最令人大惑不解的一个课题──痛苦的存在。在先进国家生活的我们，比起落后国家或开发中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少得多，但一般而言，我们都很害怕痛苦。以身体疼痛为例，我们哪儿一痛，就赶紧找止痛药，并且预计一服立即见效。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不少人追求短暂的快乐，“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些人陷于酒精、赌博，甚至忙碌中，不愿碰触痛苦。然而，天地间似乎有个律，愈怕痛苦，痛苦愈追赶着你。
在过去，大家视麻风病是肉体腐坏所致，然而班德研究发现，麻风病是因麻风杆菌只攻击神经末梢细胞所引起。麻风病患破损的颜面、失明、缺手指、脚趾、四肢，都是因为没有痛觉而造成的副作用。这些失去痛觉的病人脚踩到钉子或鞋带绑太紧，毫无知觉，压力导致溃疡，继而感染，或是他们的手摸滚烫的东西，根本没感觉，于是烫伤感染等，他们没有痛觉信号提醒他们保护自己。
班德坚持痛苦有重大的价值，他注意到病人所抱怨的病症其实是身体自行治疗的徵兆，像起水泡、肿胀、打喷嚏、咳嗽，尤其是痛楚，都是转向健康的反应。在一切我们所视为敌人的反应中，都可以找到感恩的理由。虽然他深知疼痛话设计的美妙与睿智，但是他也不讳言当自己看见病人在痛苦中死去，看见受重伤家属的哀伤，看到疼痛的残忍一面，也常常与痛者身感同受。
他的思绪常绕在痛的谜题上。他在《神的形象》一书最末一章“神之痛”分享了上帝对人类受苦问题的看法。他的分享使我意识到人之所以遭遇痛楚时心慌意乱，其实是因为在痛楚时，眼前只有自己的痛，诚如杨腓力(Philip Yancey)所说面对痛苦时的患者心态，却不明白那位亲临世界、受过痛苦、懂得痛苦的神正垂听我们的呼痛声，他温柔的大手正等着握住我们(只要我们肯放心把自己的手交给他)，与我们一起走在黑暗痛苦的深渊中。
班德以感激与信任回应痛苦的矛盾，正是基督徒亟需的心态：面对所见值得欣赏的事物，他心存感激；面对看不出值得欣赏的事物，他向造物主投以信任。就是这份感激且信任的态度，使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事物，以及人类身体的构造，有深入的洞见。他与杨腓力合著的三本书(注二、三、四)，把人体类比属灵世界的和谐性，强调肢体功用各有不同，但同归基督所领导，其中一些信息十分扎心，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热爱阅读圣经，且爱思考经文。他自承这份热爱是来自祖母的感染。他第一次看见海瑞祖母时，她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后来活到九十四岁。在他的记忆中，她走路一向需要人帮忙的；因她健康情况不佳，不是卧床，就是坐在她房间的“奶奶椅”上。他与妹妹每天都要在她房间待上一小时，为祖母朗读法文圣经，一方面可以练习法文，又可学习圣经，听她讲解经文。
他很喜欢去祖母的房间，虽然她驼背、皮皱皱的，也听不懂他的笑话，但是她十分平安喜乐，周身散发出爱的信息。她若半夜睡不着，就静静默诵经文，又为她十一个儿女及几十个孙子祷告。半夜，姑姑们轮流陪她睡觉，她常半夜要她们拿纸笔口授写信给某人，并附上一张支票寄去。往往没几天，就收到回信，每封信都说真奇怪她为什么知道他们正缺多少钱。她就会天真无邪地笑开了，而孩子们都稀奇她有什么妙法，与圣灵那么亲密。
他把祖母比方成交感神经系的一根神经，是上帝所信任的一个感官，时常待命感觉上帝的旨意。当某人向元首呼求帮助时，祖母“听到”元首打的电报，立即供应所需资源。
他的祖母从年轻时代，在忙碌照顾家务与十一个孩子的同时，总是找时间与上帝相交。她心中充满上帝的话语，能背诵整本新约及诗篇。在年老力衰时，虽然能做的事很少，但在倾听上帝恩言中，仍旧结果子，照样是神恩典的出口。
后来，班德还把麻风病研究，应用到糖尿病患身上，因而获得许多奖章，其中包括：在一九六○年曾因残障复健的功绩，获极高声誉的拉斯卡奖(Albert Lasker Award)，在一九六一年获大英帝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指任为大英帝国司令官(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除此之外，他还获得Damien-Dutton Award，是表扬他在防治麻风病的工作，并且他也是惟一入选于圣雄甘地基金的西方人士。
然而，他令人难忘的地方不是这些世间罕见的荣誉，而是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真诚谦卑与爱心。杨腓力宣称自己“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了解班德医生的生命片段，忠实记录从他嘴唇掉下来智慧的只字片语”。从班德身上，杨腓力看到理论上的基督徒生活是可行的。
班德认识许多总统、名人等大人物，但却很少提及他们，心里只记挂着麻风病人。他大方谈及自己的失败，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同事。每天起早读经、祷告。谦卑与感恩自然地从他的身上流露出来。杨腓力提到有一次在力邀之下，他参加医院的聚会。诗班有五人，会众八人，而一半的会众因麻风药的副作用耳聋了。杨腓力说当天班德所预备的讲章其理性与深度配得在西敏寺修道院讲道，然而他的听众是一小群半聋的小人物。
班德一家生活十分简朴。在印度，他坚持接受印度人的工资，而不是一般外国医生享有更高的工资。他们吃得很简单，主要是自己做的面包，和自家有机菜园出产的果蔬。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会丢衣服，是因已经不能再缝补了。家中与办公室的家具，说得好听点，是朴实无华。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浪费。
另一方面，他也学习现代科技的工具。他所工作的印度小镇医院拥有全西南亚最先进的设备。他在一九六五年接受美国公共卫生部的邀请，离开印度宣教工场，到路易士安那州的国家麻风病院工作，同时在路易士安那大学教导外科医学与整型外科，就是因为国家麻风病院研究中心所提供的科技支援，可以使全世界几百万的麻风病患受惠。从人的时间安排与金钱运用就可以看出，此人的生命目标是什么。显然，班德夫妇忠诚地活出自己的呼召──服事麻风病患。

他与妻子除了医治麻风患者的肉体健康，也关心病人的心灵健康。他们投入很大的精力与金钱，为病人造鼻子，造新眼帘以避免失明。所有这些精细的医疗护理都是为了那些“无名小卒”──多半是以行乞为生的麻风病患者。
他们的爱心是很难用言语详述的。或许，我们可以从沙丹向杨腓力做的见证，窥视一二。沙丹在叙述自己的苦难史之后，下结论：“纵然如此，我必须说自己现在很高兴曾经患过这个病。”杨腓力吃惊地问：“高兴？”沙丹回答：“是的！没有患上麻风病，我会是个拥有普通家庭的普通人，追逐财富与社会更高的地位。我将不会认识像班德和玛瑰这样了不起的医师，而我更不会认识那活在他们里面的上帝。”

九十八、崔琦（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农村，父母都是文盲。 1951年年初，他的父母抓住了一个机会，让他离开家乡去香港读书，他的三舅曾经是家乡的县中学校长，1949年离开大陆去香港。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入香港著名的教会学校培正中学，在教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这段经历对他十分重要，培正中学可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学校，丘成桐，何沛雄，关锦鹏，马思聪等都是那里的校友。
培正中学各班以信、望、爱、光、善、正命名。培正中学的校训是圣经中的两句话：
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申命记 12 章 28 节）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诗篇 25 篇 8 节）
1957年培正毕业后后，被送往台湾的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次年春天，他收到了他所属路德教会母校（church pastor\'s Lutheran alma mater）伊利诺伊的奥古斯塔纳学院全额奖学金去那里上学。
后来他来到芝加哥读研究生，在那儿遇到琳达，与之恋爱结婚。

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史达克教授，在这里，史达克教授风趣的物理教学、及物理学广博的奥妙，使崔琦对物理学产生了特别的喜好，并开始对物理学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当他圆满完成这里的学业后，又前往贝尔研究室跟随罗威尔教授学习研究，这里的物理实验更使他趣味盎然，并决心投身于物理学的研究与探索。
崔琦一方面治学严谨、专心致志，对自己钟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非常投入，他喜爱做物理实验，需要时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有时为了实验研究的需要，他可不惜四处奔波，走遍波士顿及佛罗里达州，找个强力磁场以进行他的“量子液体实验”，并且工作时很少理会身旁其它事情，以致他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效率。在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两年，他便于1984年和另外两位应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赢“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头衔及巴克利物理大奖。后来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
信仰方面，崔琦是路德宗基督徒，喜欢打篮球，更喜欢唱圣歌。教会学校的友爱气氛让他感到那是生命中“最美好”时间。他后来回忆，在香港的培正中学他除了努力学习以外还积极参加教会的各种事工（原文In Hong Kong, I was always extremely busy as a scholarship student, heavily involved with church activ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worn-out from long distance daily commuting.）。

后来在奥古斯塔纳学院更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他的路德派信仰并且努力解读生命的意义（原文：It was there that I ha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leisure to wrestle with my Lutheran faith and to think through and make some sense out of my life experience.）
崔琦的成长与他的母亲和姐姐给予的爱分不开。他的姐姐崔璐比他大七岁，1959年毕业于香港伯特利圣经学院，1968年移居美国，从1974年开始，服侍于纽约华人圣经学院，1987年被按立为牧师，当时崔琦参加了按牧典礼。崔璐一生忠心服侍主，为人谦卑温和，1998年安息主怀。

九十九、巴克兰
　　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 1784-1856)，乃是英国最负声誉的地质学家。在他各种著作里，他证明宇宙万物的创造和维持，乃是上帝大能的作为。对于圣经的真理，表示他全备的信心。在其所著《地质学与矿物学》(Geology and Minerology。按：此书为Bridgewater Treatise 丛书之一，曾得伦敦皇家学会之奖金)。此书中，他说：“整个宇宙从最低的根基，到至高的天体，都传扬上帝创造的奇功，述说上帝的荣耀。自然的呼声，便是上帝启示的见证。上帝乃是宇宙之源，万物之因，祂是昔在、今在、今后永在的。‘袮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袮是上帝。’”(诗90：1-2)
　　巴氏从研究化石的遗物发现各种各样动植物的构造，乃有永远相同的基本原则，从而证明万物乃是出于一本，乃是出于一位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计划。据此，巴氏更断言：“无神论和多神论，乃是一种无稽的谬论！”
　　巴氏复强调他的信仰说：“一个研究地质学的基督徒，不仅应当接受真神最高的启示，而且还是从地质学上作见证的责任。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只能把上帝的本体和属性，用各样的证据，来加以阐明。因此，科学家，只是上帝的仆役。”
　　巴氏认为圣经的启示和地质学的记载乃是彼此一致的，他说：“地质学，正和其它科学一样，尚在幼稚的时期，因此许多学者对于圣经的真理存着怀疑敌视的态度；但是，如果一旦豁然贯通，恍然大悟，对于造物主的大能、大智和大爱，便会深信不疑。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以往一切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只是井蛙窥天。局于一隅，对于宇宙的真相，当未窥其全的豹，故常以偏见而拒绝真理；但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便能了悟这一个伟大的宇宙的现象，其根源乃在上帝。一个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学者，也断然不会疑惧，圣经的真理和科学的发现，有何冲深抵触之处。因为‘真理和真理，是绝对不相冲突的’；问题仅在不明白真理，一是明白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便能相信圣经的真理；则一切难题，自然迎刃而解；一切疑虑，自然冰释；一切反对，自然消逝；而地质学的原理，终将成为神学基本的伟大原理的见证。”
（以上全文引自章力生博士的《世界名人宗教观》中第四章 地质学家宗教观）
（因为字数所限，未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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