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为何那么多人信基督？

憨牛微频道（信仰专栏）↔信仰乐园

播撒信望爱，弘扬真善美；开启真智慧，建造新生命；追求终极成功，实现永恒价值，完成灵魂升华……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钱冠宇徐萧实习生钟源

温州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仰基督教（憨牛注：我们信仰的应该是基督，不是基督“教”）？
如果你看过《寻找·苏慧廉》一书，可能会找到答案。
《寻找·苏慧廉》一书将一位事迹几近湮没的传教士生平首度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本书由沈迦积六年心力写成，从2007年开始，沈迦自费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的相关史迹，《寻找·苏慧廉》一书不仅完整再现了苏慧廉的一生，更是将传教士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严重污名化的群体重新打捞出来，并加以审视，而这种努力正像此书的英文译名A Way of Finding What is True的意思一样，是“寻找真相的道路”。
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沈迦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他出身温州的一个基督教传统家庭，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温州日报》工作，随后下海经商，然而多年的商海沉浮并没有磨掉他内心深处对于文史事业的热爱。
近日，继《寻找·苏慧廉》之后，新星出版社又推出了沈迦的新作《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轶闻。
苏慧廉只是众多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个代表，甚至不是最特殊的，他被沈迦作为个案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活动的区域就是沈迦的家乡温州。苏慧廉于1883年1月12日抵达中国温州，时年22岁。他在温州生活长达25年之久，在此期间，共建立150余间教会，同时开学校、建医院，为温州近代文明的架构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那些年轻的传教士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建医院、办学校、搞慈善，一待就是几十年，甚至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沈迦说，他获得的一手材料和口述资料，能够对这个问题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苏慧廉早年肖像。

中国底层民众为什么欢迎传教士？

澎湃新闻：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显而易见是来传教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奉献和服务呢？
沈迦：首先要明确的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奉献，是为上帝做的。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在传教士的观念中，一个中国最底层人的灵魂和英国国王的灵魂是一样的，没有高低。

第二呢，这些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之后，爱上了这片土地，并且和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深厚的友谊下，他们就觉得应该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中国的底层民众有着很朴素的恩报观念，很淳朴。他们中的很多人视这些为其治病、教其文化的传教士为再生父母。谁对我好，我就报恩，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像苏慧廉，他在1907年离开温州，1926年因为处理英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而回到上海，在短暂的几天假期里，他回到温州，当时温州可以说是倾城出动来欢迎他。温州人对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完全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
接受了信仰的教徒，第一代多是最苦最底层的人，他们当时在地方上是没有人关心的。第二代进入教会学校，毕业时会英语、懂西学，往往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进海关进医院，家族就因此改观了。第三代就出洋留学，更振兴了。
为什么要寻找被大众遗忘的人物？
澎湃新闻：记得您在书中说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带您去教堂，您的家族是否都有基督教信仰？这对您写《寻找·苏慧廉》有着怎样的影响？
沈迦：没写《寻找·苏慧廉》之前，我以为我们家的基督教信仰是从我祖母开始的，通过写书以及这几年对温州基督教史的研究，我才知道，在我们家族到我祖母已经是第三代信仰了，我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所以到我已经是第五代的信仰了，我儿子是第六代。基督教信仰在我们家没有断过，在某一代有某些人不信，但是没有某一代人全都不信这种情况。

我小时候是跟着祖母长大的，我对她有很深厚的感情，至今都很怀念她。我觉得她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候给了我信仰这个东西，是给我人生最好的一份礼物，随着人到中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它的重要。

写第一本书《寻找·苏慧廉》完全是因为家庭信仰，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才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让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积淀下来，慢慢发芽，要不然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角度。2012年是我祖母的百岁冥诞，我从2007年开始做这个工作，到2010年相对成熟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把它写出来献给我祖母一百岁的冥诞。所以这本书跟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是有很大关联的。
沈迦献给祖母百岁冥诞的著作
澎湃新闻：2011年您和方韶毅合编的《伍叔傥集》出版，为什么要编这个集子？伍叔傥似乎和苏慧廉一样，也是被大众遗忘的人物。
沈迦：伍叔傥是胡适那一辈的学人，当然没有像胡适那样有名，他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跟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同事。他自己有很好的古文底子，并且像胡兰成等人一样，受很多日本的影响。

圣约翰大学分裂以后，伍叔傥是到光华大学的。后来又受罗家伦之聘，任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罗与伍是北大的同班同学。他内心可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色彩，临近解放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先到台湾一段时间，后来又到香港，中间也去过日本讲学。今天香港学界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邓仕梁先生，某个程度上讲，饶宗颐先生都认为伍叔傥是他的老师。香港从事书画鉴定的黄君实先生也是他的嫡传弟子。
伍叔傥（1897—1966），浙江省瑞安仙降（今飞云镇）上河村人。

伍叔傥身上有很多名士风采，他生前都没有出过集子，他自己认为不需要出集子，只有他的几个学生在他死后帮他出了一本诗集。伍叔傥留下的诗文不多，但是学界包括连胡适都认为，他的五言古诗在当时是排前几名的。

之所以会编《伍叔傥集》其实挺偶然的。我是到了温哥华以后，家离UBC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近，UBC的亚洲学系在北美是很强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叫亚洲图书馆，我常到那里去，那里只要是属于亚洲学术类的书籍资料基本上都有，让我大开眼界。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写苏慧廉，我就在那里像蜜蜂采蜜一样乱翻，这个过程中突然看到了伍叔傥，说他是温州瑞安人。

我以前在《温州日报》做副刊，对地方史是有点了解的，但这个人没有听说过，然后我就有意识地找了找关于伍叔傥的资料，还挺丰富的。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老师写的，说伍叔傥是他的老师。

因为钱谷融老师的学生陈子善老师与我挺熟，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说你下次回国时我们一起去看看钱老师。我有一次回国就去找钱老师，他讲起来非常感慨，说伍叔傥在大陆已经被遗忘掉了，竟然还有后辈问起他来。他说伍叔傥对他的教育，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观，他给我讲了很多伍叔傥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想我可以利用在海外的优势，把伍叔傥的资料整理起来，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

方韶毅当时是《温州人》杂志的副主编，也是温州报业集团的同事，年纪跟我差不多，兴趣爱好也比较接近，他做地方史很有一手，平常我们私人关系也较好。有一天，我在他家发现他旧藏的一张书法手卷竟然是伍叔傥的手笔。这是他结婚时一好友所送，一直只知为乡贤翰墨，并没有在意书者的底细。我这一发现让他对伍叔傥陡增兴趣，于是我们就商议应把伍的资料找齐，编个集子。温州当时正好在出地方文献丛书，主持的人我们都熟识，就跟他们说我们承接一卷，编《伍叔傥集》，他们也挺支持。

所以这本书起头是我的，到后来我已经开始写苏慧廉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把所有材料都一一编辑整理，最后只能我负责搜集海外的部分，方韶毅负责找国内的资料，最后的大部分工作是方韶毅干的，最后在他的手上把这个事情完成的。
为什么温州的教堂和基督徒特别多？
澎湃新闻：据说温州的教堂和基督徒特别多，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沈迦：温州有一个称号叫“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个称号当然有自己标榜的嫌疑，但客观上从信仰基督教（包括新教与天主教）人数的百分比来看，我认为温州应该是全国比例最高的。这个数字其实是没法准确统计的，只能做抽样调查，目前教内和学界都比较认可的说法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社会调查，它认为温州基督教徒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七分之一，约14%。

再加上过去二三十年温州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人们把温州人叫做“中国的犹太人”，这更促进了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今天国际基督教学界也把温州作为一个标本城市，有很多神学或人类学的学者到温州做田野调查，探寻为什么这个城市的基督教徒比例如此之高。

很多人知道我是温州人，也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是基督徒，当然认可其中有神的启示和美意所在，但是天上的事还看不见，今天我们只能在人间理性的范畴里谈，我认为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温州是一个比较早开埠的沿海城市，它1876年《烟台条约》后就开埠了，并且此前就有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到温州，较早地带来了福音的种子。曹雅直是第一个来到温州的传教士，比苏慧廉还早了十来年。第二，是温州这个城市的地理特征，它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海代表它的开放，山代表它的封闭，它能接纳外来文化，接纳了以后又囤积在这个地方，所以温州人的性格里有双重性，有能接纳的一面，也有固执的一面。

温州一面背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交通不便，从别的城市到这里来很难。温州是1998年才有铁路的，之前从省会杭州到温州坐汽车最少要12个小时，从上海到温州，则要坐船，一天一夜。因此很多人不愿意来，包括领导，所以形成了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局面。开埠早，山高皇帝远，再加上既开放又封闭的人文精神，让这个地方变得特别适合基督教的传播。
温州最早的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夫妇
一个生意人为什么选择写书？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沈克成先生在文字学、温州方言学乃至汉字编码方面都有相当造诣，至今已出版过十几本专著，您现在从事文史工作有没有受到家学的影响？
沈迦：民国时期，即我祖父祖母的年代，我们家在温州这座小城里还算一个有点影响的家族。祖父是国民党少壮派，也从事金融业，祖母一族做着不小的生意。我父亲是1942年出生的，在他七八岁时，在那一轮的革命中我们家自然是被打压的。等到我1969年出生的时候，家族早已没落，无权无势无钱。

我没有像父亲那样吃过很多苦头，他那个年代讲出身，走过了很多坎坷。我父亲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高考了三次，每次都考得很好，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内定不予录取。他拉过板车，做过工人，也做过代课老师，改革开放后也下过海。即便从事体力活，但他还是不忘读书，坚持自学，依旧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小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但父母还是努力培养我们三个兄弟姐妹读书，最后我们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我父亲到现在都还是很勤奋地做学问，我们家读书的传统让我很受益，我很荣幸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

我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温州日报》工作，其实1993年就“下海”了，但在那个时候没有辞掉工作。温州是一个观念相对开放的城市，好像没有觉得干私活属于大逆不道。另外我在报社有一群很好的同事，他们对我都很包容，有时候我没去，他们都帮我把活干好了。我就这样 “脚踩两条船”，一直滑到2000年，觉得实在不能再这么干了，就递交辞呈，专门去做生意了。

正式开始寻找苏慧廉是2007年，我前几年其实已经办好了移民手续，家里人都去了温哥华，我一半时间在中国做生意，一半时间到那边陪家人。我内心还是蛮喜欢回到书斋的生活，生意太不好做了，每天要看别人脸色，这个活不好干，个人内心是不喜欢的，特别是求人很不愿意。
后来我就慢慢从做生意过渡到书斋生活，看看书，写写小文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应该去做苏慧廉这个事，于是在2007年就决定全身心投入进来。
沈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