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他紧跟时代潮流，“流质多变”，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的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郭沫若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
　　梁漱溟回忆：“《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晚年的严复看来，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将中国导向发展繁荣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影响将中国推向灾难沉重的深渊。
　　在写给他的亲朋好友的私人信札中，晚年的严复似乎并未准备在生前公开发表，更多地反映了他对梁启超的一些不同看法。
　　严复写道：“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
　　将清朝的灭亡归因于康、梁，未免过于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严复的本意，无疑是在说明梁启超的主张一变再变给中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后果，而是扰乱了社会发展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超越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不知其种祸无穷”，遂引发了此后一连串本不该发生的那些重大政治变故。
　　至于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何在，是否如梁氏经常自诩的那样，是“以今之我难昨之我，今日为是，昨日为非”，是紧跟时代潮流呢？对此，严复予以彻底的否定。他认为，梁启超一变再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追随时代潮流改变原来某些不合理的想法，恰好相反，梁启超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立场，即使某些主张可能并非错误，却也往往因其多变而被淹没。“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国文豪雨果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者立靡’......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合理性。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像梁启超那样以已笔端搅动社会，使中国一变再变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但这些人操笔为文时究竟有多少爱国心，又有多少出风头的潜意识，确实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在急剧变革的那些年代里，洋务、维新、新政、革命等等不断变换花样的主张与口号，哪一个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呢？然而，哪一个又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了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不无遗憾的是，近代国人不是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根本出路，而是社会中坚如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们太不甘于寂寞，爱出风头的花样太多，从而使近代中国一个又一个实验都没有得到结果而中断。
梁启超和近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何以如此？严复承认，如果仅仅如前从个人人格上加以说明未免过于肤浅和庸俗。他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一变再变，除了个人心理素质方面的原因外，更多地还应从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背景中来寻找。“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熏染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
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増，自知当过，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
　　作为对中西学术文化都有深刻理解的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可能相当接近历史真相。当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时候，梁启超这样的人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每每较为敏锐地追随西方思潮。但西方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诸种流派的分歧也甚为明显，因此，在严复看来，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的理解不仅相当浅薄，而且差不多停留在西方十七、八世纪的水平上，对西方最新的思想动态、学术贡献则不甚了了。同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每每收到责难，故而梁启超这班新人物对中国的旧学也缺乏真切的感受。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才最终导致梁启超往往“逢迎变化之随波”，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和主张。
名为义首，实祸天下
　　在严复晚年的心目中，梁启超一变再变的实在意义除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外，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严复的这种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认识梁启超思想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显然取决于严复此时的悲观主义情绪。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严复的反映相当复杂，他既对清王朝的灭亡感到痛心与惋惜，以为在国人共和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共和，除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之外，不会有多少积极意义。在严复看来，不是革命本身值得反对，而是革命的条件尚不充分具备。但是，既然革命已经发生，严复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期望由这一事实所演化的后果尽可能地向好的方面转化，“自革命破坏以还，一跃而开所谓共和文明之治，其摧剥老物，盖百倍于往时。”虽然现状不甚令人满意，但严复期望不久的将来有强人出来收拾残局，或可望使中国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
　　严复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度过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日子，待到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严复觉得中国可能重建秩序，虽然对袁世凯的能力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但仍对袁世凯寄予厚望，期望袁世凯拿出真本事，收拾残局，重建秩序。
　　实在说来，严复对袁世凯的期望，与梁启超当时的想法并无二致。当袁世凯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在遵循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参用开明专制。他说：“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生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除了语言上比严复的主张更为露骨外，在实质上，二人的思想倾向并无差别。而且，他们二人都参加了袁世凯的政府，确曾真诚地期望帮着袁世凯使中国政治走上“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按理说，严复在与梁启超基本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对梁启超的评价应该褒多于贬。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我们看到，严复此时心目中的梁启超，似乎依然一钱不值。他写道：“康、梁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中国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苏之妖言，大虑终无可忏。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对康、梁评价之低，恐怕无过于此了。
　　严复此处对梁启超的责难，主要是指梁氏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过程中的作为。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然为一大罪责，但揆诸事实与情理，似乎也有可以原谅之处，尤其重要者，帝制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未尝没有梁启超的责任。
他说：“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言下之意，梁启超在辛亥后的种种主张与设想不仅不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徒然添乱，于社会无补。
　　即使以梁启超一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护国战争而言，严复也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认为，“盖当过运之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事实上，当君主共和之争初起时，“此曹所争，不外权利，至于共和君主，不过所一时利用之口头禅。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主张帝制，与反对帝制，虽然从表面上看阵线分明，其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抗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因此，在严复的心目中，梁启超“挥泪反袁”，与其说是为了共和理想，不如说是为了再次争风头，争权利，“揭开窗户说亮话，人人争权利耳！”严复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固不可取，但当其被迫取消帝制之后，聪明的政治家应当以此为契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重新规划，而不应矫枉过正，或乘机争权夺利。他说：“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或起于个人嫌隙之私，似有间也。”不管严复在帝制复辟中起过怎样的作用，恐怕他这一分析未尝不击中梁启超等所谓反帝制派的要害。
　　在严复看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无疑是正义之举，但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应当汲取袁世凯的教训，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否则，乱始乱终，实祸天下，主观意识与客观效果实际背离，正义之举并不一定都获得良好的结果。“然则当日起事，固未尝原始要终，自诡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气，或有所不便于己，而反抗之，名为义首，实祸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诗》所谓‘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试观西文各报，半年数月以来，于民党固无恕词，而亦有只字片词赞颂梁、蔡所为者乎？则旁观心理可见矣。”
　　严复对梁启超、蔡锷的指责，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但这毕竟于传统的评价之外向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线，即帝制的反对者是否真正深切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未来前途是否只能在共和、君主这两个极端上？凡此种种，恐怕都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和探讨。严复所提供的那种折衷方案，恐怕也未必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比如他说：“故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也。”严复的期望未能变成现实。
贤者用心之妄测
　　透过严复对梁启超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评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打了不小的折扣，梁启超除了爱出风头、自诩太过之外，并无实际本领和对中西社会文化的真切理解。很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梁启超现象”在近代中国之所以发生和持久地存在，固然有梁启超个人素质与品格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性质和急剧变化着的政局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
　　严复在其晚年对梁启超的评价，虽然否定大于肯定，但其真实用意并不在于指责梁启超一个人，而是透过对梁启超个案的分析，揭示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所应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其真实本意在于责备那些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寡廉鲜耻、私利薰心，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目的为追逐目标。他说：
　　“年愈耳顺，读遍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之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柔谨葸者也。......呜呼！使人性而皆如是，则治术何难之有乎？”
　　这段话展现严复对人性的揭示，对强人政治的困惑，尤其是对“贤者”的责备，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在民国最初的那些年里，党争纷起，乱象不已，这里除了政治见解的差异外，不可否认有严复所揭示的“人心”的原因。“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这种观感虽有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等“九斤老太”式的庸俗抱怨，但实在说来确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当时中国问题之所在。由此反省，他对梁启超的责备就不单是针对梁启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他自己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时局混乱，人心涣散，中国前途何在？这既是严复晚年忧心忡忡的现实原因，也是他对梁启超求全责备之真意。
　　严复一方面承认梁启超思想言论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对梁启超的自诩之辞和政治主张的现实可能性深表怀疑。他说：“梁任公素日言论，固有可观，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诡于财政乃有特长，姑不论其政策如何，而处此中央号令不行之日，又将于何处期成绩乎？”
　　从主观目的上说，梁启超或许是真诚地要为国家做些事情，但他不顾及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在辛亥革命后由学者而从政，一任司法总长，再任币制局总裁，“但是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对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么改变？对币制的紊乱究竟有什么整理？”公允地说，当整个社会秩序尚没有真正恢复的时候，个人的努力成效毕竟有限。
　　通观严复晚年私人信札对梁启超的评价，一方面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梁启超其人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则引发我们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新思考。知识分子既要有积极用世的爱国热情，也应时常地反省自身的缺点，不要以极端功利主义的“经世致用”传统蒙骗了自己的眼睛，而应时常以淡泊的心情、学理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严复对他的门生说：“吾人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各有为国尽力之天职。......须知世局国事，所以至于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辈人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
　　于此，我们看到晚年的严复并非超然物外，两耳不闻窗外事，恰恰相反，他正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智慧点评人物，批评时政。只是贤者用心，非时俗之辈所能妄测，以为时人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与用心，而期望将来历史学家能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注：转自马勇《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有删改

后记
晚年严复对于时政之忧患，不在于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本身，而是反对“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具备，骤用新制”。革命当先，建设难行，混乱不可收拾。
　　在严复看来，建立立宪国，不是要去建设一个赫胥黎意义上的美丽新世界。“公民社会并不会消灭人们生活的孤独、贫困，也不会改变人性中的卑污和残忍。”人们对宪政的无限美化并怀抱过多的期望，本身就是对宪政的背离。归根到底，宪政不过是政体的一种形式，并不向人们承诺一个美好的天堂，其本质在于避恶而非行善。
　　单就这一点，我们看到严复思想的源头在英国，众人皆知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其实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才是对国人更重要的译著。严复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更不要说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了。
严复于1921年去世，其晚年正是欧洲一战酣战之际，他对欧洲近代的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有了自已的反思：“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 一战结束后，他感慨万千：“不佞垂老，亲见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
　　严复回望孔孟之道，并非要回到过去。他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发现了中土世界的温暖。在思想层面，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无论过往的还是现在的，只要有助于思考探索，他都可以接纳。在政治层面，他既认同宪政民主共和的理念，又看到现实世界中国家/民族的群体价值。但对于人类的未来，但他并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他困惑，他怀疑，他不确定。这种困惑、怀疑和不确定，其实是杰出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我们同样可以从苏格拉底、哈耶克身上看到。
　　严复逝去已近百年，个人主义作为平民大众的自我肯定，已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可惜过犹不及，在这个人人歌唱“自由民主”、欢呼“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在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超越于多数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已经失去了存在理由的时代，加泰罗尼亚的现况却给了欧洲和全世界天真的白左们最真实的一棒。如果完全是“人权高于主权”、“自由平等博爱高于一切”，那么欧盟就应当支持加泰罗尼亚人的自决权；如果欧盟支持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那么西班牙很可能退出欧盟，连锁反应导致欧盟各国形势动荡，欧盟将自身难保。这种状况，正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上不断发生的，空洞的政治理念与真实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完全印证了哈耶克所描述的《致命的自负》。岂不知，无论是多数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不确定的词汇。人类社会，也从来不是由完全彻底的理性建立。
　回看严复百年前的评述，当年在梁启超全力欢呼“新民”之时，全社会各界热切响应之时，严复冷静地戳破了这个肥皂泡。
　　没有旧民，焉来新民？
　　他给嘱咐后人：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事遇群己对峙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孳。
大意是：
　　中国文化必须在继承中发展。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冲突，应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在我看来，严复这样有情怀的思想者，既比鼓吹“新民说”的梁启超更加深刻，也比把个人主义推到极至的安兰德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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