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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方宝荣：从投行高管到哈佛学生
她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十五年，在国内顶尖投行担任高管。
她是国内最早的一批保荐人，保荐并承销了多个大型企业IPO。
但如今，她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
是什么让她走出投行的既定轨道，华丽转身为哈佛的公共政策学者？
在哈佛求学一年，又是怎样一种体验？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5届Mid-Career MPA毕业生方宝荣女士在7月16日“麻省理工说”第一期活动上分享了她从投行高管转变为哈佛学生的经历与感想。
由MIT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MIT CSSA）和MIT斯隆商学院亚洲商业俱乐部（Sloan ABC）共同发起主办、华尔街见闻（Wallstreetcn）和event全知道协办的杰出人士主题分享会系列——“麻省理工说”于七月中旬启动。此主题分享会系列将定期分别邀请在学术研究、 科技创新、金融管理、文化艺术等各领域中的顶尖人士到MIT，与大波士顿地区广大青年深度交流、分享经验、建立联系。
“影响中国投行发展的因素一直就是时代性，投行发展无法超越它所在的时代。”方宝荣说。谈到必和必拓收购力拓时中金提出中铝参与收购，她说，整个组都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情怀”，也很激动。
在方宝荣看来，除了技术性的东西，她在中金学到的最基本的还是中金的文化，对“原则性”的坚持、对时代的使命感、对客户服务的坚持。
展望未来，她认为投行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息的中介人、定价优势、全局观、信息聚合力、踩准时代脉搏，这些都是投资银行未来前景光明的因素。
谈到为何在投行工作14年后要来哈佛肯尼迪学院读MPA，方宝荣表示，对于工作中讨论最多的宏观经济，她想“自己搞清楚，剥丝抽茧地弄明白，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第二个原因就是对时代浪潮的认识：“未来我也许会赶一个新的浪潮，比如公共部门。”
此外，谈到女性角色，方宝荣说：“我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事情的结果，我只关心要去努力做事情。没有对性别的特别判断后，别人也不会拿这个标签去判断你。”
嘉宾简介
方宝荣女士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5届Mid-Career MPA毕业生、梅森学者。在此之前她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十五年，是国内最早的一批保荐人，保荐并承销了中国神华、中国农业银行、陕鼓动力、中海发展、中信银行等多个大型企业的国内A股首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发行、以及增发。同时，她非常熟悉境外资本市场，领导了中国人保财产保险公司、中国神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的海外上市，她熟悉多种产品，还主导完成了六百亿元的并购。此外，她还曾负责投资银行业务与PE等投资机构的对接，对于投资者有深刻理解和良好合作。
主办方
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MIT CSSA）是MIT最大的中国学生社团，致力于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社区，在职业发展、文化娱乐等方面为广大中国学生学者服务。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亚洲商业俱乐部（Sloan ABC）致力于服务斯隆商学院学生学者，通过活动链接对亚洲商业感兴趣的学生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促进亚洲地区间交流，发展经济共同繁荣，培养亚洲乃至世界商业领袖。
协办方
华尔街见闻（Wallstreetcn）是中国领先的财经新媒体平台，我们提供全球经济和金融资讯，帮助中国投资者理解国际金融市场。过去几年全球市场每一个重大转折点，第一个向中国投资者发出警报的都是华尔街见闻。读懂金融，从华尔街见闻开始。
event全知道（微信公众号：eventallways）,创始人小e长期潜伏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从波士顿出发，辐射全美，影响中国，分享和组织最不容错过的活动、传播最有趣的生活资讯、最有态度的思想。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华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我眼中的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的热度已经有一些年了，关于投资银行的股市也有不少书，这些书都不约而同的夸张的描述了投行如何纸醉金迷、如何重利轻义，搬客也就成了一群面目冷酷、自私自大的形象。
然而，我所经历和体会的投资银行是非常不同的，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中金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当时初衷是要成立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因此这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中金公司发展到现在二十年，在IPO、重组、并购等细分领域中，在技术并不比国外投行差，甚至有些方面还占有一定话语权。比如在IPO定价时，国内公司在挖掘中国公司的亮点上还要比国外投行有很大优势，对投资者定价也更有影响力。随着中国企业的兴起，影响力扩大，Fund Manager也从原来的由外国人独占发展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
微观上的优势是如此，但宏观上，中国资本市场仍有欠缺。由于监管的基础理念不同，文化不同，导致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很差，然而全部怪到监管者的头上似乎也显偏颇，也和投资者结构和投资理念文化等中国特色的内容相连。
影响中国投行发展的因素一直就是时代性，投行发展无法超越它所在的时代。从90年代进入到国企改革攻坚阶段，四大银行基本处于破产状态，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当时跨国公司一下子涌入中国，成了热门方向。而之后的几年，国企改制成了新的浪潮。我进入中金的时候，第一个项目是铁道部改制。中金在过去15年，随着国企改制做出了很多贡献，赶上了浪潮也引领了这一浪潮。
我们在做项目时，是一心想着如何把事情完成的。要考虑，第一，不能给国家增加改革成本，要在方案中解决改革成本问题；第二，不能只关注一个企业，要关注整个行业本身和长期的发展可能，对于国企来说，要考虑到监管机构、股东、工会、退休人员等因素。
国家经历过“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收放了很多回合。铝厂曾经一度是国家垄断的，后来经营不善就放下去给地方形成很多小铝厂，小铝厂经营困难后，国家决定再合并成一个“中铝”后上市。恰逢美国911事件，上市就没有成功。但经过市场起伏平静，最后还是卖出去了。这是个很锻炼心志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影响不止于此。后来必和必拓收购力拓时，我们提出中铝参与收购的方案。因为当时中国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很高，如果国际上这两家巨头企业联合，那么中国矿石产业就被别人掐住了脖子。当时想到中铝是比较适合、相关的企业，就拿出了这个中铝收购方案，最后达成12%。后来中铝的领导说，如果当时911时候不上市，我们就不会有资本，也不能拿自己的股票去操作，对方也不会有信心，这件事情就做不成了。所以，回过头看，当时中铝上市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整个组都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情怀”，也很激动。
除了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在中金学到的最基本的还是中金的文化，对“原则性”的坚持、对时代的使命感、对客户服务的坚持。
我们从2008年开始和证监会一起研究创业板，我们带着证监会去英国、香港、美国考察，当时我们内部也在研究。但第一批创业板十家我们只有一家，因为我们大框架明白了，也借鉴了很多监管框架，但具体到每一企业的时候，看风险因素的时候没有搞清楚。我们通过年鉴研究了中国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平均寿命、破产原因，然后再去搞中小企业创业板。真正创业板起来是在2011、2012年以后。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有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在核查方面做得很完备。因此，我们做事情坚持的表现是要把事情研究透彻。
向未来看，我认为投行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投行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发行人要找资金，投资人要找好的项目，投行就起到了中间人的角色。在大数据时代，去中介化越来越多，投行在这一方面的角色可能会弱化。但是投行的意义不止于此，投资银行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分析价值。投行作为第三方，会横向、纵向、多角度、多领域分析，然后给出一个客观的价值。比如中国移动投资浦发银行，我们发现两方面的客户、产品都可以融合，当时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银行也对双方有益。这一成功掀起了跨业并购的新浪潮，后来人保投资兴业银行也是这个新的跨界浪潮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投资银行发挥的独特的价值，它是各路信息汇总碰撞的地方。
投资银行另外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信息的聚合能力。投行的专业研究能力是其它分散的个体力量很难实现的。
投行还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平台，在这个行业里面不仅能实际地去做具有影响力的事情，还能遇到各种优秀的人。去年冬天，我们做了万达地产的H股IPO。敲钟那天，“国民公公”王健林和“国民婆婆”都到了现场，大家都争相和他们照相留念，上市那天庆祝晚宴时“国民老公”王思聪也在现场，项目组很多女孩都很高兴的上去合照，这不是从事其他行业能经常遇到的发展人脉的机会。
之前我们主要做国有企业，会接触到国企的领导、董事长，虽然他们的级别很高，但是也会向你问关于资本市场这些他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领域的问题，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上市之前给客户的领导做路演培训。因为我是学会计出身，所以记数字的能力很强，以至于后来领导都离不开我，因为各个数字都需要转换成国际标准。这是一个在你有专长的领域可以让他来虚心请教，你也可以向对方请教他们成功的原因。他们就会给你讲“一开始我做技术员，后来做电厂厂长。后来全国公开招聘，我考试，一共三个小时，我答得……”
后来我们做中小企业，听到的故事就更多样化了。有一次我做珠宝首饰的一家公司，首先我本身就很感兴趣，然后我去更深入的了解，我问公司老板一个看起来很粗线条的男人怎么会做珠宝首饰。他的故事很励志，对比他的社会大学里的经历，你会很感激自己的生活，开始感想要好好工作，努力做人。你能他从小学没毕业到经营公司到如此的地步，还知道对冲的概念这个经历学到很多。
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就是好好学习，考清华，找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励志的故事。在大学里我问辅导员怎么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辅导员说要“你要踩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大潮。”“那咱们这个时代的大潮是什么？”“你要自己观察，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次对话对我影响很大。
在肯尼迪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非常好，主要是讲从二战开始到奥巴马一共六位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总统。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浪潮，只有做了符合这一浪潮的事情，才能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统。奥巴马也算一位，无论是内政外交，他都完成了时代的需求。
综上，信息的中介人、定价优势、全局观、信息聚合力、踩准时代脉搏，这些都是投资银行未来前景光明的因素。
为什么来哈佛肯尼迪学院读MPA？
在申请哈佛之前，我在投资银行工作了14年，也做了很多很大的交易，领导也很信任，我实我们部门的COO，做了很多事情。
在和领导和同事告别时，他们都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计划，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靠直觉去做事情，偏要从理性角度来说的话，一是由于对做好本职工作的追求，宏观经济是我工作时讨论最多的东西，经济从来不是一元的，很多东西都相互联系，我当时看来太乱了，所以想自己搞清楚，剥丝抽茧地弄明白，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在客户面前也会有更强的说服力。
所以我先去了UC Berkeley，但是商学院学的东西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于是我去找老师寻求帮助，老师建议我去读政治科学，并提到东海岸的这所学校。后来我在网上看肯尼迪学院的课程设置时，一下子就觉得这就是我要学的东西，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时间短，可以保持我对职场对行业的联系，同学背景多元化，可以接触不同领域的人。
第二个原因就是对时代浪潮的认识。我一直在做国企，从过去经验来看这个浪潮是踩对了，未来我也许会赶一个新的浪潮，比如公共部门。
前两天肯尼迪学院老生回去给新生做反馈，当时提到一个问题，这一年给你带来的收获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看问题的角度观点。第一件事，就是巴勒斯坦和南非的同学在邮件里吵起来，以色列的同学又加入，和巴勒斯坦的同学比谁的处境更惨，以色列同学说他们每天要躲到避难所好几次，巴勒斯坦同学反抗说你们至少还有避难所。当时我的反应就是，看问题的角度真的不一样了，有89个学生，来自50多个不同国家。一个印度同学说以前他从没和巴基斯坦人说过话，到这边上学后开始和巴基斯坦人交流了。“存在即合理”是我领悟到的东西。有一门课，老师会在课上传输美国的价值观，在之前我可能会全盘接受，但是现在我会和老师理论，比如是“中国南海”不是“南中国海”。
最后毕业前晚宴时，南非的一个女同学说“我恨美国”，因为所有课堂上俄罗斯和中国一定会被提起好几遍，并且作为假想敌来打击。她指着俄罗斯的同学说，就因为她来自俄罗斯，所以课上一讲到俄罗斯全班同学就去看她。南非的同学说“不管怎么，我就支持俄罗斯，当年俄罗斯对南非最好。”后来又转到我身上，说每堂课都要提中国很多次。我也问过我的教授为什么课上总要提到中国，教授说“因为你们那么大，总要提一下啊。”
总之，还是那个浪潮理论。吴军在他的书中提到了浪潮这个概念，他形容死去的科技公司就像是一座不再喷发的死火山如果新的科技公司不赶上新的浪潮，它们也会成为死火山。
关于女性角色
我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方面，我都没有特别强调我是个女性，也没有觉得女性和男性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从初中课本里学来一句受益匪浅的话，就是岳阳楼记里面说到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事情的结果，我只关心要去努力做事情。没有对性别的特别判断后，别人也不会拿这个标签去判断你。
我很同意《Lean In》里面说女性很容易扮演后退方面的角色，但无论怎样，还是要“做自己”。如果是在家里做一个太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个做好了也很好。只要是自己选择的路，听从自己的心，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就是成功。
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结婚后没有工作，她很喜欢美食和写作。她文笔很好，积攒了不少粉丝，在网上有一定影响力后，有餐馆、杂志来找她约稿，到现在已经在筹划第二本美食小说的出版了。所以生活很多样化，存在即合理，选择自己想做的就已经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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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vent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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