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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七十七、欧内斯特·卢瑟福（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英国/新西兰物理学家。1871年8月30日生于新西兰，因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被称为核物理之父，获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于在他的金箔实验中发现了卢瑟福散射现象。为纪念他，第104号元素被命名为“鑪”。
欧内斯特·卢瑟福祖籍苏格兰，祖辈皆务农，卢瑟福兄弟姐妹一共12人，他排行老四。他的童年是艰苦，12个兄弟姐妹的生计全靠父母的劳动。而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的心灵手巧，母亲的乐观向上、勤劳、朴实，他们都不因为生活的艰苦而有抱怨，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之间有一默契，无需特别提醒，他们都知道要想生活得好一点就得自己动手、动脑去创造，需要踏踏实实的做事。春天耕地、播种，秋天收割庄稼都是全家出动：每一个成员都要分担一些责任，卢瑟福通常都去干农场上的一些杂务像劈柴、帮忙挤牛奶以充当差使等。全家人在劳动中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很少发生争吵，劳动成果作为作家收获的一部分，谁也不会据为已有。卢瑟福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养成了相互协作、尊重别人的良好品质。后来卢瑟福成名之后，他的这种品质仍然保留着。他被科学界誉为“从来没有树立过一个敌人，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的人。　　
卢瑟福5岁时上了泉林村小学，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曾在此任教，后来由于家庭搬迁，他又转学到福克斯希尔村小学。　　卢瑟福的父母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家庭收入仅够糊口还是钱供他读书。为此一家人节衣缩食，在生活上非常刻苦，一直供他念完大学。许多年后，在一个很隆重的宴会上，卢瑟福十分感慨的说：“如果不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永远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他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刚从新西兰到剑桥时，整日埋头苦读，被看作“光会挖土的野兔子”。在那里他暂短地保持了发现世界最长无线电波（2英里）的纪录，后来跟随发现电子的汤姆孙（J.J. Thomson）做研究。在研究物质放射性期间，他创造了术语：α（阿尔法）和β（贝塔）射线，又经测定发现β射线是速度快、穿透力强的电子。
在1898年，卢瑟福被指派担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主任，在那里的工作使他获得了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证明了放射性是原子的自然衰变。但他不是很高兴，因为他自认为是物理学家，而非化学家。他的一个名言是，“科学只有物理一个学科，其他不过相当于集邮活动而已”。
1909年卢瑟福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同他的学生 Marsden 用α粒子撞击一片薄金箔，他发现大部分的粒子都能通过金箔，只有极少数会跳回。他笑说这是海军用15吋巨炮射击一张纸，但炮弹却会被弹回而打到自己。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大阳系行星系统的原子模型，认为原子空间大都是空的，电子像行星围绕原子核旋转，推翻了当时所使用的梅子布丁原子模型。1911年3月，卢瑟福在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的会议上宣布他的意外发现，同年5月，他将论文发表于“哲学杂志”。
1919年，汤姆孙在升任三一学院院长时，推荐卢瑟福回到剑桥大学出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在那里他培育出大批的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丹麦的波尔（N. H. D. Bohr）、德国的哈恩、新西兰的马斯顿、前苏联的卡皮察（P.L. Kapitsa）、澳大利亚的奥立芬特，以及英国的查德威克和考克饶夫（J. P.Cockcroft）等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1937年卢瑟福逝世时，玻尔悲痛欲绝地说：“对我来说，他几乎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力了表达对恩师的怀念，玻尔把自己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内斯特·玻尔.而卡皮查的一段话更是为全世界科学界所熟知：“卢瑟福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伟大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
中国的科学界曾经对卢瑟福培养出那么一大批大科学家进行过这样那样的分析研究，但惟独没有提到过他的信仰对他的科学生涯的重要意义。卢瑟福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在实验室唱歌，而且几乎总是唱那一首歌，就是“前进，基督的战士”。
玻尔说卢瑟福早晨来时，若在走廊哼着“前进，基督的战士”，那说明实验室工作正常；若哼着挽歌，准是贵重仪器被损或遇到疑难。多数时间他在唱“前进，基督的战士”，说明实验室的工作大作数时间是正常的。
他说“认为学者比其他人更多的知道存在，所以就不信上帝，这种看法实在是凡夫俗子的错误之见。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更接近上帝，我们的工作只会加深我们的敬畏之心。”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2NjQ0ODQ=.html）" TARGET=_blank>[全屏欣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2NjQ0ODQ=.html）" quality="high" />推荐一个视频给你：Libera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1999)（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2NjQ0ODQ=.html）作者:猫眼瞪瞪提交日期:2009-08-08 15:3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比如中国就绝大部分不是，但这个所谓的科学家群体素质怎么样，其科研成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实在不敢让人乐观。
西方也有很多科学家不是基督徒，特别是19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彻底职业化了，所谓科学家多半就是靠这个工作吃饭而已。
但真正的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们来说，科学研究主要并不是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用来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一种方法。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基督徒，极少不是基督徒的也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同意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科学发生发展的动因。
最典型的是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一个主导原子分裂和发展核能的物理学家，他算不上是基督徒。但在他看来：「初期科学家分享了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宇宙中有一位理性的神，祂创造了一个理性的宇宙。因此人类可以透过祂的理性，发现宇宙的形式。」
　　1962 年十月，奥本海默应「接触」(Encounter)杂志之邀写了一篇思考缜密的文章，叫「论科学和文化」(On Science and Culture)。他在其中指出：「如同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会同意地」，科学革命肇始于中古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为什么？有一大部份原因和基督教良善的观念有关。有关科学革命的起源，他说：
科学取材自一个中国文明不存在的东西，一个印度文明和希腊罗马帝国所欠缺的东西。科学需要的是一个进步的观念，它不能被希腊人所谓更好的了解所局限。科学取材自一个与人类景况相关的进步观念。而著名的基督教二元论--信心和行为--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这是一个改善人类景况、谦逊和意义的企图。对于此二者，以及人类的进步，所有的人都责无旁贷。我认为约在十三世纪十五世纪时期，因为人们重新发掘古代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使得上述这个人类景况的基本观念--补足其它宗教的世界观--开始增强以至于开花结果。这就是科学纪元的开始。

七十八、徐光启(16-17世纪中国明朝科学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有一门叫 “几何学”，却不一定知道“几何”这名称的由来。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呢？就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是上海人，上海有个区叫徐家汇，是他及其后裔世居之地，就是为表示对他的纪念。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爱国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以农业和天文学最为突出。他不同于当时其他儒家学者，不仅精通文史典籍，而且较早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地理、水利)，成为博学多才的学者，1604年中进士后任职于北京翰林院，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又吸取并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对农业进行长期研究，写出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巨著《农政全书》，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并译著很多书籍，其中以《几何原理》最为著名。

1589年，徐光启27岁时，因乡试失败，感到羞愧交加。当时他到韶州(今广东韶关等地境内)在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那里第一次见到十字架，并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耶稣为世人的罪流尽了圣洁的鲜血，献出了生命。这使在极度痛苦中的徐光启，得到极大的启发，敢于正视现实生活，克服消极愁怨思想。耶稣福音的种子，开始播种在他的心田里。

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遇见利玛窦，一见如故，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福音种子，像感受到阳光雨露，饱含生机。1603年，他回到南京，会晤葡萄牙传教士罗如望，懂得了更多的圣经道理，作出信仰耶稣的决定，当年受洗，取名保罗，他在当时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下，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后来三年他与利玛窦在北京一起工作。他劝说父亲信耶稣，他父亲终于在临终前一年半接受耶稣。他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得力合作者和支持者，在17世纪初期，他为天主教教义和欧洲来华传教士的工作作过有力的辩护。在明朝，天主教传教士最希望有徐光启这样的人成为信徒，他们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深知要有这些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把福音传给中国民众。他还请传教士郭居静到家乡上海传福音，很快就有几百人信耶稣，成为上海历史上第一批信徒，他还在上海住所附近建了一座教堂。

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给传教士捏造罪名，进行陷害。徐光启予以批驳，并以生命作保而化解，他说：“西洋传教士是正人君子，没有违反国法，实皆圣贤之徒，其德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

徐光启在朝廷里的职位逐步提升。由于他在天文学方面造诣很高，正确推算出1629年的日蚀，因此朝廷委派他用自西方传教士那里学来的知识修正明朝的历法。他于1630年出任礼部尚书，1633年去世。他在生前还帮助传教士翻译过属灵书籍和科技书籍。他与李之藻、杨庭筠被早期天主教会誉称为“圣教三柱石”。

徐光启不仅挚爱祖国，而且深知神的恩惠。他热心传福音，这是因为他真正接受耶稣作救主，他曾因感受到耶稣爱他，并为他的罪上十字架而流泪满脸。他把传福音作为爱人如己的表现和内容，在家乡传福音，在朝廷传福音，在士大夫中传福音，在普通老百姓中传福音，向家人传福音，向亲朋好友传福音，无论亲疏尊卑，他都一视同仁，时刻不忘传福音是信徒的本分，他曾劝一位大臣和两位士大夫信了耶稣。他在中国传福音事业中，立下了极大的功劳，是传福音的好榜样。他说：“若国人果能畏天事天，则三代(指夏、商、周)何不可还?”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如果中国人都能敬畏神，侍奉神，那么三代的社会情况就可重现。”他深知学习西方技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基督信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

——以弗所书 2:8
七十九、康普顿（1892-1962）是美国的物理学家，由于发现X-射线照到物体上，x-射线的波长变长；并同时发出电子；这种现象称为“康普顿效应”而荣获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曾因发现爱克斯光与电子冲激如何改变波长，而于一九二七年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所谓的「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就是以这位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可见他在科学界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他曾着《科学的人文意义》一书，内中表明他对神的信仰。他说：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生活的享受，而不追求生命的目的和生活的素质，就有愧于创造人类的神。人类惟有与神建立了关系，才能得着生活的永恒价值。

康普顿又说：宇宙之间有「意匠」、有「设计」的说法，虽然被一些不信神的科学家反对，但到现在为止，科学并未将这理论驳倒，反而人类对宇宙明白得愈多，就愈少有可能认为宇宙仅是偶然性的「巧合」。

康普顿反驳一些人认为「有神的说法不过是假定而已，没有经过实验证明的假定，是不应当相信接受的。」他说：「实在说来，科学所有的一切假定、原理、定律，大部分都是未经过证实的。科学方法之所以为科学方法，就是使用未经证实的假定作研究工作，这叫做『工作的假定』。」他举「能量不灭定律」为例，虽然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通过了好多的考验，但仍有些尚在未知之数，因此有可能在未来需加以修正，可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此就拒绝接受这个定律，由此我们看出科学家对于「能量不灭定律」，是抱着一种「信心」来接受的。康氏说：「同样的，我们虽然无法证实神的存在，但对于一位有理性、有智力的神存着信心，是彻底合乎科学的。我们信有神，就能对宇宙有合理的解释，并且就笃信神的人来说，这种信仰给予他们在情绪上所需要的支持。」
八十、威廉·丹尼尔·菲利普斯（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威廉·丹尼尔·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48－）因为运用激光冷却及捕捉原子的方法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在宣布他获奖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神给了我们一个难以置信的迷人世界来居住其中，并且探索其奥秘。”
菲利普斯出生于美国的宾西法尼亚，一个基督教新旧教合壁的家庭。母亲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女青年会的成员；父亲来自威尔士，是卫理公会的成员。两人都从一个教会大学毕业。但上学时并不认识，后来在一个教授的介绍下，两人相遇，一见倾心，陷入热恋并结婚。
菲利普斯的成长被家人和朋友的爱所包围，家庭，教会和学校提供他丰富的身体和精神成长所需的一切。菲利普斯是第二个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父母认为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了，不想再要孩子，但菲利普斯和姐姐都认为家里还应该再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于是他们祷告，祷告是他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结果，他们成功了，后来，父母真的给他们生了一个弟弟，这带给全家以激动和祝福。
他们在饭桌上经常讨论各种政治，历史，社会和时事话题。讨论中，孩子们的发言被认真听取和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他们学会了尊重不同的种族，观念，以及关心那些不如他们那么幸运的人。从这样的家庭生活中，他们得到了一套价值观，这是由一个成熟的信仰支持的价值观。
菲利普斯在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同校女生简，两个后来成为夫妻，并双双加入卫理公会，参加他们的敬拜活动。并在教堂带领查经聚会。他们的女儿凯瑟林出生后，家庭经济上发生困难，他们都要寻找新的工作以适应家庭增加的开支，他们要在工作，家庭和教会事工方面找到平衡，而他们作到了。菲利普斯回忆说，是坚定的信仰和年轻人的活力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
菲利普斯从小喜欢物理学，而他的双亲在这方面不能给予他具体的知识，但用行动帮助他，鼓励他的所有好奇心。所以，菲利普斯回忆说，父母给予他的是对科学的激情。
2009年，他和其他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被中国媒体低调处理。但网上还是能查到一些报道。晚上回来我将再发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有关文章。虽然其中对科学家们关于信仰和科学的严肃讨论轻描淡写，但还是能从中窥得端倪。
诺奖得主菲利普斯：科学不是观察世界唯一一扇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年过六旬的威廉·丹尼尔·菲利普斯教授相信很多事情，比如上帝真的可以回应凡人的祈祷，比如飞速运动的原子可以放慢速度，但有一件事情是这位诺贝尔奖物理学家不相信的——科学无所不能。“有些人宣布只有科学结论是有价值的，我完全反对。”他说。
“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近日在北京大学举办，连续三天举办演说，面向公众开放，演讲人均是国外著名学者。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是其中之一。
　　菲利普斯就职于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机构粒子物理学分会，是超低温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也是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兼职教授。1997年因为他对利用激光俘获和降温粒子的技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演讲中，菲利普斯引用了同行弗里曼·戴森教授的一句话：“宗教和科学是两扇窗，我们看到相同的事情，但是看到不同的景色。”
　　他解释说，我们从很多窗户观察生活和世界，文学、音乐、哲学、艺术、政治，都是观察世界的窗户，科学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菲利普斯指出，欧洲曾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科学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今天的西方人越来越怀疑这一点。而中国人现今对科学的相信，可能反映出了西方经历过的那个发展阶段。他说，很多西方人开始相信，科学是导致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　“人们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我想，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由科学孕育的技术所导致的。科学发现原理，而技术则应用这些原理，制造出很多日用品。一些负面产物如温室气体、气候变化等，有人说这是科学造成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对技术的使用所产生的后果。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些后果，科学是答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答案。”
菲利普斯相信直觉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一种为原子减速的方法，利用激光对粒子进行控制使得原子钟更加精确。这一研究，使得科学界对于光物质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研究进展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他反对别人将他的发现放在“伟大的新发现”这个行列之中：“我只是走进实验室，努力工作，幸运地有了发现。最早有很多想法，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听起来最好玩的。我们说，‘这听起来很好玩，我们做这个吧’。结果还很不错，成了最好的道路。你说，这是直觉的作用吗？有点。”
因此，他非常同意有的科学家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中既包括可重复性的观测实验、基础理论知识，还包括直觉，也就是想像力。
至于科学对自己的影响，他概括为：“科学教我敬畏世界，并能欣赏自然之美。但是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由此，他特别强调科学实验中证据的作用：“科学家在研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质疑，对任何结论不质疑是不对的。一个人提出一个观点，不管他有多权威，我还是会去验证，包括自然规律，也包括宇宙万物。”


八十一、伏特
我们都知道，一些重要物理量的单位都是以物理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如力学的单位是牛顿；压强的单位是帕斯卡，电流的单位是安培，电容的单位是法拉（法拉第），这些科学家我们前边都介绍过了，但漏了电压的单位和他的主人--------伏特。
伏特 (Alessandro Volta,1745~1827) 出生于意大利科莫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家庭里，这个家庭有担任圣职的传统。他的父亲有三位在教堂中担任圣职的兄弟。伏特弟兄姐妹九人中也有五人在教会中服侍。他的一个哥哥加托尼是大教堂的副主教，对他影响最大。伏特本人是耶酥会的成员。伏特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电学实验，他读了他能够找到的许多书，加托尼鼓励他，送给他一些仪器，并在家里让出了一间房子来支持他的研究。
伏特自1765年开始从事静电实验研究，1769年发表静电学著作《论电的吸引》。1775年发明树脂起电盘，1781年发明灵敏的麦秸验电器。1782年建立了导体电容C、电荷Q及其电势V之间的关系式。
伏特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伏打电堆。当他得悉伽伐尼“动物电”的实验消息后，于1791年着手研究这一现象。经过大量实验，他否定了“动物电”学说，提出了电的“接触”学说，指出伽伐尼电产生于两种不同金属的接触。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伏打序列”。他称金属为第一类导体，湿物体为第二类导体，如果回路中同时存在两类导体，就能够产生电流。1800年初，他发现了能够十分明显地增强该效应的方法，从而发明了“伏特电堆”。
1800年3月20日他宣布了这项发明，引起极大轰动。这是第一个可以产生稳定、持续电流的装置，为电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1801年拿破仑一世召他到巴黎表演电堆实验，授予他金质奖章和伯爵称号；1803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国院士。
他的其他研究成果还有：1776年发现甲烷，测定了空气的膨胀系数。为了纪念他在电学上的贡献，根据他的姓氏把电动势、电势差、电压的单位命名为伏特（volt）。
伏特一直保持坚定的信仰，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患了重病，当地的神父去为他祷告，但这个无神论者说，我不相信那种迷信的东西，那是给无知的妇孺信的。神父说：不然，很多大科学家也信。那人不相信，神父就举例说伏特也信，因为当时伏特的声望非常高。那人还是不相信。于是，神父把这件事告诉伏特，伏特当即写信给这个人表明自己的信仰。并声明说：“我现在在一切人面前宣布：我认为只有天主教是真的，我不断感谢造物主给我这样的信心。我曾仔细研究过天主教的基础，看过赞成和反对的书籍，权衡过承认与否认的理由，从此我们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明，使任何有头脑的人不能不承认天主教；不能不真正热爱天主教。”（见《神职界之友》421页）
意大利是天主教范围。这里，他的宣告是面对无神论者的，因此他说的天主教不是指的作为一个基督教派别的天主教，而是指基督教信仰本身。

八十二、莱德伯格（195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莱德伯格（Lederberg，Joshua，1925～2008 ），美国遗传学家。细菌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有关细菌的基因重组和遗传物质结构方面的发现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25年5月23日生于美国蒙特克莱市。194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以后曾在医学院学习，不久转入耶鲁大学，于1947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起任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遗传学系主任。1959年起任斯坦福医学院教授兼遗传学系主任。1962年任肯尼迪分子医学实验室主任。　　
他在耶鲁大学期间，发现细菌的遗传重组。1946年，他和E.L.塔特姆发现遗传重组的普遍性。继细菌遗传重组的发现，他和他的学生、同事又在细菌遗传学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贡献。1952年发现细菌的F因子。1952年发现沙门氏菌中的普遍性转导，1953年发现大肠杆菌的温和噬菌体λ在染色体上占有一定位置。1956年发现λ噬菌体能进行局限性转导。他们的研究工作还包括应用细菌的有性生殖和转导进行细菌的免疫学和代谢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此外，他还证实了一个动物细胞只产生一种抗体，为免疫学中的克隆选择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莱德伯格等人关于细菌的接合实验和转导实验，使人们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细菌有自己的遗传体系，细菌有性别，细菌之间可以进行杂交，通过杂交实现遗传基因的交换和重组；细菌的遗传基因还可以通过性因子、通过噬菌体进行转移。所有这些，不但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微生物和高等动植物在遗传规律上的一致性，认识到运用细菌接合中断杂交和转导技术进行基因定位，绘制细菌遗传学图以及进行基因的精细结构分析，而且还给予人们一种暗示：可以人为地把某些遗传基因嵌入细菌或其他生物的染色体以改变生物某些固有特性，这也正是若干年后DNA重组技术或基因工程的先导。　　
他的研究工作开创了细菌遗传学，并对于其他一些领域带来重要的影响。他还利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人类生物学；应用计算机和数学方法研究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和分类；参与了地球外生命的讨论。1958年他和G.W.比德尔和E.L.塔特姆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一九九六年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莱德博格预言未来将会出现许多传染病的大反扑,并提醒说,“人类面对微生物世界的力量必须谦虚,要对抗全球性传染病,不但是要靠药物,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合作。”他特别提出，像是一九一八年那样造成全球两千万人死亡的肺炎，很有可能再度大流行，而且因全球旅行活动的频繁程度，散布范围与速度将会非常快。这类疾病再出现时，很可能出现变异，超乎现有研究的理解，让现行的疫苗无法发挥作用。七年后，莱德博格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全球发生了SARS大流行。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有关SARS的准确预言。
面对一些人以科学否定信仰甚嚣尘上的言论，他有一段斩钉截铁的回答：Nothing so far disproves the divine. What is incontrovertible is that a religious impulse guides our motive in sustaining scientific inquiry. Beyond that it is all speculation. (quoted as saying in Science, vol. 277, p.890, Aug.15 1997)

迄今没有任何事否认上帝。无可争议的是，宗教热诚引导我们去有心持续探索科学。除此之外，尽属推测。在他的科学贡献和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外，也许我们还要记住他对我们的关照提醒：营造与病菌共存的健康身体。

八十三、威廉·亨利·布拉格（1915年诺贝尔奖得主）
威廉·亨利·布拉格（Sir William Henry Bragg ，1862—1942），英国物理学家，现代固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0年出任皇家学会会长。由于在使用X射线衍射研究晶体原子和分子结构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他与儿子W.L.布拉格分享了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父子两代同获一个诺贝尔奖，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那年，小布拉格才24岁。
说到布拉格父子对科学的贡献，不能不提的是X射线衍射技术对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所谓“X射线衍射技术”，是通过晶体的X射线衍射花样，与晶体原子排布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互为傅立叶变换，见本系列之三十三），来精确测定原子在晶体中的空间位置。20世纪50年代初，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正是在该技术的帮助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模型。迄今为止，该技术仍是研究生物大分子结构的主要手段。
也许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亨利·布拉格是一位人到中年才开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早年他在澳大利亚的一所无名大学里，“作为一名认真尽职的教师生活到42岁”，而在返回英国的“短短几年后就成为一位科学界发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回答是令人回味的：“答案也许就在那长期而幸福的流浪生活中。”所谓的“长期而幸福的流浪生活”指的是他年轻时曾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除了做大学教授外，还兼做圣约翰教堂的执事，并且获得了讲道的许可。
“也许在澳洲度过的繁忙、幸福的20年岁月，就像沙漠中的岁月对于一位先知一样有价值，给了他进行从容准备的时间。”“他有时间发现那些指引他生活的原则，整理他的思想”，一旦“有了清晰的原则，他的生活就像他的手抄本一样深思熟虑，几乎没有删改地一气呵成”！而这些原则，就是他对于信仰的思考。
布拉格的女儿写到有关她父亲的宗教信仰[source: Gwendolen M. Caroe, William Henry Bragg (1862 - 1942): Man and Scientis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ages 161-163]:威廉·亨利·布拉格是贵格派基督徒，坚持实践的宗教观，他的信仰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都押在坚信耶酥基督是正确的，并通过终生博爱实验去检验它。”（Religious faith to WH Bragg was the willingness to stake his all on the hypothesis that Christ was right, and test it by a lifetime\'s experiment in charity.）
他的谦卑和博爱尤其表现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每当孩子们就重要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会显得非常不安，“在椅子上挪来挪去，同情地嘟哝些什么，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试图改变谈话，直到最后感到精疲力竭”。他会说“让我想想”，然后过一两天，发一封经过详细说明的建议信，其中“精心考虑了对立的观点”；有时甚至为了表明他的中立性，提出一些离奇的建议，试图让孩子“自己做出判断”而“不受他的观点的束缚”。然而，只有一点上他坚持自己的权威性，就是让孩子们每天读圣经，这是强制性的（Bible reading was obligatory.）
老布拉格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克服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让科学更有益于社会”是其贯穿一生的行动主题。而这一些都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他曾经说，如果说我有自己的风格，那风格来自我自幼读圣经所得到的培养。
关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他这样说：“若说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那么那种对立就象拇指和食指的对立一样，在对立的两者之间，可以把握一切”（Religion and science are opposed...but only in the same sense as that in which my thumb and forefinger are opposed - and between the two, one can grasp everything."

八十四、J. J. 汤姆逊（190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J. J. 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 1856~1940）因在气体放电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0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883年，汤姆逊写了一篇与原子核有关的涡旋环理论的获奖论文，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气体放电的实验研究。他称x射线使气体导电的现象为“电离”，并通过电离现象的研究证实了阴极射线是很小的带电粒子。1897年，汤姆逊仔细地测量了这些阴极射线的磁偏转以及单位电荷传输的加热效应，分别给出了上述带电粒子的电荷与质量之比e/m和电荷与动能之比e/mv2，从而定出了这种粒子的荷质比e/m和速度v。他发现这种粒子的荷质比约为法拉第发现的最轻原子的荷质比的2000倍，从而首先提供了电子存在的直接证据。随后，他又在卡文迪什实验室进行的电磁场偏转实验和威尔逊云室的径迹观察中最终确认了电子，从而确定所有物质至少都包含电子这种共同的成分。
另外，汤姆逊在研究了原子中的电子对x射线的散射后，结合巴克拉的结果，证明了原子中的电子数目约为原子质量数的一半，指出了原子序数的重要性。他还在一篇关于能量转换的论文中指出，能量必须同时具有质量和动量，从而部分地预见到运动的带电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E=mc2。
电子的发现，打破了“原子是物质结构最小单元”的观念，揭示了电的本质。同时，电子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基本粒子，它的发现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发现电子的汤姆逊被后人誉为“最先打开通向基本粒子物理学大门的科学家”。汤姆逊把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研究中心，数百名优秀的科学家在此受过训练，其中有8人获得诺贝尔奖，在这8位获奖者中，有7位曾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汤姆逊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英国圣公会。他的同事欧文.理查森（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28 ）回忆说：汤姆逊作为教授，必参加每周日晚上大学里的宗教活动，而在周日上午，他作为教会长老为教会服务。同事看到他每日都必下跪祈祷，并且每天晚上都研读圣经直到退休，同事称赞他，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原文：With respect to his private devotional life, JJ would invariably practice kneeling for daily prayer, and read his Bible before retiring each night.He truly was a practicing Christian!）
J.J奥汤姆森在著名科学期刊自然 （ 1909年8月26日） 上这样说
“当我们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峰后，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充满了趣味和美丽，但我们没有看到目标，没有看到地平线。因为远处还有更高的山峰，登上去，我们将有更开阔的视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使我们更加感叹“上帝的工作何等伟大” 。 “ (Thomson 1909, Nature , vol. 81, p. 257).

（原文："As we conquer peak after peak we see in front of us regions full of interest and beauty, but we do not see our goal, we do not see the horizon; in the distance tower still higher peaks, which will yield to those who ascend them still wider prospects, and deepen the feeling, the truth of which is emphasized by every advance in science, that \'Great are the Works of the Lord\'." 。

J. J. 汤姆逊的儿子，G.P.汤姆逊也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不过不是与父亲同时获奖而是在父亲获奖之后的31年，也就是1937年获奖。他父亲证明了光是粒子，而他证明了光是波，而现在科学界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光具有波粒二相性。

八十五、罗伯特.贾斯特罗
罗伯特.贾斯特罗1925----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第一任探月计划的负责人，主持了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博士贾斯特罗为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专门从事天文学和行星科方面的研究。并在该研究所担任负责人20年直到1981年由美国航天局退休。
为了表彰他在美国航天局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美国宇航局杰出科学成就奖，美国政府的出色服务奖和其他若干著名的奖项。
他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航天科普教育家，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广播电视公司的一百多个节目中担任有关节目的主持人，介绍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情况，还写过一本著名的科学读物，叫做“上帝与天文学家”，受到广泛的欢迎，被称为科学版的“创世记”。其中有一段非常震撼的话广为人知-----------------
对一个终生信靠理性力量的科学家来说，这个故事象恶梦一般完结。他业已攀沿无知之山；他即将征服最高山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石，却遇见一帮神学家已经在那里坐候数世纪了。

（原文：For the scientist who has lived by his faith in the power of reason, the story ends like a bad dream. He has scaled the mountains of ignorance; he is about to conquer the highest peak; as he pulls himself over the final rock, he is greeted by a band of theologians who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centuries. ）


八十六、戴维
戴维(Humphry Davy)【1778-1829】，化学课本的第一页，通常是原子周期表，而表中的钙、镁、钠、钾、氟、氯、碘、汞、硼、矽、铝、锗、锆、锶、钡，这些元素都是由戴维所发现。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奠定了日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电化学的基础。
别以为这样的超级科学家就是从小待在书房里书虫。他的父亲教育孩子有特殊的方法，不是带着孩子在森林里散步，就是在野溪边钓鱼；或者一下子学雕刻要作艺术家，一下子想开农场种些奇花异草。因此戴维从小跟父亲一样宝里宝气，上课时间爱幻想，下课就跟老爸去溪边钓鱼，在学校的成绩差得不得了，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戴维十六岁时，父亲生病死亡。死前父亲交待他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妹们，好好读一点书，还是不要忘了有空去钓钓鱼。因为家庭贫穷，父亲一过世，他就到镇上药剂师的铺子当学徒。这个工作可以说是他化学的启蒙，他到图书馆中借回一堆又一堆有关化学的书；同时因着父亲的死，使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
此时有个年轻人格列哥里.瓦特(Gregory Watt)因着养病而租屋在戴维家里，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发明蒸汽机的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戴维从瓦特那里读了许多著名基督徒大师的作品，如13世纪修道士培根的光学论、17世纪物理学家开普勒与波义耳、牛顿等。他发现这些科学家都提到宇宙看似复杂，但却由单纯的原则所组成；每个原则彼此和谐，被后必有个智慧的设计者─就是神。多年来支持这些大师在科学上努力的动力就是对神的感恩。
戴维开始读起圣经，一天，当他在海边读经之后，回来告诉瓦特，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多年后有学生问他：「怎么会有神呢？我看不到神啊！」戴维回答他说：「你能看到『思想』吗？不能吧！但是看不到的思想，却影响看得到的每件事。」
1798年，牛津大学成立气体实验室，戴维在友人的推荐下进入实验室工作，他努力工作弥补经验不足。在实验室中他发现「笑气」亚氧化氮，进而升任英国皇家学院的化学教授，开始研究物质组成的基本粒子─元素。他因着发现新金属与元素，成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刻。当他在各大学讲课时，经常是右手提着化学仪器箱，左手提支钓鱼台竿，对他而言，工作与休闲，正如信仰与科学一样分不开；他甚至出了一本《钓鱼与哲学》。在他离世以前，曾站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讲台上，对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年轻科学家说
：「智慧是什么？智慧不是根据你知道了多少学问，而是根据你所相信的信仰；智慧不是根据你能不能做到什么来判断，而是回到更基本的，你的人生到底要什么来判断。」


八十七、弗朗西斯·柯林斯
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是人类基因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今年7月9日又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为下一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这位骑摩托、弹吉他的基督徒科学家从来不避讳公开谈论自己的福音派信仰甚至著书为上帝辩护。
柯林斯博士在医学和科学方面传奇式成就广为人知。将近二十年前，柯林斯博士领导了美国政府资助的人类基因研究项目，任务是绘制出了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DNA。柯林斯说：“人类基因项目是1990年开始的，目的是要读出DNA所包含的所有密码。DNA包含了很多信息，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书上的一个一个的字母。不过，DNA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它只有四个字母，它们可以缩写成A，C，G，和T。现在我们写出了人类遗传基因的序列说明书，这样我们就有了分析它们运作的武器，也可以研究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序列出了错误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人类基因项目于2003年结束，自那以后，医学研究人员就集中精力希望能为这个革命性的发现找到实际应用的地方，特别是希望找出许多疾病的基因基础，以及治疗这些疾病的新方式。
柯林斯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母都是属于圣公会。父亲是耶鲁大学的英语博士，二战后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但他觉得在公司上班不是他要走的路，便辞了职，于1946年搬到香楠道河谷的一个95英亩的农庄，和妻子（一个剧作家和制片人）开始以种田为生。这个试验只持续了一年，然后老柯林斯便在玛丽·波德文学院找到一分教戏剧的工作。柯林斯的母亲则坚持自己的试验，她不让孩子们上学，而是自己亲自教育他们直到上中学。照她4个孩子后来所取得的成就看，她的家庭教育相当成功。
但柯林斯却没有接受父母的信仰，27岁以前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当柯林斯成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时，他开始从一个不同的、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生与死。“25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床边时，我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所有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想法都不再只是假设，而变成了现实。有些病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是他们生命中坚实的基石。我情不自禁地被他们所感动。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心情舒畅和平静。这是我做不到的。”有一次，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年妇女跟他谈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然后她转过头来看着柯林斯说：医生，你怎么一句话都没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柯林斯博士说，他当时真的是跑出了病人的房间，在以后的好些日子里不停地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朋友的推荐下，柯林斯读了一本叫做[反朴归真]的书。“就是那个名叫路易斯的天才作家，为我展示了一些纯理性的观点，让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信仰上帝比信仰无神论有更多的理由。我感到震惊，因原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柯林斯博士在27岁时经过了内心的挣扎后受洗归入基督。他这样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同时接受基因科学和上帝，还有耶稣，我的脑子会不会爆炸？这两者会相容吗？我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挣扎。不过最后，我心里平静了，因为我觉得这两者确实是可以相容的。”
2006年，柯林斯出版了《上帝的语言》（Language of God,）一书，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生物学家的信主见证。他在书中鼓励被科学与宗教的问题所困惑的基督徒：“不要怕，还有大量关于上帝的秘密。许多考量过科学与属灵证据的人依然明察上帝创造与引导的手在运作。至于我，在关乎生命本质的发现里没有丝毫的失望与幻灭！相反，生命原来是如此的美仑美奂！DNA数码雅致得令人心旷神怡！生物的组成部分是何等的美感悦目，真是一种高贵的艺术享受，举凡翻译核酸成为蛋白质的核糖体，毛毛虫到花蝴蝶的蜕变，吸引配偶的孔雀开屏！。。。对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有理由不是更少、乃是更多地叹为观止。” 　
柯林斯指出，因为上帝是超自然的，因此在自然世界中，不会有确定的、科学的证据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但他认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可用理智的方式证明，就像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所做。从可能性到相信，柯林斯说，“对我，对任何人，将都是信心的一步。你不能一直推论到相信，你能推论到相信的门槛，但是你还需要跨过去一步。”　　
为什么一个科学家要跨进一个用逻辑推理无法证明存在的世界？有没有关于超自然世界存在的证据呢？柯林斯说，“可能我们最熟悉的证据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辨别善恶的良心。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我们虽然行不出来、做不到，但我们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呢？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说真有一位慈爱的创造者，他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这不正是我们所寻找的证据吗？”　　　
上帝的介入使人想到祷告的问题。一个相信圣经的医生会与他的病人一同祷告吗？　　　　

“我会，”柯林斯说，“祷告是与上帝交流的一种方式，”柯林斯说，“我们并没有其它更多的渠道。祷告像个谜一样，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对我来讲，祷告是我向上帝倾诉自己的心愿的时刻，也盼望上帝在我祷告时指引我当走的路。有时我得到上帝的带领，有时也得不到。但是这是需要花时间操练的；你不会上了一小时的课，便从一个怀疑论者或不信神的人变成一个跪下向上帝祷告的人。你必须经过几个阶段：首先，你要认识无神论是不合逻辑的，并且认识到你需要思考这个问。”　　　　
无神论到底是怎样不合逻辑的？　“最不合逻辑、最不理性的就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排除上帝的存在。”他说。“假如说我们所知的有关宇宙的所有知识都在这个圆圈中，”柯林斯边说边站起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一个人所有的知识有多少呢？即便是最自信的科学家也会说，‘我知道这么多。’”柯林斯在大圆圈内划了一个极小的圆，“假如需要认识上帝存在的知识不在你自己的小圈子中呢？无神论者却坚持说‘即使我的知识的小圈子这么小，它还是足够排除上帝的存在。’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　
　几年前，柯林斯在他家附近，帮忙创建了一个超宗派的小教会。他参与教会事奉，与自己教会的会友交流信仰。在家中，他和妻子玛丽琳以及两个女儿分享自己的信仰。他认为信仰在他的婚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他的事业提供了一种稳固的信仰角度。　　　
“你不知道信仰是何等重要！试想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基督真的曾经来到这个地球上，并且又在十字架被钉死，他舍己成了我们通向上帝的桥梁，这岂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死后的来生全都基于这个历史事件上，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这个结论，但又羞于承认它，那岂不是在理性上的自杀吗？”


八十八、
威廉克理：没有学位却把圣经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钱财和当权的朋友。出身贫苦的鞋匠学徒，竟把圣经翻译成二十多种语文，可以同威克里夫，马丁路德，廷岱勒并列；如果不是因为他属于非国教信徒，他可能跻身威斯敏司大教堂中。他也成为近代宣道的先锋。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为神作大事“，扩大了基督徒的远象。这是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
克理并将部分圣经译成其他二十九种语文及方言，又编订六种不同语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与马士曼合译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种圣经译本。他们也把印度文学中的名著史诗，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
1834年六月九日，威廉克理服事了远方的人四十二年后，在印度塞兰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动，激励后来宣教差会相继建立。因为他编写了孟加拉国文字典及文法书，被尊为“孟加拉国文之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1913年，成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他的得奖作品是诗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国文写成，并自己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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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印度的使徒威廉克理，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锋，把一生奉献给遥远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环境是那么困难，成就是那么大，更有长远的影响，唤醒了教会，注意从事宣教运动，所结累代的果子，无法数计。在他长卧之处的墓碑上，却写着：
　　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

　　我落在主慈爱的臂抱中。
（未完待续，请看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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