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页看看书
来源:左页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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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
——白居易
01 
1997年:起飞
1997年,许家印39岁,南下寻梦第五个年头了,月薪3000。
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儿子、岳母、父亲和朋友,与人合租了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里只有合租人的卧室有空调,儿子怕热,就躺在合租人卧室门口地板蹭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在此前三年,他应公司安排,只身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广州,打造出了一个净赚2亿多的地产项目——珠岛花园。他带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朴素心愿,期望老板能给出“配得上贡献”的待遇,结果惨遭委婉而不失礼貌的拒绝。
1997年2月,岁至不惑的许家印“揭竿而起”,成立了恒大地产。
许家印自立为王的这年,香港明星钟镇涛,过得有点心惊肉跳。
作为温拿乐队主唱,他曾是1970至1980年代的优质偶像。1996年他学人家炒楼,高息借款1.45亿港元,直愣愣冲进火爆的楼市。谁曾想,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国际“金融秃鹫”索罗斯成功狙击泰铢,金融风暴席卷而至,香港楼市数月内暴跌50%。钟镇涛一夜间失去了所有,欠下2.5亿港元。
那时香港报纸头版占满了“破产”“自杀”和“跳楼”等字眼。内地高层郑重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随后,便有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内地调用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牢牢守在7800点以上,索罗斯铩羽而归,败走东方。
1997年,凭借桌面文字处理系统M—6401而名利双收的亿万富翁史玉柱,惨得连油钱都加不起了。
跟钟镇涛类似,他也没能抗住内地楼市的塞壬之惑,将大半身家押注房地产——预备建7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赶上公司主业滑铁卢,资金链断裂,仅建了3层的工程宣告烂尾,欠下2.5亿元巨债。
多年后,史玉柱提溜着“今年爸妈不收礼的脑白金”,再攀事业高峰。他重回当年的伤心地珠海创业,规定新建的研发大楼不能超过三层,“因为,我已患了恐高症”。
除了受金融风暴冲击,1997年的内地,还叠加了一层国企改革触发的下岗潮带来的阵痛。
东北作家双雪涛记得,1997年夏天干燥炎热,国企任职的父母整日提心吊胆,卑微地商量如何给领导送烟送酒。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停薪留职”,什么叫“下岗”。
那年前后,电视上不仅上演《神雕侠侣》《还珠格格》和《水浒传》等热门剧,还有刘欢的《从头再来》,把每年下岗的700万至900万工人戳得眼泪汪汪,而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儿》,戴着蓝色工帽的黄宏,喊出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这一虎狼名句。
在广州,慑于金融风暴,一家工商银行下属公司,手握广州农药厂地块,迟迟不敢开发,索性将地块低价抛售。刚刚成立恒大的许家印,冲过去说“这块地我要了”,而神奇的是他的口袋,比他四十岁的脸还干净。
“一个人没钱又要做大事业,该怎么办?”多年来,许家印一直在复制当年“空手套白狼”的绝活:以价格的退让,换取分期付款的机会。他拿地后,从银行贷出了600万,500万付购地头期款,100万留给公司运营。至于建造,交给代资5成的施工单位就行了。
项目开发至第一层就开售,结果,半天卖了8000万。整个项目从征地到售罄,仅历时一年,创下地产界的神话,恒大地产一炮而红。
危机的奥义,是危险与机遇并存。
那年,经济学家汤敏也有些烦恼,一个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而大环境又不好,全家人沮丧不已。
虽然危机冲击不小,可从ZF到民间都在努力施救,以至于“扩大内需”、“宏观调控”这些专业经济学术语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
一边内需不足,一边老百姓获得高等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汤敏天才般地生出一个绝妙的点子:何不通过高校扩招、提高学费而一举多得呢?
1998年11月,他以个人名义向ZY提交了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并很快得到高层认可并采纳。
自此,高校扩招率先吹响了扩大内需的号角。1999年,首次扩招就达47%,刚迈入上大学年龄的80后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他们一边感恩父辈们的“再造之恩”,一边笑着哭喊,“学费真贵”。
为了扩大内需,国家“三管齐下”全速发力,除了高校扩招,还有另外两项重大措施:医疗市场化,以及取消福利分房,即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货币化,正是后者让房地产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1997年11月,高层与王石有过一场关于房地产可否成为支柱产业的经典对话,被视为1998年房改的冲锋号角: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
“既然ZL说行,就一定能行。”
这次房改,被视为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不仅房地产商笑开了花,1994年税改中被收走了大量s源的地方zf,也再次展露出久违的笑颜。
据史书记载,那场对话结束时,会场一片笑声。只是当时没人料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刚播完,房价蹭蹭往上涨的《蜗居》时代又来了。
搭上房改的快车道,1998年,许家印以1.34亿的天价拍下农药厂周边5.3万平方米的土地,一口气推出金碧花园、金碧华府和金碧湾等一共十三个“金碧系列”楼盘,且全部大获成功。仅用了6年,恒大就攀上全国500强的宝座。
如此傲娇的成绩,换谁能不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呢?这当然也就容易让人忽略一位长者的教诲:“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是自己真牛逼还是时代的馈赠?不诚实回答此问题,终究是要吃大亏的。
算起来,1958年出生的许家印,已经是第二次吃到时代红利了,上一次是1977年,推荐制废除,高考重启,原本在公社里积极掏粪的小许,放下手中的扁担,重拾尘封的书本,于1978年考取武汉钢铁学院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铁饭碗捧了10年。
02 
2008年:香港style
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碧桂园的大股东杨惠妍,身家从253.5亿元跌至18亿元。《福布斯》统计,金融海啸至少卷走了中国富豪1万亿元。
这年,许家印也很难受。
他原本打算将恒大送上港股,跟人签下对赌协议,激进地融了9亿美元外资,一年内将储备土地扩增了9倍。但金融海啸袭来,恒大像最后关头冲刺时摔了个狗啃泥,上市暂缓,计划中120亿到150亿元的融资泡汤,资金链难以为续。
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许家印滞留香港整整3个月,经英皇杨受成引荐,面基了李兆基、李泽钜和刘銮雄等一众香港富豪,然后就有了那段每晚陪着周大福老板郑裕彤“锄大地”、“品腊肉”的商界佳话。
不过这有趣又颇具象征性的一幕,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明白它的真义。
香港老板是许家印的福星,也是骆锦星的贵人。
1979年3月,深圳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一项新任务:一年之内建好2万平方米300多套干部宿舍。可市里只拨给他50万——连设计费都不够。
他急得吃不下饭,一位来访的香港朋友给他出了个点子:“你是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不学香港,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双方分成?”
骆锦星如茅塞顿开。如此,内地第一个商品房小区——深圳东湖丽苑以最快的速度诞生了,开发商为港商刘天就,首期108套新房,均价为2730/平方米,一经发售即秒光,购房者多为内地有亲戚的港人。
深圳市ZF不仅没花一分钱,还大赚5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ZF引入外资搞建设,自此有了依据和先例。
300多年前,英国人威廉·佩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以土地换资金,这是香港为内地改开之初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1982年初,身无分文的尚志安,利用深圳市ZF给的一块荒地,向银行贷款1800万,变戏法一般建起了深圳第一个工业区——上步工业区。
开工没几日,一名港商前来交钱认购,尚大惊:厂房没建好怎么收你钱?港商笑答:“香港都是先认购,后收房。”本就空手套白狼的尚志安,格局瞬间打开,将手里资金从1800万滚到1.44亿元。
此为预售制,也叫卖楼花,由著名港商霍英东1950年代首创,是香港教给内地另一项影响甚巨的商业操作。
1988年,内地明确土地可自由转让。
在此前一年,为论证此事合理性,专家们都快把《ZBL》翻烂了也下不了决心,一名香港专家直言不讳:“如不XX,外资绝对不敢来买地。”这人名叫梁振英。
同年,深圳终于落下土地拍卖第一锤,有意思的是,第一拍使用的击槌器,也是由香港测量师学会赠送的。
1979年,内地高层邀请爱国港商霍英东来内地投资建宾馆,他不敢来,回应说,要不再捐点钱吧。他回忆:当时就怕政策突变,只能靠首都机场一副裸女画来做判断。
但领导们不要他捐款,非让他来投资赚钱,因为内地要的不是一座漂亮的建筑,而是为外资树立信心的标杆项目。该项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可见,香港房地产对内地的影响,远不止于房地产,而是深刻地形塑了改开之初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霍英东来内地建造宾馆的同一年,持续11年的SSXX迎来尾声。可一声号令开启的人口大迁徙又一声号令结束,最难的是如何解决即将涌入城市的1600万人的居住问题。
改开前30年,内地累积住宅投资仅有374亿,由于人口增长,1978年人均住宅面积比J国时还少了0.9平米,只有区区3.6平方米。
电视剧《金婚》中佟志小两口,住的那类由单位分配、过道码放着煤球、公共厕所脏臭、水房上锁的筒子楼,是一代人共同的凄楚记忆,夫妻掐点捏嗓子亲热,也绝非艺术而是写实。
在拥挤的筒子楼、大杂院憋屈了30年的中国人,遇上香港的预售制、土地换资金等操作,犹如饿鬼吃大席,后果可想而知。
1992年,正在海南炒楼的潘石屹,通过查阅内部资料,意外发现海口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50平方米,而当时北京才7平方米,他预感“要出大事”,与冯仑、王功权等同伴,率先抽身回京。
1992年-1993年,市场经济尚且稚嫩,海南就吹起了疯狂的地产泡沫。“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是那时候生意人的圣经。5600多家地产公司蜂拥至这个人口不足全国0.6%的海岛,开发了全国1/10的商品房。地产商比岛上的椰子还多,房价1年内上涨了5倍,全国人均月工资不足300元,岛上的房价却已经破万。
膨胀的地产泡沫,惊动ZY,并引出首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即1993年的“国16条”。随之,泡沫瞬间刺破,房价应声暴跌。
除了少数人及时抽离赚得盆满钵满,99%的炒楼客都赔得倾家荡产,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汽车狂人李书福。而他们的身后,是海南600多栋“烂尾楼”、800多亿积压资金、400多亿金融坏账。
海南地产泡沫,像瘟疫一般蔓延到了北海、惠州、广州、上海等城市,其中广东许多城市一直到2007年,还没完全消化那几年留下的空置房和烂尾楼。
只是,尽管已有血流成河的前车之鉴,香港舶来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也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以至于,内地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泡沫累积和降温调控政策间钟摆式运行的奇特景观。
2008年,内地房地产在狂飙突进了几年后,钟摆又一次来到降温调控的一边,严厉的政策组合拳像雨点般落下,几大核心城市房价跌了30-40%,万科、碧桂园和招商地产等股票一路俯冲,最狠的跌了90%,就连地产界宠儿王石也说:“我承认楼市拐点确实已经出现了。”
许家印时运不济,公司上市冲刺的关键时刻,遭遇了政策性寒冬,而自美国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更让他雪上加霜,上市计划被迫中断。但奇妙的是,犹如梦回1997年,“危机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定律,有如神助般再一次在他身上应验。
几个月的“锄大地”,换来以郑裕彤为首的香港财团6亿美元紧急输血。更为戏剧性的,是为了挽救疲软的经济,2008年底,楼市的钟摆回调,四万亿救市计划推出,房地产又一次迎来爆发时刻。
结果,虽历尽千辛,2009年11月5日,恒大地产如愿登入港股,许家印个人以479.49亿港元身家,刷新中国首富榜单。可以说,是香港地产开发模式成就了许家印,也是香港的富豪给他戴上了首富的花帽子。
03 
2016年:祛魅
2016年,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去世。网友们尊称她为“先生”。
她与钱钟书是中国最知名的学术伉俪,但很少人知道,许多年里,这对学养深厚的夫妻连一套像样的住房都没有,长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直到1977年,他们家才分配到一套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房子。直至去世,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住房。
同在2016年,王健林的“小目标”暴论风靡了整个网络,多年狂飙突进的房产市场化,让内地人均住房面积突破了40平米,住房不再紧张反而库存积压严重,“去库存、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推出,更有了“房住不炒”的定调,人日发出警告,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高风险。
2016年,许家印58岁,因4年前参加大会时一张身姿摇曳的照片,他有了个网名。这年,尽管“去库存、去杠杆”言犹在耳,但他却开启了新一轮加杠杆、快步扩张的步伐,恒大债务首次突破1万亿,他一边频繁举牌上市公司,欲再次借壳重回A股,一边继续扩大投资,将恒大发展成三个销售额超“三千亿”的房企之一。
有人说,许家印的命运在2016年已经决定,因为这年“房住不炒”出台,而他的大恩人郑裕彤也去世了。但这都是马后炮了,2016年“房住不炒”的背景是2015年“涨价去库存”,房价不仅没有降,反而迎来新一轮暴涨,仅用了一年,“碧恒万”三巨头销售规模就从三千亿跃升至五千亿。
2016年,65岁的王石,正经历退休前最严峻的一次职场大考,被他视为“门口野蛮人”的宝能、恒大,欲携巨资强势入主他创建的万科,并极有可能将他这位创始人踢出局。
这一年,李嘉诚的心情也不算太好,6月他接受了彭博社采访,这是他四年来首次面对媒体,目的是为了澄清外界对他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此前一年,内地一家主流媒体智库发表了一篇名叫《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更早前,香港有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李家的城》,以稚嫩的笔触戳中了港人的痛点。
面对外界的批评,李嘉诚以“树大招风”四个字为自己解脱。
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质疑潮,实际是内港两地经济被房地产深度绑架后,人们对他为代表的香港地产商人的一次大规模 “祛魅”。
人们逐渐意识到,香港房地产经济模式,的确为改开之初做出过难以替代的贡献,但不断推高的房价,也确实吸干了科技创新的活力,造就了贫富的畸形分化。而香港自身就深受其害。
1966年,作为串联hwb,王石第一次来到深圳,看见“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虽然所知甚少,却是令人颇为向往的“外面的世界”。
众所周知,改开前30年,内地将近100多万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游过深圳河前往对岸,许多是“用脚投票”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通人。
王石隔河仰望的1966年,一则谣言说内地即将WL收港,许多港人因恐慌抛售了手中的地产,甚至移民海外。时年40岁的李嘉诚,对此付诸一笑,抓住机会低价大量买入地产,他因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晋升为最成功的地产商人。
改开后,香港房地产开发模式传入内地,深刻地塑造了内地的经济。多年来,这座城市也成为无数人心中时髦又丰饶的梦幻都市。
1993年,一部叫《我爱我家》的情景喜剧风靡全国,有一集讲到80后圆圆对香港“天王巨星”张国荣痴迷到不惜逃学,她的母亲宋丹丹扮演的和平,一度误以为女儿早恋。同年,张国荣参演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戏《霸王别姬》,他饰演的程蝶衣犹如为他量身定制,如泣如诉、风华绝代,迷倒了无数内地影迷。
但80后圆圆或许不知道,1993年也是香港电影衰落的起始之年,公映数量首次跌破100部,相较以往,观影人数、影院数量、票房收入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而此前30年间,香港电影是仅次于好莱坞和宝莱坞的魔幻存在,影响力甚巨,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70后中学生也痴迷张国荣。
2003年4月2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至内地,前一天夜里,46岁的张国荣,自香港文华酒店一跃而下坠楼身亡。已经上大学的80后们,为此遗憾和伤感了许久,他们从盗版影像里了解的梦幻香港,仿若第一次显出了颓势。
1999年,一款叫OICQ的聊天软件,风靡刚刚兴起的内地网吧,可惜并不赚钱,开发者烧完了最后一万元,让出20%股份,获得李泽楷220万美元投资。OICQ后来改名为QQ,但还是不赚钱,就连马化腾本人也想要卖掉。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李泽楷终于丧失了耐心,将腾讯股份作价1260万美元卖给了南非MIH集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贯精明的李家做得最糊涂的一笔买卖。
与此类似,早些年,华为、中兴通讯均有港资的身影,但随着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做自主研发,这些港资便纷纷抽离,不再陪着冒险,当然也就错过了企业技术升级后更为丰厚的回报。
1960-1970年,香港与新加坡,同是以技术密集型企业著称的城市。1962年,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曾将仙童公司第一家海外芯片工厂设立于香港恒业街。
但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半导体生产中心,仅次于台湾新竹,而香港却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窘境,不仅错过互联网大潮,也没能跟上半导体的爆发期。
最近一些年,内地经济快步上扬,香港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却愈发难以遮掩。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GDP,尚能占到大陆GDP的18%,但26年后,这一数值就猛降到了2%左右。
1990年,珠三角对外贸易比重香港占了74%,可2010年,则只剩下20%。各项数据一再显示,这些年香港经济已经迅速缓慢下来。2017年,深圳GDP更是首次超过了香港。
至此,内地人彻底摘掉了香港的滤镜,河对岸的梦幻之都不再令人驰往。相反,人们注意到,这些年香港各项经济指标一路下坠,唯独房价直冲云霄。过去40年,香港房价尽管也曾腰斩,但累计涨幅超过20倍,与此相比,人均GDP增速不到房价一半,许多年来,香港前50大富豪,有一半都是房地产大亨。
但悖论的地方就在于,尽管房地产如此“昌盛”,可香港的房价却是新加坡两倍,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5平方米左右,远低于北上深27-33平方米,近45%的人住公屋,更有大量居民住在连腾挪转身都不便的“鸟笼”“棺材房”里。自1992年beyond主唱黄家驹出演《笼民》,至今30年,这一状况依然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房价永远不会跌”,香港人信,许家印也信,但2008年能在香港“锄大地”,2016年能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继续扩张,却未必能在2020年再度“任逍遥”。
04 
2020:结局
2020年,许家印62岁,媒体说他身家2310亿,是全球房地产首富,并将他选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之一。
但2020年对许多地产商和企业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年份。
这年,一个常年以D炮著称的人,被判了18年。他的朋友潘石屹,则正忙着出售SOHO中国旗下的资产,媒体的标题写“潘石屹真的要跑了”。
同年,王健林也忙着“断臂求生”,一边启动万达体育的退市,一边继续清偿海外资产,而受上半年口罩冲击,万达各项业绩也不太乐观,胡润富豪榜上他的排名,从第9直降为第30名。当然,这年最丧气的当数马老板,震惊四座的言论后,再没有然后。
这年,“该不该救楼市”这一议题上了好久的热搜,成了国民话题。直接的导火索,是口罩导致楼市低迷,但更为长线的理由,是许多人相信,依据中国楼市的钟摆规律,口罩之下没有理由不救市,比如1998年的房改、2008年后的四万亿,不都是如此吗?
实际上,“该不该救楼市”这一议题最早出现于2014年。那年,“去库存”的大背景下,楼市开年即低迷,然后就有了“涨价去库存”的利好。也是在此前后,敏感如潘石屹和奉行“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李嘉诚开启了“逃跑”模式,过分的小心让他们赢得骂名一片。
但站在2020年的当口,如果一个地产商还不警觉,那他要么不懂什么叫“时代的进程”,要么就是个十足的赌徒。不幸的是,许家印兼而有之。
而更不幸的,是这一年,所有赌徒都将花容失色:“每有大灾必救市”的规律没有应验,政府不仅强调“房住不炒”的原则不变,同时还添加了敦促企业化债的“三道红线”。
2020年,许家印虽依然顶着首富之名,但耀眼的头衔已遮不住他绝望的眼神。他始于2016年让恒大重回A股的豪赌,到了揭牌定胜负的时刻。
为了重回A股,他像2008年冲击港股一样,2017年不惜再次签下苛刻的对赌协议,拉来了1300亿战略投资。这些投资来源分三类,上下游供应商、长期合作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个人朋友圈,比如为他写下“许家印卓越且伟大”的正威国际老总王文银,以及与他喝交杯酒的苏宁老总张近东。
而2020年,恒大借壳深深房上市正式宣告失败。虽然截至9月,许家印就如当年香港“锄大地”,宣称解决了对赌协议失败触发的多数债务。但没有了2008年那样的“四万亿计划”,就算解除了暂时的债务危机,也无法重复昨天的故事。
茨威格说,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一瞬间的事。上面不再救楼市,根本原因是救不动不能瞎救,背后是居民负债、人口的见顶,客观规律使然。
2020年,任职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曾撰文呼吁放开三胎,而第二年相关政策就出台了。但也是这位经济学家,向许老板提出不宜盲目向汽车、矿泉水等领域多元化扩张的建议后,被教育“格局不够”。
回A股失败仅一年后,2021年9月,恒大宣告暴雷,总负债2.5万亿,一夜间,许老板从首富跌落为“首负”。
2.5万亿债务,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震惊了寰宇,吓傻了老乡。
遥想上世纪80年代初,许家印上大学时最奢侈的事,是在学校旁边吃上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就为这一毛钱,他的恩师倪国巨还批评他:“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这么贵的东西!”
他自幼丧母,由奶奶抚养长大,经历过最穷苦的底层生活,常年吃糠咽菜、衣不蔽体。媒体经常用“刺骨的贫困”来形容他的幼年。这词来自宋朝诗人宋氏写的《鬻庐》:“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说的是天台宋氏本来很富,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把房子卖给邻居。
恒大暴雷后,他为躲债自肥上演了一幕幕狗血剧,跳楼传言、高管失联、技术性离婚、家族分红套现、境外破产、自购公司债券……直至2023年9月28日涉嫌违法犯罪,被正式批捕。而最新消息表明,2019-2020年间,他虽然戴着首富的花帽子,却已经干上了虚增利润、财务造假的不齿勾当。
2018年12月,许家印回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老家,乡亲们像迎财神,众心捧月、前呼后拥。许携妻子丁玉梅,考察了捐资10亿建的学校、医院,探望老师,回老宅吃了忆苦思甜饭,还给每户村民发了3000元现金,并慷慨承诺再捐2.5亿扩建“家印高中”。
谁能想到,仅用了三年,曾经的辉煌烟消云散,如黄粱一梦。他被抓后,有人立即将他的照片从“杰出X友”墙摘了下来,而他曾为该X捐出1个亿。与此形成对比,许在老家的祖宅、祖坟和功德碑,却被村民们自发保护起来,他们说:占了他的光,要感恩。
——只是无数因恒大暴雷而倾家荡产的业主、供应商和理财投资者,怕是欲哭无泪,想S的心都有。
1974年春天,寒意料峭,积雪未融,16岁的许家印与堂哥,将石灰、煤炭、大米和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倒腾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微薄的差价。当时,倒卖生意并不合法,容易招来打击,但这却是他最早的商业意识启蒙。
多少年来,传记作家们总喜欢拿这段往事,证明“许老板打小就有商业头脑”。
何止从小就有商业头脑,暴雷前,他还是舆论眼中“最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2019年,网上一篇跟帖这样赞美他:郭嘉需要扶贫他扶贫,郭嘉需要海外撤资他撤资,郭嘉需要足球他投入巨资搞足球,郭嘉需要排球他将远在美国的郎平请回国。而他本人也曾公开表态: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郭嘉给的。
2019年,70周年大庆,许老板受邀登上城楼观礼,这是他笑得最灿烂的时刻。媒体给他戴上首富的花帽子,但他实际更想拥有一顶纯色的红帽子:
外出时,他喜欢乘坐老干部风浓郁的考斯特中巴,接待来访者时,庞大的会议厅里主客居间、两边随行旁坐的格局,总给人一种威严的压迫感,而拥有红色刊头的《恒大报》,怎么看都像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山寨版。
商场上,许家印是出了名的杀伐决断,背着高额的负债豪赌依旧笑面春风,但某些庄严而特殊的场合,他的身段又显得那么卑微而恭敬。16岁那年的倒卖生意,与其说给了他最早的商业意识启蒙,不如说让他学会了恭敬——至少面上如此。
有段时间,人们喜欢将许家印与胡雪岩类比,但就像媒体用“刺骨的贫困”形容他的幼年,这当代胡雪岩的名号更像在骂人。登上城楼的2019年,许家印一边享受着自制红顶的高光,一边已经在财务造假的不归路上狂奔。
他说郭嘉给了他一切,可他留给郭嘉的却只有债务的一切,他很有手段,可以搞定张近东、马云和郑裕彤等巨富大佬,他也很虚妄,错把时代的赏饭吃当做他天才的回报,当然他更卑微,私心的嘴里不得不喊着感恩时代的正能量。
余论
2019年,与满面春风的许家印截然相反,同为地产商、新城控股的董事长王振华,算是跌入了人生的最谷底,因涉嫌猥亵儿童罪,他以最丢脸的方式进了局子,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但讽刺的是,当2024年许家印被指控财务造假之际,即将出狱的王振华反成为许多地产大佬羡慕的对象。
这五年来,地产界风云突变,王振华个人财富从最高峰430亿缩水至72亿,但至少公司没有暴雷,且债务因其入狱没有进一步扩大,是少有的债务可控的头部地产公司。与之相比,碧桂园、融创、世贸、阳光城、恒大,哪一个不在高额的债务中焦头烂额?
这一幕让我想起1980年代末,市场遭遇“倒春寒”,被视为个体户标志性人物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因某些罪名入狱,包括李书福在内的一大批私营企业主,纷纷将企业献给了地方,只求“破财免灾”,那时的财富犹如烫手的山芋。
2008年,因为频繁的矿难,暴利的煤矿行业,掀起了猛烈的整改,许多未能达标的煤炭商只能黯然出局,并不情不愿地将亿万资财投入当时尚属低迷的房地产,可没想到仅仅数年后,煤炭行业进入长达10年的寒冬期,而房地产却进入高涨的好时代。
时运倒转,莫测难辨。正如电影《活着》的主人公福贵,赌场输得身无分文,却意外躲过一场运动,从而侥幸地捡了一条命。
一喜套一悲,一悲带一喜,这就是人生,大肠包小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时代,你我皆刍狗,无常即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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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中国地产首富真相,魏昕、廖小东,新世界出版社;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卜凡中,浙江大学出版社;香港产业为何“失去十年”?根源找到了,澎湃新闻;房地产绑架的香港经济,检察风云;全球房地产,夏磊、任泽平,中信出版集团;野蛮生长,冯仑,中信出版社;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吴晓波,中信出版社;地产是部金融史,黄立坚,中国法制出版社;金融危机十周年|图说“四万亿”,辛圆、初彦墨,界面新闻;拉动内需:以1998年的经验为鉴,21世纪经济报道;高考扩招之父”汤敏:大学扩招扩错了吗,知识分子;1998年扩大内需:不可忽视的综合症,蒙令华,财经文摘;许家印的十年:从亚洲之巅到身陷囹圄,张从志,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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