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流向一直与神的美意紧紧相连。自从马克斯·韦伯沿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范式思考地球上的自由企业和财富地理，人们终于发现，神在哪里，哪里就流淌着奶和蜜；基督徒在哪里，哪里就盛产富可敌国的有钱人。
有这么一个财富的路线图：17世纪之前的欧洲，基督徒充满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欧洲的财富无人企及，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西班牙海上巨无霸，他们的财富真的到了今生得百倍的程度；随着欧洲大批基督徒迁徙到北美大陆，美国和加拿大因此成为世界财富的集大成者，以至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在任何公开场合讲话，都要虔诚地祈求上帝保佑美国；有意思的是，当基督徒们携家带口来到亚洲的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幅员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度，竟然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成为财富的新兴地带，今天韩国的基督徒数量占到了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整个亚洲的大部分传道人都来自韩国，在北京，据说有10万韩国基督徒，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给中国人传播福音；所以有人说，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在30年之内迅速积累起可观的财富，一部分中国人终于拥有了中产阶级的生意与生活，这其中显然有神的祝福在。
怎样解释财富与基督教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直是学院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课题。事实上，在最近300年的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关键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清教徒。
清教徒这个名称，在1567年首次出现，原是个绰号，形容过分谨慎、无可指摘不作任何妥协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个称谓也算恰如其分。因为清教徒渴望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
毫无疑问，清教徒运动对後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清教徒运动虽然已经远去，但由清教徒精神所凝成的现代文化，其许多重要方面，仍是当今社会的基础。尤其是美国的共和政体制度，美国文化精神，都深受清教徒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没有清教徒，美国今天不会是这样的社会面貌。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变了这一块土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
清教徒在旅途中所定的《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石。他们为了神之荣耀而立约，决心以推广信仰为名，用更美善之秩序，筹建公民政体。
建立宾夕法尼亚州的清教徒维廉·宾爵士（他自英王查理二世手中得到宾州的土地权），作过如下论述：“全能神的荣耀和人类的美善，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因此政府是神所设定令人尊敬的组织……基于此，引入最佳保护基督徒和公民自由的律法，以防止所有放纵的和不公义的作为，使得神有神的权利，政府有政府的权利，人民有人民的权利。”
美国宪法中的各项基本原则，都体现了清教徒对圣经的理解。例如关于人权与自由，均源于神。人权之不容剥夺，乃因人的权来自神。自由的基础亦在于神，《加拉太书》5：1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可见，基督的救赎，是人们寻求自由的策动力。
美国初期的迅速发展，直接得益于清教徒的信仰情操。社会学家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充分展示了清教徒严谨而高尚的情操，如何转化并体现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传统和遗产。美国早期领袖的人格特质，都能见证清教徒新移民专诚、感恩、严格律己、敬天爱人。
清教徒工作伦理观是以孜孜不倦的热忱和信仰，用荣耀神的态度来完成每一件差事。“职业（Vocation）”这一概念，即发端于清教徒精神，Vocation含有宗教意义“召唤、神召”。在清教徒看来，职业亦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也是职业一词的最初定义，因此每个人要努力尽个人的本分。
在经商营利活动中，清教徒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人有义务使财富增值。他们要求取之有道，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要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他们以奉献精神向社区回馈，创办了哈佛等长春藤名校，以及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今天的美国基金会林立，到处可以招募到义工、志工，这些都是以此种奉献精神为基础的。
美国的政坛人物，较少感染腐败，这除了严格的法律与新闻自由的监督外，“服务的领导性”也是源于先贤的传统。基金会精神与志工精神，更是值得普世效仿的公民社会的典范。
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开创产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美国初期，不是聚敛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
清教徒充满热忱，具有争取成功的非凡勇气和信心，他们敢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置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为：“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三种财富态度整合在一起，我们能看到一代又一代清教徒奋斗的身影，更看到神的爱普降大地，生命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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