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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什么是最具挑战性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得以解决？《科学》杂志曾邀请一些青年学者畅谈对科学伦理的想法，其中不乏一些在国内外奋斗的中国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科研环境中，他们都关注哪些内容，又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这虽然是一篇2014的旧文，因为最近的网络事件而火热。但就文论文，仍然深具启迪意义。
Jiang Zhao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器工程学院
航天航空工程师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伦理问题就是保护空间环境。虽然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于空间的探索和发展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我们并没有对先进技术和环境意识可能存在的关联给予足够的关注。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节制的空间活动可能会污染甚至破坏空间环境。另外，年轻的研究人员应该被鼓励参与和未来太空计划有关的伦理准则政策的讨论。那些资深的研究者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些为了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的空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环境意识。
李风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年轻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最大的伦理问题就是缺少科学诚信，这种行为不仅会摧毁涉事年轻人的声誉，也会让他所在的单位名誉扫地，而且还会抑制年轻科学家科学创新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强对研究责任感的教育，对中国科学界来说是首要的也是重要的一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没有开设与科研诚信或者科学行为准则相关的课程。在中国，提高科研诚信的另一个着力点就是营造一个健康的科研环境，包括制定明确的科研伦理政策，发布适用的行为准则，建立一个可靠的、权威的全国性组织以监督地方机构，对检举者进行保护，建立严格公平的同行评议系统，修订晋升和奖励的标准，从强调研究人员的学术论文数量转变为更注重质量，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
Yi Weng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 Lafayette, LA,USA.
隐私和数据的收集成为了电信和无线系统所面对的最大伦理问题。我们如何保护通过网络或者用手机应用软件提交到商业机构的海量个人信息？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指纹、相貌、手掌纹型不知不觉地被物理学家、保险公司和研究实体机构所用，但是却不能作为隐私受法律保护。很快，无论你在哪里，手机和GPS都可以知道你的行踪。所以，是时候想一想到底哪些信息可以被收集和留存了。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之间的沟壑，需要通过适合的政策讨论建立起桥梁。
苗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官僚主义和“关系”构成中国科学伦理的主要挑战。大多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在金字塔的底部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导师忙着参加学术会议、发展关系、拉项目和争取基金，而年轻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具体地实施这些项目，写论文，把导师的名字列到作者列表里，有时候还要放到第一作者的位置，有的甚至于导师根本就不知道文章中写了些什么。“关系”形成了一个循环，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往往是知名教授的学生，这些有名气的教授往往又把持着学术评审权。如果中国研究人员中的年轻一代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他们必须依从著名的教授并且和他们发展很好的关系，或者到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并有海外工作的经验，然后作为海外优秀人才被引进回国……中国需要改革机制、体制以及法律以消除官僚主义和关系对于资源分配的干预。
Shelly Benjaminy
National Core for Neuroethics,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媒体关于干细胞研究、纳米技术和其他新的医学生物技术的报道，常常会燃起公众的热切期待。他们迫切希望这些新技术能够迅速造福人类健康。然而，科学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它总是和人们的预期有一定落差。虽然让人乐观的科技信息有助于科普和提高公众对科研的支持，但是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希望，往往只能以失望、绝望和怀疑而告终，最终招致对正常科研本不应有的非议。所以，一个很关键的伦理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带着推动公众支持的目的，去宣传新技术的美好前景，同时又要避免炒作。我想，答案就是在传播科学的过程中保持社会责任感。媒体应该力求准确报道，指出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同样，科学家在和媒体打交道时，应该既介绍科学研究的进展，也不回避存在的难题。特别需要让善于和媒体沟通的科学家当成未来科学的代言人。
Rosalie Doerks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USA.
…伪造的科研数据最终会原形毕露。但是，检测学术欺诈行为的时间是很漫长的，造假的数据在此期间可能已经被其他研究作为“最新进展”而使用了。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些造假分子败露出他们的不端行为之前就把他们揪出来呢？科技期刊确实有比较规范的审稿流程，但是还不够严格，导致数据的篡改很容易被忽视。我建议世界上最好的期刊刊发论文之前，要求作者提供由另一研究人员出具的数据重现证明，以此作为防止学术造假的外部制衡。
Roddy Grieves 
Centre for Cognitive and Neural System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UK.
使用动物做科学实验是我所面对的最受争议的、最不和谐的、伦理上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关于动物实验是否是有悖伦理或者说是否有必要的争论由来已久。医学领域的很多研究都离不开实验室动物的帮助，它们随处可见。不使用动物做实验固然是一种很好的设想，但是当对动物实验加以保护的时候却往往不能切中要害，谁会真正的为此感到吃惊？对公众来说，我们的研究只不过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术语。甚至于我们工作所依据的动物科学程序法（英国）都包含一些保密条款，我们发表的文章躲在付费平台的后面（即便这些费用是纳税人支付），动物实验室也是一般人无法接近的。最后，公众被拒之门外，就像这件事有害一样。这加深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误解，加强了科学家神秘、肆意妄为、冷酷的形象。通过不断的公众参与、社会宣传和早期教育，人们才能够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动物实验不可或缺。有一些活动，比如不久前刚刚发布的《动物研究协议公开声明》、Elsevier提出的“知识成本”抵制，以及我们取消保密条款的请求，这些都有利于教育公众对动物实验的正确认识。作为科学家，我们要寻求各方的支持，从长远看也是为了科学的利益，这是势在必行的。
Girish Valluru 
Vagelos Scholars Program in the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USA.
在遗传学研究中，我希望使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这种方法能有序地收集和加工跨越整个基因组的数据。通过这么多的基因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偶然发现乳腺癌、阿兹海默综合症或其他标记的基因疾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因为样本的来源地较远，我的伦理责任感促使想我去联系样品的供应商，确保捐赠样品的人知道了这个实验结果。让捐赠者填一张表格，询问他们一旦有相关的发现，他们是否愿意被通知，这样就能解决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在处理敏感的基因数据时所要面对的窘境。
Karen J. Jacob 
National Core for Neuroethics,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医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理解，以至于病人没有能力做出治疗选择上的判断。特别是新的生物技术层出不穷，比如干细胞治疗法和基因组测序。怎么向公众普及复杂的科学知识，让我们新生代的研究人员倍感压力，因为我们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来胜任这种宣传。所以，我们需要教育新生代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如何去传播这些知识和理念，帮助公众了解医疗技术，使病患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
Cody Lo 
National Core for Neuroethics,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在神经科学领域，年轻研究人员面对的伦理问题就是在健康机体上使用认知扩大干预的方法。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使用治疗小儿多动症的药物，比如Adderall和Ritalin常常被健康的学生使用，用来提升考试的成绩和提高工作效率。有些人会分辩说，我们喜欢使用新方法提高记忆力，使用神经增强类的药物来提高工作效率，这和使用咖啡因没有什么区别。多动症的长期干预对健康机体产生的影响机理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将服用了认知增强类药物的人和没有服用的人的效能表现共同评估是否公平，这本身也是一项伦理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服用药物会提高研究生项目申请的竞争力。我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向学生科普使用这种非处方药物的潜在危害，其次，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去真正了解认知增强类药物对学生竞争能力的影响。
Nina Di Pietro
National Core for Neuroethics, Faculty of Medicine,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实验是解决和大脑发育相关的复杂问题、发现对神经发育不健全儿童安全有效干预方法的一个途径，这对于年轻的科学家来说是未来发展之路。不过，在大数据充分发挥其潜力之前，我们要先阐明那些需要解决的伦理问题。比如，怎样在研究人员、医药代表、管理机构、研究伦理理事会和家庭之间达到一致，以将最好的伦理实践应用于对患有神经发育不健全的孩子和青少年的临床实验中？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伦理上的协调和监督？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开展并且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取得了成果。年轻的研究人员要参与到协调的过程中来，因为他们工作在第一线，他们采集和分析数据，和不同的人员打交道：高级研究人员，普通研究人员，伦理理事，以及研究者自己。
Brett Favaro
Centre for Sustainable Aquatic Resources, Fisheries and Marine Institute of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t. John’s, Canada.
环境研究需要资金和后勤保障，特别是对于前沿的科学研究以及最新的应用技术来说。即便政府的科技预算已有所增加，获取足够的资助仍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那些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可能会调整他们的研究内容，以获取来自工业领域的支持。这需要年轻的科研人员训练如何建立起与工业界的合作关系，使他们在接受来自工业资助的同时，既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不会让他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有所妥协。
Kelly P. Downing
Department of Medicine, Division of Geriatrics,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olorado–Anschutz Medical Campus, Aurora, USA.
尽管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很多伦理研讨会上都接受过告诫，但仍然有一个潜在的敌人威胁着他们的职业操守：科学污染。它包括很多问题，从不恰当的引用到对数据恶意的曲解等等。年轻的研究人员特别容易不知不觉地趟进这滩浑水，随着他们对研究工作的不断掌握，他们会从其他的文章中、同行身上、甚至导师那里得到负面的启示。比如，研究生阅读到一篇综述文章，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另一篇综述文章的内容，而非原创性工作的文章。他们会默认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此后这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行为标准。比如，如果你去追踪参考文献到最初始的工作，你可能会发现一篇1965年发表的文章，文章用了一种现在已知不可靠的、过时的研究方法。再比如，一个博士后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他可能会选择用现有的一种方法，即使他知道这远远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为了实验的可行性或者与前沿工作保持一致性，他也不愿意质疑他的导师建立的这种行得通的方法。为基金和晋升而努力的初级研究人员可能会被诱惑着去夸大他们的成果或者选择一个低端的期刊发表并不成熟的结果，只是为了追求发表文章的数量。这些行为让科学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行为，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同行、交流者、倡导者和导师的责任。
Ádám Kun
Department of Plant Systematics, Ecology and Theoretical Biology, Eotvo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Hungary and Parmenides Center for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Munich/Pullach, Germany.
发表文章的压力会驱使年轻的科研人员伪造数据，忽略数据或者从不足够的数据直接得到结论。“不发表就灭亡”这个游戏对于科学研究和科学家来说都很糟糕。我们应该追求质量而不是数量。
Nils Ulltveit-Mo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Agder, Grimstad, Norway.
我的研究领域是计算机安全，保护计算机系统不受外界的恶意攻击，这需要在介于好与坏的临界面上操作。在研究中，测试真正的数据需要高安全级别的审查。但是，可能得到的机密结果也不能被发表。安全技术有双重用途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安全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检测到新的系统漏洞，可能会因为陷入伦理的尴尬境地而结束研究：我是把这些结果发表了呢，还是拿到政府或其他利用系统漏洞的黑市上去卖个高价呢？因为这些技术既可以正当利用——保护公民安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打造一个奥威尔式的控制型社会。
原文链接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5/6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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