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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高校生活至少表现出以下3个突出的、与德国大学不同的特点：高校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社会逻辑、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导向与取向和学术组织中的管理至上主义和“表格宰制”。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神州学人”授权转载。

近年来，“青椒”作为大学青年教师的别称被广泛使用。
这里用“海椒”作为我们一直所关注的海归青年教师的别称，寓指他们既与本土“青椒”有共同之处，又带着海外教育、工作背景的独特之处。
随着越来越多留学海外的青年人才回国到高校任教，“海椒”正逐渐成为中国科教界的一道靓丽风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处境和发展状况，一直为国家人才工作相关部门所关注，更是有意回国的海外青年人才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我国第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神州学人网推出教师节专题——打造“海椒”新生态，探究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如何为“海椒”打造良好的生态系统，让他们顺利融入、健康成长、专心工作、发挥作用……今天在微信中我们将呈现之二三……更多内容请关注网站专题（记得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呦）。
北京奥运之年，我结束了9年的留德学习生活，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外漂泊久了，回国之后有种上岸的感觉，感到非常踏实。特别是当我拿到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看到楼道里贴着自己姓名的信箱，并在各种各样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件经过了漫长生产工序的产品，终于被贴上了成品的标签，流通至目的地，有了一种归属感。
回国前，我在和办公室的同事克里斯托弗谈及归国的决定时，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无法融入那里的生活，你在这里生活得太久了！”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的其他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同样的担心，不过，向往另一种生活状态的强烈渴望让这样的担心成为一种微弱的背景音乐，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回国工作的决心。
回国以来，多少有点意外的是，我至今没有感受到任何突出的对本土文化的再适应问题。这与我工作单位良好的人文环境、人员结构，以及我的个人生活背景有关，也与我回国前“过低”的期望值有关，在海归教师中或许只能算是一个个案。
当然，主观上的适应感并不意味着国内高校不存在造成海归适应困难的问题。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让我多了一种参照标准，在观察国内高校生活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在《学术人》中所要求的那样：以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社会，不是将陌生的东西熟悉化，而是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于日常之中见其独特之处。就我在回国后的观察和体验来说，我觉得国内的高校生活至少表现出以下3个突出的、与德国大学不同的特点：
第一，高校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社会逻辑
国内的高校生活至少受到三种逻辑的支配性影响：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其中，学术逻辑是大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国际通例，无需多言。而政治逻辑已多受人诟病，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这里也无需赘述。不过，社会逻辑在我看来倒是国内高校的一大特点，兼具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意义，值得一提。
首先，社会逻辑体现在“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大学教师的孩子享有在附属幼儿园及中小学入学的便利；逢年过节，院系会给退休职工准备各种节礼（例如水果）；职工去世后，其曾经工作过的院系也会有代表组织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社会逻辑在这里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学术人员对大学组织的终生归属感，另一方面无形中也对学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构成某种障碍。
其次，社会逻辑体现在高校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中。例如师生关系——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关系，往往还包含着一种突出的社会情感维度。导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业之外，也常常关心学生在学业之外的一些生活事务（如就业问题、道德问题和情感问题等）。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师生角色的理解和定位有关，如“教不严，师之惰”“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价值观都强调学生要尊敬和服从老师，而老师则有义务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就其作用而言，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有助于建立和谐温暖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则对学生批判导师构成一种社会情感方面的障碍，不利于学术的争鸣与进步。
最后，社会逻辑体现在中国大学严进宽出的学制结构方面。中国高校的录取制度决定了老师们难以或“不好意思”在毕业时为了坚守学术标准而让那些实际上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延迟毕业。95%以上的学生可以按时毕业，这一现象本身便有悖于学术逻辑，说明国内高校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形式主义，让大学蜕化为蔡元培先生曾经诟病的一种“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的证书发授（售）机关。这种制度固然便于学校组织的整体运行，避免给学生制造麻烦，但却从根本上伤害了大学精神，对学者和学生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都会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
第二，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导向与取向
就我所在的教育学科而言，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导向和取向非常突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教育部的各类课题指南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一导向。基础理论性的研究课题虽然没有被忽略，但其边缘性地位无可否认。往往是那些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课题得到资助的可能性会更高，相关的论文也更易被发表。

当然，学术研究固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应用研究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国现有的选题设定及时间限制，让学术研究化约为一种初级的脑力劳动，问题覆盖宽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具象思考能力有余而抽象思考能力不足。国内社会学界在建构宏观及微观理论方面的双重不足至少可以从现有的研究导向和学术风气找到部分原因。
此外，现有的课题招标制度也导致了学术研究人员难以长期坚守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是不断去涉足新的领域，难以在纵深方向上积累学术智识，以突破性的洞见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第三，学术组织中的管理至上主义和“表格宰制”
填表可以说是国内高校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学期都有许多不同的表格要填写，年度考核表、课题申请表、课题结项表、各类奖项申报表、财务报销表，等等。各类表格占去了学术人员的许多宝贵时间，分散了他们的许多工作精力。在日常工作中，学术人员很少感到得到了行政人员的服务，反而因为其源源不断的表格而有些不胜其烦。按照加拿大管理学者明茨伯格（H. Mintzberg）对学术组织的分析，行政人员属于学术人员的辅助单位，其存在的合法性也是为了辅助作为组织核心单位的学术人员。然而，在国内高校，行政人员不但已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存在，而且还有凌驾于学术人员之上之势，各种表格的发放似乎已成为其合法存在的证据，而学术人员也沦为其强大的自我再生产机制中的一环。

除了耗费时间，填表的另一个不期的副产品是导致学术人生标准化。表格是一种标准化的工具，表格中的每一处空白都在隐含地指出填表者学术人生中的空白与不足，如所获得的省部级奖励、行政职务、所承担的省部级课题、学术兼职，等等。表格潜藏的这种导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了填补表格中的空白，学术人员不得不积极地参与各种奖项的评选，不得不填写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表格，将已然稀缺的时间再度碎片化，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大块时间被分割了，高水平学术作品的撰写计划不断被延期，直至搁浅。
如果说“表格宰制”和行政人员高高在上的地位仅仅只是一种表象，那么深层的问题便在于国内所奉行的管理至上主义。这种注重由上而下的管理逻辑不仅支配着相关部门和大学的关系，也以同样的逻辑主导着大学与学术人员的关系。设立各类奖项和人才资助项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促进学术人才的发展。但是，名目各异、层出不穷的各类课题和评奖项目也产生了一个不曾预期的消极效果，催生了学术界追逐名利的浮躁心理和学术泡沫的产生，扼杀了学术人员追求学术卓越的内生动力，破坏了平静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健康学术生态系统。
我曾在纽约一个讨论高等教育未来的学术会议上，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的质疑。在他看来，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体显然是中国政府，而大学的真正主体——学者和学生——的声音却显得弱不可闻。他的质疑值得我们深思，没有学者和学生参与的“双一流”建设就像是一台缺乏原动力的机器，一个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有机体。在各种计划、规划纲要的主导下，大学的主体们似乎已“沦落”为没有自我的“执行傀儡”。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是简单地由外而内建设出来的，学术大师也不是由上至下管理出来的，这一点浅识在建设“双一流”的进程中不应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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