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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以色列及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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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恨不恨德国人?”我一派轻松的问着跟我一起工作的幼儿园老师。来以色列后的某一年,在犹太大屠杀纪念日(Holocasust Remmebrance Day)这一天,工作到一半,我突然抬头丢了这个问题。
同事们一脸吃惊的望着我,好像我吃错药了一样!“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蠢,但我还是很想问”,我解释道,“我问了很多次,大家总是半开玩笑的跟我说那是历史了…但我还是不能理解,二战你们的民族死了那么多人,你们如何宽恕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恨?”
“我恨德国人做什么?”其中一位同事恢复神智,开始跟我开玩笑。很多人犹太人在面对极严肃的议题时,都会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面对犹太人被埃及王奴役那么久,搞出摩西出红海的故事,难道我也应该恨埃及人?“可是摩西出红海是上千年前的事情,大屠杀却是70年前的事情。”我不死心的继续追问,“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后裔都有家人死在大屠杀。”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以及苏俄地区共有约800万的犹太人;二战死了600百万人,也就是死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所以,要找出没有家人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应该不是太容易吧?这根本就是民族灭绝了。“妳看到蓝天绿树吗?”另一个同事接口,指着幼儿园窗外的景色问我,“人生苦短,还有更多美好,更积极的事情要做,不要浪费在无谓的情绪里。我家曾在集中营待过的爷爷是这样告诉我的。”
豁达的言论我也听过很多次,但这个说服不了我。我想要知道犹太人除了习惯性开玩笑或总结性言语之下,更细节,更人性的部份。“你们还是没有跟我解释清楚你们对于德国人的态度,或是,更精确的说,对于纳粹的态度。你们算是和解了吗?”我已经学会了要听到犹太人的真心话,就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你真的认真的想要知道,也才会认真的回答你。
纽伦堡国际法庭公审,情报组织追补,德国政府持续审理案件:正义已被伸张
“首先,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曾经是纳粹。”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么的认真,所以也开始正经的回答我。她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我家在学的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就学会这一点,纳粹不能代表全部的德国人!“另外,有关于纳粹战犯,战后绝大多数都已有报应-当然,还有人在逃,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正义已被伸张!”
二战之后,苏、美、英、法4国指派法官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讯,纽伦堡法庭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对22名纳粹首要战犯进行公审。审判结果12名战犯绞刑,还有3名被判无期徒刑,4名有期徒刑,3名无罪开释。这次审判后来引起欧美社会很多争议。许多人视这次的审判是胜利者的报复。并不是他们不在意纳粹对于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认为做为战胜国的法官们来审判战败国的屠杀,没有任何人会要求法官需要公正公平,这样的审判形式本身很有问题。
因为如此,这次公审过后欧美国家自认已尽了义务,对于公审之前已经逃亡、公审时漏网的人再也没有兴趣追补,甚至是传出美国在公审名单上放水、德国内部协助纳粹份子逃亡南美的消息。而在这样状况之下,以色列成立后,追补这些逃亡人士的工作自然落在以色列特工身上。 以色列特工单位摩萨德(Mossad)全球长年追补逃亡的纳粹战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是特工单位花费三年时间,组成二十几人小组,1960年成功地在阿根廷抓获了当年纳粹大屠杀计划最终方案(finalsolution)主要执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二战期间,除了德国之外,要将其他各国的犹太人从剥夺他们的身家财产到送入集中营处死,并不是太容易的事。阿道夫艾希曼却拥有强大规划能力与执行力,协助希特勒运输并执行集中营屠杀大量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称他是纳粹屠夫。阿道夫战后逃亡到阿根廷,被补之后在以色列受审,并有一百多名受害者出面指证。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宣判他唯一死刑-绞刑。这也是至今还有死刑的以色列立国唯一一次执行死刑。
战后七十年后的今日重新检视,大多数的纳粹战犯都已被绳之以法,而尚未被补的罪犯不是垂垂老去,就是已经死亡。然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当初发动战争与灭绝犹太人的德国,对于纳粹罪犯的审判,至今未停。
2015年的4月21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簿记员奥斯卡·格鲁宁(Oskar Gröning)就在德国北部城市吕纳堡(Lüneburg)受审。而奥斯卡已经93岁了。他在庭上说道:“你要说我是谋杀犹太人的同谋也可以,我在道德上有罪,我没有阻止他们,但我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一个人!”但因为奥斯卡目睹包括毒气室杀人以及纳粹士官枪杀婴儿的事件,可能会被德国法庭视为同谋而被判三到十五年的徒刑。事后70年,德国的政府与社会仍然还在设法厘清这种大屠杀之下集体与个人的责任归属。
因为自己国家情治单位的追补,因为德国政府不间断的调查与审理,绝大多部份的以色列犹太人都觉得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虽然是迟来的正义,然而正义大致上已被伸张。
德国政府与民间的诚意道歉与持续的补偿
“还有,德国已经道歉,而且是很认真的道歉,社会与民间有极多的论述、表演、自我批判…而在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上,他们算是帮了忙。”同事继续跟我说明。对于二战的大屠杀悲剧,德国政府在二战后义无反顾的负起全面的责任。
二战之后,联邦德国认定自己是纳粹政权的继承人,因此道歉,赔偿,对于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公共讨论。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于1951年9月27日,在国会演讲,正式公开向以色列和犹太人致歉,表示德国愿意负起所有责任。
1970年时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更是在全球镜头下,于华沙犹太区的遇害者纪念碑前下跪。他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
二战后成立的以色列政府马上陷入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乱,国未兴就先打仗,端靠海外犹太人捐款以及紧缩经济过日。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几乎破产。这时以色列总理决定以国对国的方式接受德国的赔偿。先是以安顿幸存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所需费用为名义,接受德国赔偿15亿美元。之后又因为二战中德国犹太人的身家财产全部侵占,又跟德国签订另一项赔偿条款,除了现金,也获得物质供应。两项赔偿让战后贫穷的以色列得以生存下去,有了建国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战后以色列得以建国,得以在中东立足,德国的经济支持扮演了相当的角色。 “另外,德国的企业也认错赔偿…”同事再说到。“这跟德国企业有什么关系?”我吃惊的问。二战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只是纳粹政府的事?
原来,比较不被人所知的是,在战时加入奴役犹太人、吉普赛人与东欧劳工的除了纳粹之外,还有不少目前知名的德国大公司,不大光彩的使用了无偿的纳粹劳工,工作到过劳死也无妨。为了洗刷当年的恶行名声,这些公司在九零年代前后开始积极与犹太组织进行赔偿谈判。像是1988年奔腾(Mercedes-Benz)对于战时在其公司被迫无偿服劳役的犹太人赔偿了2千万马克,此外加入赔偿名单的还有大众、西门子、AEG…等。
德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赔偿并不是到此结束,1992年,东西德统一两年后颁布新法。那些在前联邦德国时期不能得到赔偿的纳粹受害者可以重新提出申请,而有了另一波的赔偿潮。2013年五月,德国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于耶路撒冷会谈,会后德国政府签了一张又签了一张约10亿美元的支票,来照顾目前还生存着的5万6千个大屠杀幸存者(其中约三分之一住在以色列)。这些人都已经十分老迈,医疗与看护需要大增。这笔钱是用来给他们做居家照顾,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用的。
德国政府、企业与民间,用道歉与赔偿表现了他们极大的诚意与善意
“所以你们拿到了钱后就觉得可以原谅他们了?”我继续追问,虽然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有礼貌。“哈,不,犹太人就算拿到了补偿,也觉得那是对方该做的。不见得已经原谅纳粹、不恨纳粹。但后继德国政府与社会做的所有事,让我们可以容易的教导我们的后代了解德国不是纳粹,或是说德国不再是纳粹,也就是我从一开始就跟妳说的。”同事清楚的解释着,“纳粹是当时做错事的一群德国人。而之后的所有德国人都已经为此道了歉,付出了代价!我们不恨德国人,也不需要原谅目前德国人-业不是他们造的。他们承受着先人的恶,也面对反省着先人的恶!”
德国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道歉,一次又一次的赔偿,一次又一次的对话,让犹太人重获人格与民族的尊严,也化解了双方的仇恨。而今日的德国是以色列在欧盟中最友善而忠实的盟友,双方有极多的经济、军事上的合作。两方经贸往来十分频繁。以色列到处可以看到德国人与德国机器。而目前,德以通婚仍然十分普遍。更令人吃惊的是,至少有400名纳粹后代归皈了犹太教并且移居以色列,还有部份纳粹后代与以色列人结了婚!
德以两国处理历史悲剧的方式,让我们在以怨报怨或以德报怨之外,看到另一种更真切、更诚实、更人性对待的人类能力!
关于作者吴维宁
吴维宁,台湾人。2005年远嫁以色列做为外籍新娘,重新学习新语言与新文化,继续认真观察以色列的教育哲学与政策。目前育有三女,为以色列幼教老师,负责带园,训练新进师资。
(原载于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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