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老爱问我的问题是：“刚到美国最不适应的文化上的冲击是什么？”我一般都会给个比较大众的答案，比如很多俚语听不懂啦，或者英文写作遇到的困难。
事实是，这些冲击对我的影响都并不持久，我很快学会了美式口语，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写起了paper，周末该party就party，社交学习两不误，搞定大学so easy。然而有一件事，我在来到Pomona的第四年，仍然无法参透和适应。那就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
如果你在美国读大学，对“政治正确”或者“PC”应该不会陌生。按照字面意思来说，“政治正确”是指利用中立的字句，以图不侵犯他人，保护弱势社群。在最为推崇政治正确的美国，它可以体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指代第三人称不能只说“he”要说“he or she”，不能说“retarded”要说“mentally challenged”，不能看到亚洲人就说“你肯定数学很好”，更不能看到黑人小哥管人家叫“negro”…
万圣节的时候白人不能打扮成少数族裔，因为你把人家的文化当成玩具，你就是不尊重人家的文化；男生不应该主动谦让女生，因为男女平等；不能开带有侮辱性或者歧视意味的玩笑…
这些举措和规范大多出自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初到美国，我觉得政治正确的思想真是无比先进，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确实，在中国我们不讲究什么政治正确，弱者往往不受保护反受歧视；相比之下，政治正确起码从语言和行为上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可是在一所标榜自由和激进的学校呆久了，我发现政治正确也有可能会“过度”。
和一个有中国血统的亚裔学姐聊天，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会说中文吗？”对方立刻发飙,“长得像中国人就一定会说中文吗？你怎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就凭我一张亚裔的脸就给我打标签？”后遗症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问别人会不会说中文，生怕冒犯了人家，直到对方先问我。
一个在日本出生但是英国长大的妹子，在脸书上的国际学生群里抱怨，“今天我去国际学生办公室，那里的老师居然夸我的英语很好。她这不就是默认我的英语应该不好嘛！虽然我是日本人，但英语可是我的母语。”底下一片赞同，“没错啊，这些老师太无知了。他们就是潜意识里觉得国际学生应该英语不好。”我颤颤地回复了一条：“作为一个英语非母语的国际生，别人夸我英语好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况且我觉得这些老师并没有恶意。”立马有人回复“那只是你的经验，你不能用自己的感受代替别人的感受。”
Pomona隔壁的Harvey Mudd办了一个party，名字叫“Mudd Goes Mad”然后Pomona的学生会决定：这种party我们不支持，拒绝给钱。原因很简单，party的名字里有“mad”，是对那些有精神疾病的学生的不尊重。对于一个正在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学生来说，这样的party名称不是很有可能戳到他们的痛处吗？这样岂不是违反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准则？消息一出连Pomona向来政治正确的学生们都惊呆了：这理由也行？我以为我没有精神疾病所以无法理解，但是我最好的朋友里有一些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他们也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保护我们的感受，只会让我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下一步呢？我是不是不能说“Wow, that was crazy!”因为crazy也有“疯”的意思？
闺蜜决定在Facebook上把一些旧衣服卖掉，做了一个PPT，第一页写着“寒假长胖了，不得已卖掉心爱的衣服”。立刻有人私信她，“请你把标题改掉。“长胖了”会让一些女孩儿感到压力，我们的学术压力已经很重了。” 我理解政治正确的必要性，并且完全支持它代表的对少数族裔的关怀。但当政治正确过了度，我们真的还能好好跟朋友聊天，不用担心下一句话就会冒犯他们吗？当越来越多信仰自由激进的大学生动不动就被冒犯，因为你竟然“如此政治不正确”，当游行和争吵代替交流和讨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观点之间真的还有交融吗？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当我们踏出象牙塔，离开学校“政治正确”的保护时，我们还能适应这个社会吗？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正确的限度在哪里？这一条界限，因为每个人的背景，经历，感受的不同，所以显得非常模糊。我尊重少数族裔和弱者，但我也不想因为过度敏感，而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所以那些多余的政治正确，咱们还是留给Donald Trump吧。
李奕(ID: whereisyi)，波莫纳学院大四老人，大学期间混过学生会，创过业，在中环的银行打过工，也在五百强的医疗公司上过班。本以为加入McK管理咨询就可以开启高大上的人生，然而对世界的好奇终难停脚步。从洛杉矶郊外的小镇Claremont到伦敦中心的LSE暑校，从香港中环的私人银行实习到环欧洲的半年交换，她深爱着每一种不同的文化。热爱生活，坚信快乐的力量，她希望把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三士渡的学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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