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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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财新女性青年领袖论坛” 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一诺作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获得由该论坛颁发的“杰出女性奖” ，并在现场发表了演讲——《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以下为演讲视频和全文。

一诺：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

非常感谢财新给我这个提名的荣誉，也非常感恩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想法。刚才我和我同事开玩笑，如果哪一天我们搞男性领导力论坛的时候，才是女性地位真正平等了。

有时候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有幸，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生在了一片特别的土地。就我个人而言，从二线城市普通人家的孩子，在不到四十年的人生里来了北京、去了美国、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巨变，以及与世界不断增强的联结。

现在是冬天，我生在济南，儿时对冬天的记忆是轮流值日，需要捡树枝、带煤球到教室里用报纸生火取暖。那时候我对女性领导力的理解，来自我的姥爷给我讲他年轻时的事。他来自沂蒙山区，早年“闹革命”的时候他是兼职的“妇女会长”，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说服村里各户给家里女孩子“放脚”。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些名词和动词，很有穿越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它让我有了我不曾想象过的人生，看到了不曾想象过的世界。

在个人的收获之外，这个世界看得越多，越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有的」和「没有」的世界。

我们先来讲“没有的”。

在来到盖茨基金会之前，我其实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我当时是麦肯锡合伙人，在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各个行业都做过很多项目。但后来发现，我看到的只是部分的世界。2015年跟比尔·盖茨面试的时候，我问到他为什么做基金会。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你会意识到，在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影响数亿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真空。

他提到了疟疾，这是每年在现在还有32亿人受到威胁、2亿人得病，每年有50万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儿童的疾病，每年全球对它研发投入是五亿美金。与此相比，每年全球投入到男性谢顶研发投入有20亿美金之巨。

另一个例子是结核病，它是传染病中排名第一的杀手，每年有18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中国是结核病全球第三大负担国，每年有100万新发病人，大部分在贫困地区。然而，全球对于结核病治疗的研究一直存在巨大缺口。上周CFDA（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了杨森公司的抗多发耐药结核的Sirturo在中国上市，这是一个普大喜奔的消息，但你们知道吗，这距离上一次人类推出结核病药物相距近50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研发资源匮乏。

放眼观之，不仅是结核，全球90%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全球相关研发和生产投入仅有10%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自1975年以来获得执照的1500种药品中，仅有不到20种是针对那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的。

当前，全球有25亿人缺少基本的卫生和净水设施，占全球总人口超过40%，其中1亿人就在我们中国。每年全球由于缺乏卫生和净水社会实践，导致120万儿童死于基本疾病——腹泻，还有大量的儿童因此感染慢性腹泻，阻碍了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严重影响了儿童大脑、身体和免疫系统的发育。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样高大上的场合，经常会忘掉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地球上，对数以亿计的人，健康还是一个遥远的奢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地方，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没有人为他们发声，因此少有投入。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读都感动，他说：

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Risk takers needs backers, good ideas need evangelists, forgotten community needs advocates）。

这些存在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大问题，盖茨基金会希望能做的，是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起到催化的作用，能够为这些群体发声；能够投资没有市场的产品；能够支持冒险者；并激励更多的人和组织和我们一起做这些事。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同样经历了这些巨大卫生和贫困挑战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作为研发和创新的排头兵。我们有太多独特的价值可以在这个“没有”的世界里做出贡献，推动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

再讲“有的”。

在工作之外，我今年以个人身份发起了一个项目：一土学校。这个缘起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因为在给孩子选择学校过程中的痛苦和思考，做下的一个无知无畏的决定。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些痛苦和思考，引发了巨大的共鸣。而我开始做之后才意识到，教育的问题，是另一个极端，是「有」的问题，而且是「有」的太多、「有」的无序。

教育几乎是所有社会的中心和焦点问题，因为它关乎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家长为教育焦虑，政府为教育投入，大量研究、研讨会、展示会、报纸杂志、微信文章，铺天盖地。

一方面，时代进步带来了随处可得的知识和创新，家长对教育的高期待高焦虑，资本对课外教育产业的高投入；另一方面是压力巨大的公立学校体系：疲惫而缺乏支持的学校管理者，和心怀职业使命感但充满职业倦怠感的教师。

谁都不满意，又谁也无法逃离，所有人似乎都是受害者，同时又在这个体系的漩涡里，不自主的成为施害者。这所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教育、补习班、课外班等种种后面忙碌、疲惫、分裂、甚至扭曲的童年体验。

我最大的感触，莫过于接触到体制内的教育官员和工作者自己，也为自己孩子上学无比发愁。结果就是在这个漩涡里转一段时间以后，有能力的早晚把孩子送出国。我自己的朋友圈，坦率来讲无一不是打算送孩子出国，或者已经送孩子出国的。无非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不批评他们，因为对任何一个个人和家庭来说，对抗这个体制都太艰难、风险都太大，无法承受。

但是我们请在座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可悲——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也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所想的，是但凡有能力就把孩子送出国。

我想做一土学校，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在中国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为什么不可以？听起来很难，但不是不可能。因为退一万步讲，和我们前面讲的“没有”的问题相比，已经好太多了，我们不是没有重视和投入，是体系的不合理造成了结果的不理想。

体制的问题在于学校是孤岛，一方面是各种压力和焦虑的焦点，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又相对封闭，很少得到教育体系以外的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教师的职业发展，其实对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说，这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而且会有大量的研究和经验。但是这么多教师培训的机构和会议，我没有看到一家请过有经验的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去给意见或者提供支持。在一土学校，我请过麦肯锡的前同事做关于沟通和纠纷处理的培训。一个有二十年教龄的老师感叹，要是她能早有这样的培训，能少走多少弯路，少浪费多少时间。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学校回到社会的中心，因为学校里是我们的未来，它应当在社会的中心。但这需要有序的体系，以支持教师、支持学校的高效运营，并让社会的跨界资源对学校进行有效投入。

所以我们想做的，不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学校，而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学校和后面多层体系的建设，通过开放和与多方的合作，推动教育体制的变革。这包括完善的课程和评估体系、教师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企业级的学校运营和管理、IT技术的应用和社会支持学校的平台和工具。

通过这些，我相信我们能做好的教育；我们能做激发和保护孩子内驱力的个性化教育；我们能做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中国教育体系相结合的教育；我们能够做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

回首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我们走上了一条来之不易的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也坚信这条道路才刚刚开始。说到未来，下一步等待我们的，是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世界范围内为人类谋福祉。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更多根植中国、心怀天下的下一代领导者。

我姥爷生于1914年，如果现在还健在，已经过了百岁寿辰。他如果在的话肯定会很高兴：他的外孙女，这个一直被他叮嘱女性要自立、自强的外孙女，今天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有这样一个平台，和这么多人讨论下一个百年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希望我们这一代，也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这「有的」和「没有的」世界相联结，更有序、而更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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